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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可以抱团,除了流亡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15日        版次:RB04    作者:黄夏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著,郭晓晶译,译林出版社20 15年10月版,定价:48 .00元。

    黄夏 自由撰稿人,上海

    马洛伊·山多尔也许是把“流亡”阐释得最深刻的一位作家。一战消灭了山多尔家族承继了好几辈的贵族生活,二战则终结了父子两代经营的市民生活,尽管这种生活为他一再背叛和逃离。而在二战最艰苦的岁月中,他就已然预见到一个更大的破坏将要来临:“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光就要熄灭”。1948年,山多尔离开了局势严峻的匈牙利,流亡海外。彼时对他来说,匈牙利语,而不是讲这个语言的国家,才是他唯一的归宿。

    长篇小说《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就是山多尔半生流亡心境的写照。小说共分三卷,《真相》(1940)、《尤迪特》(1949)和《尾声》(1979)。这三卷由四个人物的独白串联而成,地点分别是匈牙利、罗马和纽约,时间则为一战之后到50年代初近三十年,其中历经法西斯横行、布达佩斯围城战、苏联占领以及战后匈牙利政治重组等重大事件。

    多声部的写法一方面通过人物不同的身份背景反映同一事物的不同面貌,破除单一价值观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也有接力讲述和补充他人不可能讲述的故事,起到衔接情节的作用。比如,我们从彼得的讲述中,得知伊伦卡向女友倾诉心曲后,该女友转眼就上了彼得的床,惹得彼得感念前妻旧情的同时,也叹息女人间的友谊是多么奇妙。又如在尤迪特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伊伦卡的母亲原来正是彼得一家的“专业”洗衣妇,由此,同为市民阶级但夫妻间的话却说不到一块儿去的这个梗,终于被找到,在拉尤什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尤迪特与之相恋并死在了罗马,而失踪日久的彼得则现身他在纽约当酒保的酒吧中,并受到他的粗鲁对待。表面来看,这本小说讲了几组三角恋的故事,其实不然。爱情只是其一,更深层次是形式各异的“流亡”,甚至可以说,爱情也是流亡的表现形式之一。伊伦卡爱丈夫,但彼得的心思完全不在她那里,她活得仿佛是一个流亡在自己家中的外人,嫉恨交加地想象婆婆、丈夫和尤迪特所组成的另一个家。尤迪特的流亡则兼具爱情和政治两方面。她不爱彼得,而爱彼得的作家朋友拉扎尔,她追随后者的足迹奔赴罗马,找到的却是他的遗骸。拉尤什是音乐家,从乡村跑到首都做酒吧鼓手,国家保安局却招他做密探,逼得他远走他乡。他爱尤迪特的身体但更爱她的钱财,尤迪特死后他移民纽约,在拜金的物欲世界中,迷失了自己的人生、音乐和艺术。

    这就是所有流亡者共通的命运:他们都丧失了家园,但其各自的家园并不彼此共通,没有一条神秘的小径可以在两者之间相连,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他们临时抱个团、取个暖,倒有很多额外的因素从中作梗:文明、阶级、财富、性别……这些冲突成为山多尔大多数小说的主题,也使其文字别具一种独白式的挽歌气质。其独白让人们那交织了爱情、友谊、背叛和阴谋的内心,反射一种莎士比亚悲剧的奇特光谱。他们复杂的灵魂,在山多尔手术刀一样的笔尖下,如剥洋葱那样一瓣一瓣展现出异常丰富的质地。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最能体现这种奇特光谱的人,是主人公彼得。山多尔曾在另一部小说《烛尽》中写过这个人物,只是在这本书中,他将之一拆为二,由两个价值观迥异的人来分担这个人物的命运。他们一个是奥匈帝国将军,帝国在一战中崩溃后,他仍将帝国时代那个恪守秩序、荣誉和尊严的世界,视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另一个人则是平民知识分子,热爱艺术和自由,所谓贵族的纪律和尊严在他并无多少意义。

    而在彼得身上,山多尔将他们合而为一,让他聚焦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只不过这些冲突换了个语境,从“贵族生活”转移到资产阶级“市民生活”,但依然上演着传承与断裂、秩序与激情之间的对决,且这样的对决更为惊心动魄。市民生活的刻板严谨让彼得深受抑郁之苦,而从“专业”洗衣阶层升到市民阶层的伊伦卡则忙着将市民生活的那一套囫囵吞枣,更是令他义无反顾地投向尤迪特那“清纯而野性”的怀抱。但他又害怕后者的野性会荼毒市民生活中那些高贵的东西,他后来赶走了她。

    如果从世俗层面来看,彼得就是一个“喜欢偶尔偷腥但不想连累好生活”的渣男,但从精神层面来看,他是一个力图在价值观分崩离析的世界中保持精神独立的“荒原狼”。所谓“市民生活中那些高贵的东西”,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而是伊伦卡只识皮毛却不得精髓,尤迪特苦苦探究但功亏一篑,拉尤什嗤之以鼻又为之吸引,在我则既觉荒唐可笑又感到强烈震撼的,那种看淡人世一切灾难、在围城饥荒中坚持减肥、在满坑满谷的尸臭中仍透出一身甘草味,隐藏得极深“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革命家能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东西。”

    或许,它就是如作家拉扎尔所说的那种东西:“所有这些小小的口味,连同每一份精妙和伟大,形成了这份混合物的共同芳香,它的名字叫文化……它会毁灭殆尽,即使组成它的零件保留下来,但是拥有文化自觉的那类人已经消逝了。”彼得的悲剧恰恰在于他那如“条件反射”一样的文化修养,是由市民生活的严格训练滋养而成的。他既痛恨它,又离不开它。他既是叛逃者,也是它最后的守夜人。如今,他成了时代的孑遗,夹在战后破碎的许多个世界之间。

    与E.M .福斯特致力于通过调和种族、阶级、两性实现异质人事的“连接”观迥异,山多尔笔下的流亡者既不能与他人抱团,也无法跟自己和解。正如其在自传体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中所说的,山多尔秉持的写作理念是挖掘和表现“在普通人的命运和苦难中属于自身个体的独特内容”,这就意味着别人的解药(尤其是福斯特这种过于理想主义的解药)对他来说不仅完全无用,可能还是致命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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