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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致夏景凡的一封信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15日        版次:RB07    作者:龚明德

    夏宗禹著《随缘集》。

    龚明德 学者,成都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印行的《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是三卷书信的最后一本,该卷第二百九十七页有巴金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致夏景凡的一封信,全信如下。

    宗禹兄:

    来信收到。我生活忙乱,未能早写回信,甚歉。《寰球》稿费因该社无正式负责人,说要等朗西来接洽,朗西来沪数次,不便请他代为接洽,我的稿费也无下落。这笔账只好挂在朗西名下了。木刻发表剪样寄上,请查收。这次寄给我的遇有方便地方,当为介绍出去。请勿念。我还好,蕴珍和孩子都好。近来写文章不多,长篇至今未写完。您呢?生活好吗?什么时候回到下面来?祝

    好!

    芾甘

    九月二十二日

    受信人夏景凡一九九五年五月下旬去世后,其女以他之另一名字“夏宗禹”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在华夏出版社印行了一部实为“夏宗禹与友朋往来书信选”的排印本《随缘集———夏宗禹书札》。就在这书的第一百六十四页,也收有与上录文字完全一致的该封巴金书信。

    细细阅读,总觉得巴金书信中的“朗西来沪数次,不便请他代为接洽”在语意逻辑上有问题,构不成一种前因后果的连接。按照常识:“来沪数次”,正好“请他代为接洽”。在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中,晚年大力倡导“说真话”的巴金,四十岁刚出头的壮年时期会如此吞吞吐吐地说话?

    很偶然地,在成都送仙桥旧书地摊上用五元买下了一本“北京匡时2013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印制的一本拍卖图录,名为《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该图录图版第五百号是含有上录巴金书信的两通原件手迹的彩打缩印全文,终于见到了这封信真正的原貌。

    被我疑为语意逻辑连接有问题的“朗西来沪数次,不便请他代为接洽”,手迹上是“朗西来沪数次,又作要人状,不便请他代为接洽”。《巴金全集》第二十四卷和排印本《随缘集——— 夏宗禹书札》,两本书都统一行动地删去了“又作要人状”和其后的逗号,甚至又统一行动地不仅没有注明是谁删的,连删节号即省略号也不加上,就这么无声无迹地把本来语意明确的句子弄成了不通的句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是不同的出版社不同年龄段的编者都如同执行号令必须这般地保持着“高度一致”?说来当然地真是话长,但话长也得略略说它一下,至少得把这封巴金书信读个明白才好。

    不必去找秘存的档案史料,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公开印行的由巴金胞弟李济生所著《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就有一段相关文字可供参阅。此书《巴金忆“文生社”(摘录)》中最后一段“摘自《六人》后记”的巴金文字,即可表明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主要创办人吴朗西两人之间在那个时段的紧张关系:

    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有那些书,和那些书的著译者和读者给我作证。)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两三个自以为了解我的朋友这三年中间就因它不断地攻击我,麻烦我,剥夺我的有限的时间,甚至在外面造谣中伤我,说我企图霸占书店。我追求公道,我举事实为自己辩护,我用工作为自己伸冤。然而在那些朋友中间我始终得不到公道,始终争不到一个是非。

    巴金译著《六人》的《后记》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写的,再后来的该《后记》重新排印就没有上录一段了。多谢李济生从旧书上原文抄录,省得我们去查找。

    一九八五年前后两三个年头,在巴金的亲自指点和关照下,工作之余我为他弄了一部《巴金书简(初编)》,一九八七年十月该书由我当时供职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由巴金准允由他人搜编公开印行的巴金书信集。在抄录整理的过程中,巴金自己动手删去了事涉他与吴朗西的不少字句。我最后看清样时,严格依据书信手迹原件对照巴金处理过的文稿,凡他删去的,一律补加省略号并注明“巴金删”。

    巴金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还专门写了一封不短的书信给我,谈到删节问题:“我在有些旧信中作了些删节,请照办。过去写信时骂过人,议论过事,并不都是自己对,即使是自己不错,我也不愿多伤害别人。我估计五年后可出全集本书信集,那时我大概闭上了眼睛,不需要作删节了。”

    巴金写给我的这封信,已收在《巴金全集》中,但不是我提供的手迹,可能巴金嘱咐代他交邮件的人封信前抄了一份。巴金说得很清楚:当年信中骂人的话、议论事的话,如果“伤害别人”了,可以删去。言外之意,史实是不可以删节的。说吴朗西“又作要人状”是描述性质的语言,最好不删,一定要删也得用省略号表示。这,是对史实文献类的原始书信手迹的应有敬重,说是必须遵守的史实基本道德也不算过分。

    巴金写给夏宗禹的这封谈及吴朗西的书信手迹,除了上述的拍卖公司编印的拍卖图录中有图片,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印行的特大宣纸线装手迹本《随缘集》第十三页也有,不过为了节省成本把信笺四周的红色铅字都去掉了,内文倒是丝毫没有改动。

    回到巴金致夏宗禹这封书信本身的内容,首先就是巴金气鼓鼓地诉说对吴朗西的不满。“《寰球》稿费”是指巴金把夏宗禹转来的木刻家尚莫宗的画作介绍给《寰球》发表后该付的画酬。为什么“要等朗西来接洽”,因为《寰球》只出版六期就停刊了,该刊主事者是吴朗西的亲戚,画作也是请吴朗西转去的,但被迫在南京另谋事业的吴朗西正跟巴金闹矛盾,虽“来沪数次”,鉴于“又作要人状”不理睬巴金,巴金也不愿屈尊去搭讪吴朗西,本来也是琐事嘛,……巴金说的“我的稿费也无下落”是指他这封信尾所讲“至今未写完”的“长篇”《寒夜》头四章在《寰球》发表的“稿费”也没有得到。——— 总之,“这笔账只好挂在朗西名下了”!书信后面的内容,都是日常事务,不必细考。

    巴金与吴朗西合力打理吴朗西夫妇等人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有十二三年,但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他们彻底闹翻了。事情的起因,就我看到的材料,是巴金用各种有效手段逐步挤走了吴朗西之后,在本来以“巴金”传世笔名为“总编辑”的同时,又宣布以自己的冠姓之字“李芾甘”任总经理、以家谱辈份原名“李尧棠”为“董事长”,不久又专函通知以自己的别名“黎德瑞”为“发行人”。———这个声名很大的民间私立性质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起的三年多时间中的四个要职,其实全是巴金一人!下面各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巴金的族人就是巴金的诸如干女儿之类的亲信。

    如此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巴金这边的人于一九五一年春向外发表了《我们的呼吁》,对吴朗西“颇多污蔑”。吴朗西被迫印了二十页的三十二开小册子《巴金与文化出版社》,据实公布了巴金的作为。这本小册子刚散发不足两天,巴金就有了强烈反应,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重印的罗淑译《何为》的《再版题记》中愤怒地公开宣告,说“我手边正放着昨天收到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先生私人印发的攻击我的小册子”。

    仔细读了吴朗西的《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本“小册子”,我觉得吴朗西毫无“攻击”巴金的意思,他仅仅是“摆事实”,连“讲道理”都没有。奇怪得很,无论是巴金的胞弟李济生,还是专事研究“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公开出版了的相关博士学位论著,都只字不提关键文献《我们的呼吁》和吴朗西《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绕来绕去都是在维护所谓的巴金的“正面形象”。从网上文字得知,这些维护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史实言说领域中巴金的所谓的“正面形象”的人认为:巴金和吴朗西晚年已经和好,作为研究者,求真的同时更要求善。哎呀!何来这方神圣呀……

    我想,连夏宗禹的后人编选她父亲与巴金的书信来往,都可以随意删去巴金书信中的字句而不用省略号、不加注文,难道巴金生前的文字真有见不得人的内容吗?连生前以八九十岁高龄带血呼喊强调“讲真话”的巴金,他的生前的文字也要被人为隐去一些真实,这该是怎样的悲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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