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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保罗的两种绎读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25日        版次:GB13    作者:徐兆正

    《圣保罗》,(法)阿兰·巴丢著,漓江出版社2015年6月版,29 .00元。

    《尼采与基督教:尼采的〈敌基督〉论集》,刘小枫主编,华夏出版社2 0 14年1月版,36 .00元。

    徐兆正 学者,河南洛阳

    有两本书———阿兰·巴丢的《圣保罗》与尼采的《敌基督》———乍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但随着反复阅读,两本书之间的一些隐秘关联渐渐浮现出来。

    耶稣是反实在论者,也是象征主义者,这两重形象并行不悖,乃是一个主体的两个方面。但是,他能否被准确地理解?———这才是疑难的关键。现在请我们注意《敌基督》的第29节:“读福音书,尤其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很容易看出耶稣的两重形象,一重形象是和平与忍让,另一重形象是复仇与斗争。”

    他能否被准确地理解?答案是否定的。尼采将基督教历史看作一条由误读累积的符号链,每一个符号都在指向着它的前一个符号,而它们的错误表现为总急不可待地给出表达和演绎。但是反过来看,其中又多少包含一点历史的必然性。

    和平与复仇,忍让与斗争,也是耶稣的两重形象吗?这是上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它牵涉到了早期会众对耶稣形象的具体改写。在我看来,于此讨论改写的动机毫无必要——— 普通会众应该是无意识的,保罗也许是有策略的——— 但他们一概不理解耶稣的真实形象倒是真的。

    信仰与行动的分离致使耶稣而不是耶稣的行动成为了信仰的中心,而耶稣本人的可贵行动也就注定了经受遗忘的命运。信仰耶稣,保罗的全部工作可以化为这样一条格言。若果说复仇指向的是外界,其源于犹太教对早期基督徒的残酷迫害,那么,“信仰耶稣”在尼采看来就不仅完全背离了耶稣的教导,也是个人指向内心的对自我的“复仇”,是培养个人的复仇欲:蔑视肉体、背负原罪……

    尼采对保罗的绎读集中在保罗所捏造出的原罪感上,以及随之而来的必然无法终止的赎罪,这是否定性的评价:“用公式来说:保罗所创造的神,是对神的否定。”(《敌》,47);“基督否定什么?———否定的是今天被称为基督教的一切东西。”(1888年笔记)。反观巴丢加诸保罗的绎读,着眼点则是保罗以信仰成全了律法的意义,它使一种普遍主义得以达成,这是肯定性的评价:“保罗书信是《新约》当中唯一的真正的教义文本。……如果没有保罗的文本,基督教的信息就是模糊的。”(P40)

    毫无疑问之处在于:巴丢显然从《敌基督》中汲取了太多灵感,而对应他在《圣保罗》一书的讲法,叙述的重心当由尼采-耶稣转向巴丢-保罗———尼采肯定耶稣,他所称许的基督耶稣的主体姿态,为巴丢归功于使徒保罗的努力。因此,尼采的耶稣与巴丢的保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同一人格,或者说可以重叠为一个借助自我声明而重建主体性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切要的是把握住声明的综合性感受:声明的内容、声明的实质以及声明的意义。

    二者的交集主要在于声明的实质,亦即新的主体性之确立:“对于主体来说,这种主体性的逻辑的结果是漠视世俗的名号,漠视向特殊团体分配的属性和等级价值。”(《圣保罗》)不过,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也颇值得玩味———

    就声明的内容来说,声明意在废除犹太教的律法,尼采-耶稣的主体姿态指的是“天国是心灵的一种当下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变成一个孩子而立即接近它。”(《墙上的书写》),巴丢-保罗的主体姿态则是“使基督成为事件的,完全是复活。”(P88),是对基督-事件(“耶稣复活了”)的声明。就声明的意义而言,尼采-耶稣的主体姿态是肯定存在世界的一切,是对“两个世界”的废除,巴丢-保罗的主体姿态则是复活对主体开放的可能性,是对彼岸世界弥赛亚心理的宣扬。

    巴丢在《圣保罗》中区分了四种话语机制:希腊的逻各斯话语;犹太的符号话语;基督教的声明话语;感受恩典的主体言说,尤其是第三话语(公开声明基督-事件)与第四话语(被奇迹所造访之主体的颂扬)显示的隔阂,在尼采看来或许就是毫无必要的,虽然它确当归之于保罗的战斗精神———

    耶稣无所否定但否定了犹太教,所以他被钉上了十字架,保罗因为在现实性策略方面更进一步,所以成就了基督教。从另一方面来说,巴丢在书里道说帕斯卡尔的论证背景为:一个实证科学的时代;保罗的战斗性则立足于基督教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因此也是必然的:他的论证背景乃是犹太教迫害异教徒(主要为早期犹太基督教)的时代。前者至多关乎信与不信,后者则危急于存或不存。

    莎皮罗在《墙上的书写》一文认为,耶稣是《敌基督》的中心,我们不妨为之补缀,保罗是阿兰·巴丢《圣保罗》一书的中心。巴丢在引言中开宗明义:“我的意图很明显,既非对圣保罗作历史性的叙述,也不是对他进行解释评述。我的意图完全是主观的。”用格言来表示,即:保罗伪造了耶稣,巴丢又伪造了保罗。前者为了与犹太教割席,后者是意欲一种普遍主义理论的达成。

    除此以外,我们或许还会注意到巴丢对尼采的弄权(anexer-cise of pow er):他认为后者反对保罗源于其对普遍性怀有一种真正的恨。此话怎讲?“与普遍性必然相关的,是平等。”(P76)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尼采对卢梭所持态度。然而普遍性不也正是耶稣敌对犹太律法的声明吗?莫非巴丢亦伪造了尼采?在其后来的绎读中就出现了前后矛盾之处:“他们共有言说的普遍性,同样的全球性流浪。”

    合而观之,对待任何一种绎读,关紧的是把握绎读的动机。至于具体如何评价,则最好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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