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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制造”了大革命?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01日        版次:GB13    作者:黄夏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法国)罗杰·夏蒂埃著,洪庆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版,定价:38 .00元。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英)威廉·多伊尔著,张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 0 9年8月版,定价:30 .00元。

    黄夏 自由撰稿人,上海

    在传统观念中,启蒙思想一直被表述为法国大革命的“先驱”和“指导”,换言之,大革命是由启蒙思想发动和推进的。法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莫尔内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1933)一书堪称这一观念的集大成者。但在当代史学家罗杰·夏蒂埃看来,“字纸战胜权力”不啻为美妙但不切实际的臆想。他认为,我们以革命事件为出发点,回溯性地阅读启蒙哲学著作,并赋予这些著作明确的先导地位,是可疑而危险的。

    质疑启蒙思想在大革命中的意义,夏蒂埃不是第一人。伊波利特·泰纳就曾把大革命的起源推溯到启蒙运动之前的“古典理性”,使之衔接于法国政治和文化传统本身。托克维尔虽然肯定了启蒙运动的意义,但也揭橥其为“民众以上所有阶层共有的精神”,而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以此破除了启蒙运动与专制制度必然对峙的神话。

    相较于上述思想家就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关系的琐碎评论,夏蒂埃在其《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中的论述就系统、严谨和细致得多。他认为比起狭隘的“思想”,以更为宽泛的“文化”概念来探讨大革命的成因更为剀切。因为文化社会学“不再想去了解革命事件是否已经存在于宣告之、预示之或召唤之的观念当中,而是探索让旧社会政治秩序如此迅速而彻底毁灭变得可辨识和可接受的信仰和情感的变化”。

    因而,《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的看点主要在于:启蒙思想对大革命是否具有如以前我们被告知的那种决定性的意义;如若不是,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大革命的发生。

    夏蒂埃首先通过分析启蒙著作的传播情况,来探讨这些著作在群众中的影响。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破巴士底狱。这座国家监狱当日只关押了7名囚犯(其中一人即为以淫秽著称的萨德侯爵),而在储藏室里,则堆满了被禁的书籍。人们发现,哲学家们的著作,与大量色情读物、政治诽谤和丑闻类的小册子比邻而居,同声呼气。

    夏蒂埃评论道,哲学家和小册子作者的作品,“被划归为一种特定的类群,对应于政府对之禁绝所激发的期待以及抗命或违法的冲动诱惑”,也就是说,读者对这类书的兴趣大致趋同,原因只在于被禁而非它们是启蒙哲学。况且,为吸引眼球、多赚点稿费,许多哲学家也采取低俗文学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或插科打诨,或造谣诽谤,或掺入黄段子。这种“形式和主题上十分自由的转换交流”,强化了“哲学书籍”被禁的印象,实际上,它们并非因哲学被禁。

    其次,夏蒂埃对这类作品是否真能改造人的思想,作出了保留意见。因为,受众毕竟不是软蜡一块,任人捏塑。人们会以自发的道德意识抵制淫秽作品,也会对层出不穷的流言谤文见怪不怪,不予轻信。至于哲学书籍,其读者群既小且分散,何况,还受自身阶级背景的影响。事实也证明,当革命发生时,“拥有相同哲学读物的读者,在面对革命事件时所作的选择高度相异”。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参与革命,甚至极端厌恶革命。

    再次,夏蒂埃对专制政府必然敌视启蒙思想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发现,在整个18世纪,对违禁书籍的处理,立法趋严但实践中的操作则灵活多样。审查机关既把一批作品列为禁书,又允许它们私下流通,这种奇特的情状以图书出版“默许”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具体做法是,审查官觉得有必要让一本书通过审查,又不想明确表态,于是以“默许”方式告知书商可以出版,但要秘密进行,并知会警察机构装不知道。一俟国王和教会有所反应,则立即通知书商销版走人。《百科全书》就是以这种方式两次逃过劫难,在第一次查抄中,狄德罗干脆“把他的半个书房都送到了那位下令查抄的人家中”。

    审查机构在违禁书籍的处置上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呢?夏蒂埃分析原因有二:一是经济上的:禁书政策百无一用,只会令被禁作品(包括那些本来没有任何流通价值的作品)声名大涨,以至私印横行,肥了国外书商的腰包而损害自家书商的利益。第二个原因更重要,那就是审查机构认为自由出版有利于国民智识的发展,他们深信“一个只读政府允许发行的书籍的人比他同时代的人几乎要落后一百年”。比起哲学书籍撼动专制政权,审查机构更担心的是查禁政策会危及法国国家在整个欧洲的竞争优势。而1792年革命当局从流亡贵族那里查获的书籍也证实,统治集团并不敌视启蒙哲学,路易十六的私人读物中便有孟德斯鸠、伏尔泰、高乃依等人的著作。

    在综合上述论点后,夏蒂埃总结说,“认为哲学著作在促进法国社会与君主制离心离德方面取得无可争议的成功,可能是冒险的。”他进而指出,启蒙思想的“神化”始自1791年革命政府将伏尔泰遗骸迁入先贤祠,日后,各种政治势力对启蒙与大革命的回溯性重构将愈演愈烈,以为自己的合法性“背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革命“制造”了思想,而不是相反。正是革命赋予某些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

    在祛除了启蒙思想在大革命中的魅惑性之后,夏蒂埃从教会分裂导致宗教权威式微、农民因国王横征暴敛而发起抗税暴动、城市工人为争取劳动自由而组织罢工和诉讼、文艺沙龙和期刊发展不受政府和学院管制的独立批评等领域,说明自18世纪初甚至更早时候起,新政治文化中的每一种模式,比之启蒙运动更早、也更有力地让人们的信仰与旧制度作出彻底决裂。

    《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是一种典型的“反辉格解释”式历史写作,亦即史家拒绝站在今日的高度上,在历史后果与某个“原因”之间建立单一、线性的逻辑链,而是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探讨各种潜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及其意义。如此,历史才会呈现其复杂性,而不至沦为按时代潮流,或按某个人、某个群体意志而动的“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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