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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抉微话知堂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1月01日        版次:GB11    作者:遆存磊

    《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肖伊绯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9月版,39 .00元。

    《民国斯文:1927-1967中国知识分子之殇》,肖伊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38 .00元。

    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北京

    “周作人研究”曾是“禁区”,几经波折,起起伏伏,近些年大致是“正常化”了。在这波澜不定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在作品出版、材料整理、文学研究、思想研究、翻译研究等诸方面出了许多成果,值得赞赏。不过出版及研究的广度及深度,远未到达穷尽的程度,仅在史料勾稽上,也是大有空间的,如新出的肖伊绯所著《苦雨斋鳞爪——— 周作人新探》,在索隐抉微方面,有些值得一说的东西。

    关于佚文,有一篇周作人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名为《新闻读者的苦口谈》的讲演(刊载于1935年12月《世界日报》),此文对了解其新闻传媒观念是很有益处的。不过讲演稿能否入知堂集外文,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不能肯定作者本人是否审定过此稿,若仅凭记录者的整理,其可靠性要打个问号。如鲁迅生平的多次讲演,亦有他人之记录登载报端,鲁迅看后弃之不用,因与自己的原意差异极大,不能承认,文集不收,《鲁迅全集》自然也不收。知堂的这篇讲演稿,虽读起来颇符合其口吻,但未有确定证据之前,也是要慎重的。

    另有一篇《世界日报》记者茜萍所写苦雨斋访谈记《小品散文家周作人》,长一万五千字,连载十三次(自1935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可谓篇幅不短的佚文。虽发现者云“是研究周作人1930年代中期思想转变的重要史料”,不过我读后,似并未发现多少新鲜的材料,多是老生常谈,可供参考不多。一是访谈记面对大众读者,平面介绍是其抹不去的特点;再有,这位记者未必深研知堂作品,她固然做了许多功课,但要说怎样深入了解被采访者的创作及思想,似还谈不上。更有不太好的地方,如这样的语句,“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要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方才觉得有意思”,这是知堂自己文章(《北京的茶食》)里的话,记者直接拿来,不做任何说明,不明就里的读者自然会认为这是记者的妙语,是不应该的。

    较能体现作者考据功力的,倒是对周作人一些名头不小的文章之钩沉。如收入《看云集》的《读〈游仙窟〉》,围绕这篇书评,作者索隐出一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界短时间内推出两个《游仙窟》版本的公案,有意味的是,周作人这篇书评虽以学术名义,貌似公允,其实却是“软文”,抬高自家参与校订的版本,打压另一版《游仙窟》(陈乃乾校订)。这番考据是颇有意思的,将习见的文章放回时代的背景中,立时现出另一种样貌,显然会增加读者的认知。

    收入《风雨谈》的另一篇《梅花草堂笔谈》,作者所做的考据亦好。以往多关注知堂此篇文章捎带回应了数年前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倒未必在意,而知堂此文的缘起,其实是因领衔这套丛书的“赞助校阅诸先生台衔”第一位,总要做些表示吧。“但一贯反对古文、一向针砭传统的鲁迅是肯定邀约不了的,而周作人的加盟与置顶,对于该丛书的文化影响力与营销效果却是等同的。因为如此一来,文学界、文化圈、公共知识分子里的论战就肯定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周氏兄弟及各自阵营,如果因此有所摩擦、有所交锋,这部丛书自然就成了争相订阅的俏货,自然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参考读物。”将文化人与商业出版并置在一处考量,复原原有的复杂文化生态,是有启发意义的。

    读《苦雨斋鳞爪》,亦可看到作者的研究心态,不仅文章指向明显,且多喜“卒章显志”。如,“奇特的是,至今仍有人为这位曾贯穿旧北大、北平大学、伪北大整个变迁历程的‘老教授’折服不已、追捧有加,不但要屡屡高举‘不要因人废言’的公理大旗,还更要以‘伦理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这种周作人自己发明并主张的,这样堂皇高深的理论,来为其投日事伪做‘大义凛然’的辩护”,“种种因喜好其人其文之故而为之翻案者、视若无睹者层出不穷,各种呼吁不要‘因人废言’者,各种无罪推论,抑或从所谓‘人性’高度来为其开脱者,都大有人在。在如此种种‘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观照之下的‘落水’疑案,始终有点云山雾罩、一说便俗的微妙境地”。这些话语,表面看起来似没什么,不过,细读之,却有许多值得探究的东西在。

    据我的视野所及,“折服不已”、“追捧有加”、“无罪推论”、“云山雾罩”、“一说便俗”云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在周作人研究界,如此草率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更何况类似于“层出不穷”、“大有人在”这样严重的论断。周作人落水一案,本无“非”处,这是研究界的共识,舒芜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本来是清楚的——— 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证据确凿,就是如此。至于说以‘伦理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为周作人辩护,不知具体所指,又如何辩护?我也是读过这方面的文章的,倒是重在剖析,力图进入时代的情境与周作人的思想流变之中,挖掘历史的本然。“抑或从所谓‘人性’高度来为其开脱者”,自人性的角度去研究本是一种方式,但一加上“所谓”二字及引号,显然变为讥讽,其实大可不必;“‘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观照之下的‘落水’疑案”,若说这个“疑”是指落没落水之疑,当然要驳斥之;但若是指落水已定,意欲探究是中原曲之疑,却是学术研究之本义,无可指责。鲁迅、胡适、周作人,可以说是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不同人生道路及思想途径的三个典型代表,而周作人的跌宕起落之命运,几乎无人出其右,其中隐含的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思想隐曲,可以引起太多人的思考,这也是近三十年来周作人研究重启、持续并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对他人生中的最大“跌跤”,“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之观照,恐即是理所必然,理所应当。

    对研究心态的辨析,并未否认作者钩沉史料的努力,只是因学术研究本应是客观理性的,不必有太多不平和的情绪掺杂其间。在对任何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研究中,其实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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