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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康德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25日        版次:GB14    作者:周运

    《康德全集》第四卷书名页。

    《康德全集》第四卷前衬页上的傅斯年题字。

    把国家图书馆的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全集》提出几册,发现《康德全集》第一卷(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I,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0,索书号B27531910),黑色精装布面书脊上有“Kant,Vorkritische Schriften I. Bibliothek von S.N.FU(康德,前批判时期作品第一卷,傅斯年藏书)”字样,而书后衬页有铅笔字“傅斯年”。

    这册《康德全集》是傅斯年买了未装订本,然后花钱请人装订的,当时德国出版社一般有装订本与未装订本两种,国图另一套绿皮脊精装的科学院版《康德全集》(十六卷十七册,1910-1923,索书号B2760P94)就是装订的图书馆版。随后提出第二卷(1912),精装式样一样,而第三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zweite Aufllage 1787,1911),前衬页上有一行钢笔字:中华民国十二年柏林,斯年。第四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1911)前衬页也有同样的钢笔字:中华民国十二年柏林,斯年。第五卷(1913)前衬页则是:斯年,中华民国十二年买装于柏林。其余第六卷(1915),第七卷(1917),第八卷(1912),第十卷(Walter de Gruyter,1922,北图改精装,后衬页有铅笔字:傅斯年),十一卷(后衬页二有铅笔字:傅斯年),第十二卷(1922,傅斯年装订本),第十四卷(1911,后衬页有铅笔字:傅斯年),我都一一提出来核对,而提第十三卷(1922)时,系统先说未找到,后来则注明破损,从时间和登记号上看也是傅的。第九卷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原藏,第十五卷以后都是平馆原藏。这套《康德全集》前面十三卷都是傅斯年的旧藏,前八卷和第十二卷还是傅斯年原藏的装帧式样。法欣格尔(Hans Vaihinger)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疏》第一卷,后衬页有铅笔字:傅斯年。看来傅为了学习康德哲学,也买了这部康德研究名著,他1924年还给来德参加康德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议的蔡元培寄过法欣格尔的著作(见蔡元培1924年12月19日致罗家伦的信,载《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版,第208页),而从蔡元培给罗家伦的信里,请罗帮买《假如哲学》和《康德研究》杂志来看,傅很可能给蔡寄的就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疏》。

    这十三册《康德全集》是傅斯年1923年6月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时所买,可见他对学习德国哲学有很大兴趣。而傅在1936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一文里回忆自己在欧洲留学的读书生活时却说:“当时我说所常读的是Henri Poincare,Ernst Mach,Karl Pearson,Bertrand Russell,此外如Max Planck,A.Eddington,J.H.Jeans,每出通论之书必买来一读,故既非甚爱美国之Pragmatism,尤绝不敢谈德国哲学(自然如Avenarius,Vaihinger等除外)……虽然我对于Mach读得不多,而Poincare也是我熟的,这一派的科学思想,真是科学思想,不是学究作论。于读英文书我加以能读德法文书,心智上受益实大。”(《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七册第21页)他没有提及自己对康德哲学的学习。

    傅斯年1926年8月17、18日致胡适信里说,他留学的成绩有三个,其中第二个是:“我当方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的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那[引者注:应为拿]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却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三十七册第359页)他到德国后放弃心理学与哲学的原因,罗家伦解释得很清楚,说傅到德国后,一方面受当时近代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因而去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是受陈寅恪、俞大维的影响,而回头研究中国学问和历史语言学(《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76-77页)。而傅1948年4月16日致赵元任夫妇信里解释说:“我在欧洲时代(前一半)本是一个crude materialist of the type of Physiologists,所以我对Freud大发生兴趣,对Watson的Behaviorism大发生兴趣,因为后来在德国之空气,其中包括当时吵闹相对论,使我这个uncritical atttude动摇,因为我后来觉得Freud是小说,Watson也是一种哲学。……于是积之久而成一个多多少少之Kantian,这是多多少少的因年岁而‘反动’吗?我以为以前是幼稚,是uncritical,用康德派说法是Pre-critical.”(《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三卷第1348-1349页)而他后来谈及留学经验时说:“然在外国之第一目的,固仍在求学。第一、语言,第二、通论(以广眼界),第三、工具(以便回国后应用),第四、目录学。”(1935年2月16日致王静如,同上书,第二卷第491页)显然自然科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彭加勒、马赫等人的通论性作品开阔了研究视野,而买书则可以学习目录学知识。这也确立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历史语言学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而傅所指的“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应该就是说的康德哲学。他在1928年中山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战国子家叙论》序言《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一节里说希腊哲学:“所谓哲学,都是一往弥深的希腊话。……德意志民族中出来最有声闻的哲人是康德,此君最有声闻的书是《纯理评论》。这部书所谈的不是一往弥深的德国话吗?这部书有法翻译吗?……而专治康德学者,还要惇惇劝人翻译不可用,只有原文才信实;异国杂学的注释不可取,只有本国语言之标准义疏可信。”(《傅斯年全集》,第二册第87页)看来这是傅的经验之谈,他不但亲自买了康德作品集,还买了“本国语言之标准义疏”的法欣格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疏》。至于为什么喜欢康德,他在1948年4月28日致赵元任信里解释说:“康德要结束哲学,不意从也(引者注:疑为此)出了许多哲学。十九世纪的over-growth,似乎早把他变成Philologie了,兼以他的文章‘高深’(即胡涂),更合Philologie的架子!于是居然有Kantphilologie,这不要寿终正寝吗,即是说只成historical interest吗?然而不然。……然后因为在德是看Naturphilosophie之书,先以为即可安于Poincare mad.(彭加勒痴)便可拉,后又觉应该多一点,又因看Einstein(虽然他自己反对康德),Jeans,Eddington等人之书,我以才对康德发了兴味。”(《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56-1357页)这就是傅斯年认为康德哲学就是康德训诂学的由来。

    傅斯年阅读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和马赫显示,他与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与分析哲学)源泉的某些主要思想相遇并受其影响。阿芬那留斯和马赫是经验—批判主义或批判实证主义的两大代表人物。而傅斯年放弃弗洛伊德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显然就是受了新实证哲学的影响。傅斯年也极端厌恶黑格尔及其学说(《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57页)。当时科学经验论的柏林学会主席赖欣巴赫(Hans Reichenbach)在爱因斯坦、普朗克、冯·劳厄的推荐下,1926年起在柏林大学任教。逻辑实证论转变为逻辑经验论,也是1935年左右在他和卡尔·波普的科学实在论影响下发生的,傅有可能读过他的书,或许还去听过他的课。傅在德国时想写一册《斯文扫地论》,其中四章分别是:“绝国故,废哲学,放文人,存野化。”(《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第101页)他对哲学(主要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恐怕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傅1940年7月8日给朱家骅信中除了批评国学外,还提出:“哲学一科自亦可有,但请注意一事:贵会补助各科,皆应以已成一种Wissenschaftliche Disziplin者为限,否则一阵紊乱耳。今日国内之哲学,要以有基础者为绝少,胡言乱道而自命为哲学者则绝多,一设此科,未必有补,而贵会徒然多事矣。”(同上书,第二卷第803页)哲学要以科学原则为基础,这不就是维也纳学派的共同信条:哲学应当科学化(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0页)。

    而且傅斯年说的“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很像卡尔纳普早期所提出的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句法问题,哲学就是句法方法的应用。傅有可能受过维也纳学派的影响,或许还读过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如他1948年4月16日在给赵元任的信里提到:“我在德国时,心中觉得logic与语言亦可连在一齐讲。回国船上,看Jespersen之Philosophy of Grammar,发生绝大兴趣,意思甚多,写了好多笔记(不知尚存北平否),以后便未再想。曾一年看到Carnap之书,觉得‘这个做法’,即把语言与逻辑合来,正中下怀,也未去看。今则看第一书后,我觉,logic与语言应打成一片。我对一切事发生intellectual curiosity,不为贡献,而为‘闻道’,正是东方哲学。”(《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49页)傅斯年看到的卡尔纳普著作,很可能是《世界的逻辑建构》(1928)或《语言的逻辑句法》(1934),抑或《哲学与逻辑句法》(1935)。而他1945年10月17日给胡适汇报北大情况时,提到哲学系的骨干教师里,有“约定之王君(维也纳学派逻辑家)”,“恐须增聘一位治当代哲学的,如治Russell,Whitehead者。”(《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七册第464页)这是他作品和书信里首次提到“维也纳学派”,这位“王君”应该指王宪钧,他1936年留学德奥,进修数理逻辑,在维也纳大学听过哥德尔“集合论公理体系”的课。1938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大教授数理逻辑,联大终结后,继续在北大开设数理逻辑的课程,不过他最后并没有来北大,而是在清华任教。傅显然更重视罗素与怀特海的哲学。

    他1948年4月28日致赵元任信里还说:“新物理学似给哲学大似(注:应为刺)激,这刺激似与康德说有力。近见‘logical empiricism’,这不也是名词矛盾吗,也不是走这一个‘方向’吗?方向如此,路线呢?我看这要待物理学相当确定之后,再去修正康德。Newton‘s mechanic稳定后,有康德,新物理学稳定后,当有新康德。日下正在diversifying的时代。……芝加哥有一个Ency.of Unified Science,已出十一册,又谈什么logical empiricism,似Morris即在其中焉。我买了看看,因为太condensed,看不太懂。只是觉着’你们的unified–”new“在那里?‘Morris书,上次看的倒了胃口,稍待再看。或者等兄’自西徂东‘后,先给我一个lecture,再看,因为省事多了。”(《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56,1358页)赵元任向他推荐莫里斯的《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傅看了一部分后,对其符号哲学提出很多质疑,因而要求赵给予解答。哲学要根据物理学发展而调整,这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傅斯年这里的眼光比较敏锐,尽管莫里斯1933年以来受到维也纳学派的影响,但他遵循的是美国实用主义传统,首要关注的是符号哲学,并创造了“语义学者”(semiotician)这个词,而卡尔纳普本人也用“语义系统”替换了早年的“句法-语言”。莫里斯他们的学说和维也纳学派分歧明显,连卡尔纳普也无法弥合,因而提出的那个“统一科学”也成了没有所指的空名(Ivor Grattan-Guinness,The Search for Mathematical Roots,1870-1940:Logics,Set Theorie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from Cantor through Russell to Godel,Princeton UP,2000,p.533)。而傅对符号哲学那一套理论并不太认同,也跟他对实用主义和心理学的看法有关。傅斯年后来特意订购了这套维也纳学派的出版物,纽拉特、卡尔纳普和莫里斯主编的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傅斯年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值得细细研究。

    不过后来傅斯年对康德哲学态度有所变化,1946年10月12日他致信胡适:“今一病下来,所想皆人生哲学。因有一书引诱,想Hume,Kant,Nietzsche等,可笑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七册第482页)1947年6月29日,傅赴美就医,在当时的日记本上记下要买的书,其中就有康德、尼采,还有罗素、马赫、卢梭、萧伯纳、爱德华·迈耶、威拉莫维茨-莫伦道夫、熊彼得等人的名字。其中标有6月24日的那页,马克斯·韦伯、蒙森、哈代等的名字被划掉了。傅25日晚动身去上海,所以这页是在南京时所写。他还写有近百页的《旅美买书记》(《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页,第153页)。尽管大部分是给史语所购书,也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所在。他1948年4月28日对赵元任说:“我觉得康德的Ethics,其重要性实在其知识论之上。然与人谈之者少,何也。……我为以上原因对康德发生兴趣。借此养疾,温习德文(阿弥陀佛,康德的文!)我并不是康德派,因为要是的,须先弄Kantphilologie,这是不可能的。”(《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第1357页)他1948年1月2日致书商罗森贝格(Mary S. Rosenberg)的英文信里又说:对于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康德著作集,他想以下列条件购买:给予百分之十的折扣,并由书商承担邮费,而且要纸好。这是为研究所图书馆订购的。该版本,他在德国时看到过好纸印制的,而印于1919-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的一般是用新闻纸。对此他很清楚。而最好,因此也最珍贵的康德版本是普鲁士科学院版,便宜而版本也好的是哲学图书馆版(“绿皮书”)。卡西尔版介于二者之间。他又列了几本德文书:两册哈纳克的作品,施密德(Schmidt)的《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Woeterbuch)和《哲学单行本目录》(这是“哲学图书馆”的出版商菲利克斯·迈纳哲学图书的目录),康德书信集仍要订购,还要全套的保利古典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o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同上书,第三卷第1336页)。傅写信时正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养病。这套卡西尔版康德作品集共十一卷,第九、十卷是书信集两卷,第十一卷是编者所写的康德生平与学说,显然傅要全套。而保利古典百科,截至1948年,第一二辑加补编已出了57册。他1948年5月9日致巴恩·诺布书店(Barnes & Noble,Inc.)的信里说,要把订的书运到他纽黑文市的家,其中有法欣格尔《假如哲学》的英译本。傅斯年正因为买过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全集》,所以对当时德国通行的各种版本康德作品比较熟悉,而他现在买康德和相关作品,或许有重新学习康德哲学的想法。

    □周运(编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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