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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的“云中锦书来”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1月12日        版次:RB03    作者:遆存磊


    《存牍辑览》,范用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9月版,65 .00元。



    延伸阅读

    《爱看书的广告》,范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9月版,38 .00元。


    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北京

    “由于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与文人作家交往,积存了一批书信。今选编一卷付梓,不过十一,亦雪泥鸿爪也。”这是范用生前为《存牍辑览》写的小序里的话,十一略数,自两千多封信里,选出三百七十五封,果真是“泥上偶然留印爪”,遗泽犹有温度矣。

    范用是书痴,因之,我觉得与其择选这些信件的标准,汪家明的推测是有道理的,“与自己感情深笃或趣味相投,是范先生选择和抄写的助力。陈白尘选了十六封,萧乾、楼适夷各选了十二封,三位是范先生亲近敬爱之人,黄裳选了三十九封,唐弢选了三十五封,姜德明选了十五封,三位都是藏书家,是‘书痴范用’的书友,‘毛边党’同好”,等等。晚年的范用,一笔一笔地抄录着这些信件,想来是回忆,更是慰藉。范用在出版界的地位,使得其“存牍”涵蕴着太多可贵的材料,太多文化人的纸上音容。

    我们现在看到的《傅雷家书》,序是楼适夷写的,而读楼致范用的信,最初的想法是想请钱锺书来写,或范用执笔,当然,都未成为现实。钱锺书虽与傅雷家颇熟,但他很少为人作序,未应承是意想之中的。楼适夷是出版这些家书的提议者,整个整理过程的督促者,写序的确比较合适。

    而老一辈人的某些“轶事”,如萤火,虽星星点点,却也是值得记录的。叶圣陶为读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连写两封信,且商榷,“排这类古东西,用繁体有方便处,但是全用繁体太麻烦,排版时间一定很长。能不能定个体例,哪一类字用繁体,此外全用简体”,老人对文化出版的拳拳之心可见。张伯驹对有人欲从事红楼梦研究,直言道:“《红楼梦》依我看不过数年即无话可说,我劝其仍回出版方面工作”。黄药眠要出文集,关于批胡风的文章如何处理,请示过周扬,“他认为删去不妥,因为这是推卸责任。原文如此就是如此,应该保留,但应该在后面加注,说明自己当时认识有错误,应向胡风同志道歉云云”。陈白尘谈《干校六记》,“港刊文章与美国华文的《中报》所载一文,均与《六记》并论,日本《每日新闻》一短评亦同,而且均对臧公大不敬,恐非偶然也”。柯灵谈周木斋,“鲁翁一言兴邦,受之者终身受用,津津乐道;而一言丧邦,往往使受之者沉冤莫白,鲁翁当然不负责咎,而持平求实,责任在后人,您以为然否?”这其中的许多言论,若非书信,作者大约不会说的,我们自然也无缘得见。

    于一些书的出版,来往书信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或非其他文章所能比。如黄裳在三联出的一系列著作,在与范用的通信讨论中,有许多细节是有意思的。本拟名《珠还集》、《富春集》的两本书,后正式出版,乃《珠还记幸》和《山川·历史·人物》;二〇〇九年出版的《来燕榭少作五种》,却原来早在九十年代时黄裳即与范用商量重印,但“此书均由你编入三联计划,然终遭退稿”,延宕这许多年,后终出版,因后来的书信未入编,原因则不明了;还有颇受诟病的《银鱼集》封面设计,如今在黄裳的信中看到相关的探讨:“寄上一本《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其中第八十二条有三条鱼,颇古朴可喜,是否可加以利用。或制一满版作衬底,或作为上下镶边,各安排一长条,或仅用一条。”这令人有些疑惑,因成书后的封面虽不能确定是用作者提供的拓片,但构思其实是近似的,其间具体细节如何,尚待探知。《来燕榭书札》是黄裳的书信集,他亦有谈及,“《书简集》约年底出版,致兄信中有涉及三联及《读书》之微词,他们认为不妥,已删去”,范用大方,倒是录入了一些,可与《来燕榭书札》对读。

    另如唐弢的《晦庵书话》。此书北京出版社初版,名《书话》,三联乃重出,改为《晦庵书话》,增补“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国内未发表的《书城八记》八篇”,“解放前写的书话选录一部分”。通信讨论甚详细,对于某些篇章的去留,如“君实同志原来拟去的《玉君》两篇,《朝华小集》一篇,我已坚持恢复过来,因为实在舍不得两书的封面插图(很难见到),内容不恰当的部分已改正”,“《毛边党与社会贤达》及《班敦马来由》,后一篇内容只讲马来民歌,前一篇这次未再重读,君实同志说不合目前潮流,我想去掉就去掉吧。您主张恢复,不知内容有妨碍否?我已记不清了,请您仔细考虑一下决定即可,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从如今的《晦庵书话》来看,后两篇文章是保留的。《毛边党与社会贤达》里说:“我也是毛边党党员之一,购新文艺书籍,常要讲究不切边的,买来后亲自用刀一张一张地裁开,觉得别有佳趣。”为何当时的责编想去掉,大约就是这样的闲情逸趣不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潮流吧,而范用主张留着,显然是书痴的毛边情结在,欲张扬之而后快。

    而董桥的书在三联的出版,从通信中可见其曲折。两人早在八十年代即交往,赠书赠藏书票,见得书痴之缘分。《读书》刊发柳苏的《你不能不读董桥》,继之,三联推出《乡愁的理念》、《这一代的事》,列入“读书文丛”,不过,这两本都是篇目有所调整删减的,形格势禁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从信件中知道,范用还想印《双城杂笔》,董桥认为乃早年稚嫩之作,婉拒。多年以后,董桥在三联出了一套自选集:《从前》、《旧情解构》、《品味历程》。

    夏衍曾说,“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他是在交朋友”。范用交游之广,自这些书信中即可看出,确令人赞叹。能如此,绝不是一个行政官员可为之,只能是出于对书的热爱,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怀(“看到好的稿子,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看”),不仅慰藉了他的梦想,也为出版史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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