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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位置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15日        版次:RB04    作者:陈嫣婧

    《我的朋友堂吉诃德》,徐则臣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版,定价:32 .00元。

    延伸阅读

    《耶路撒冷》,徐则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版,定价:39 .80元。

    陈嫣婧 自由撰稿人,上海

    看完徐则臣45万字的大部头《耶路撒冷》,再进入他的短篇小说,会有一种突然飞起来的感觉,那些文字变得轻盈了、灵动了,仿佛有了立体感。在《我的朋友堂吉诃德》的后记中,徐则臣坦言将长篇的叙述模式转换成短篇时所遭遇的困难。确实,体例的不同对小说家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长篇考量的是思维的深度,叙事的广度,乃至是写作者注意力和体力的强度,《耶路撒冷》是综上一切的结晶。而短篇的要求就简单得多,概括一下可能就两个字:节制。节制需要取舍,需要掌控,所以短篇也就可能是人工斧凿痕迹最明显,亦即对写作技巧要求最高的那一类文字。

    印象中,徐则臣是一位对写作技巧的修炼甚为执着的作家,看过他许多谈写作的文章,但如果不结合作品看,你可能依然无法切实地掌握这些论写作的文章到底讲了些什么,比如在这个集子的后记里,他讲到的“断面”这个词。短篇因为篇幅所限,不可过分追求叙事的圆满,情节的丰盛,这是自然的,但叙事之圆满,情节之丰盛,却又是虚构作品写作的基石。故事都讲不好,情节也交代不清楚,那么作为一名小说家,你可能连基本功都没掌握,还出来混什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短篇小说是叙事作品的异类,甚至可称为虚构文学的反叛。

    然而,是否打破传统的叙事进程,或者打乱叙述节奏,就是“断面”了呢?徐则臣的“断”,究竟之于何处?从现有的文本来看,作者似乎并不急着抓住某个情节片段下刀,表面上,他的叙述仍然是连贯的,只是将它们分了层。在《露天电影》、《忆秦娥》、《养蜂场旅馆》等一系列小说里,他将叙事时间分成了进行时和过去时,而过去时,又被转化为某个叙述者的记忆,亦即被主观化了。通过这一分层,叙述的视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客观的全能的作者视角和主观的片段的人物视角形成复调,到底谁才是最终的叙述者?作者和文本中的叙述人到底哪个说了算?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这一复调最终将形成断裂,而这,就是徐则臣所谓的“断面”。

    《露天电影》和《养蜂场旅馆》不约而同地指向遗忘,《忆秦娥》与《逃跑的鞋子》则目标一致地展示了回避。可是,如果说秦山原尚能从孙伯让的逼问中回忆起自己似曾与孙妻有染的过去,那么到了《养蜂场旅馆》里的“我”,则似乎完全对自己以往的风流史失去了记忆,必须依靠他者(小艾、摇摇、录音机和磁带)的指证才能勉强拼接出一部分“事实”,当然如果这也能叫“事实”的话,那它仍然是被它的主人遗忘并且怀疑的。所以,徐则臣这一刀砍断的,并不是单纯的一部分情节,而是一条直接由叙述通往事实的逻辑链,通过分层和断面,他反叛了传统叙事的内部连贯性,将叙事的意义直接推进了自己早已设置好的情节的空白或茫然处。在那些似是而非,半真半假的空当里,情节的连续中断了,情节的意义产生了。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展现了70后一代人的心灵史,它表现的是一种道德迷惘、一种试图突围却总不得章法要领的悲愤,70年后生人的确比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更能体会这种精神上的虚无,世界在他们看来是总也抓不住理不顺的乱稻草。虚无是种什么感觉?也许就是徐则臣那一处处的留白给人带来的感觉。《忆秦娥》里汝方和徐七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的老海》里海生是否真的有意加害于“我”?如果把这些疑问都坐实了说明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现世的逻辑仍是清晰的,价值观也仍是明确的。可问题就在于坐实不了,面对一个事件的核心部位,作者和读者都无法给予一致的评判,也找不到一个统一切实的依据可以拿来使用,正如一个面对疑难杂症的医生,即便他学识渊博,很有经验,但现实超出了他的经验范畴,他的经验不够用了!所以在那些最关键的地方,我们仿佛只能感受到一阵风吹过空落落的胸膛,抽走了我们理想中的精气神,却不知该拿什么来填塞。

    可是,文学作品究竟还是需要精气神的,即便虚无,却不能就此堕入犬儒,昆德拉与加缪终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在许多地方相似。同样的,写短篇的徐则臣,也并没有减弱他对人的精神维度的提拉,我将其称之为一种源自于个人主义的“执念”。如果说《耶路撒冷》里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展现一代人精神层面的现实状况,那么他的短篇则更直接地勾画了当代人灵魂可能达到的理想高度,以及为此而应付出的代价。在他的很多作品里,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一些幽灵一样的人,他们隐没在记忆的深处,被遗忘在真实的角度,他们为了自己而坚守着某种笨拙乃至愚昧:《露天电影》里的孙伯让,《忆秦娥》里的汝方,还有《我的朋友堂吉诃德》里的老周。他们共同守护一份悲情,它矗立在惨遭毁灭的现实肉体之上,矗立在被一再打击的世俗生活的废墟之上,它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来实现,甚至用生的意义来交换,却仍然可能遭遇失败。

    老周是这个小说集里最让人动容的人物,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与现实永永远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关系。现实的人在遭遇挫折后将罪责推给胸怀理想的人,理想主义者不在乎,他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准备,可当他到处碰壁头破血流并最终被迫向现实屈服时,他闭上眼睛等待着理应来临的毁灭,意外得到的却是世俗的好处。理想的悲情,即在于它面临的往往不是一个具象的敌人,他无法用普希金的方式,通过决斗来成就自己。理想与现实的深层关系绝不是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势均力敌,理想只是一叶被海水包围的孤舟,只有把自己也变成海水,它才能自救。

    徐则臣的小说忠实反映了英雄主义时代的彻底终结,所以他笔下的“英雄”都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面容模糊的胆怯力微的人,作者将他们置于历史的反面,因为理想之花将开于潮湿阴暗的泥泞之处,而这,想必也是文学应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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