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薛凤的外文藏书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21日 10:49        版次:GB14    作者:周运

    《费希特作品集》第一卷上的浦薛凤题识。

    周运 编辑,北京

    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一册威廉·詹姆斯藏书《黑格尔的政府与历史哲学:一个阐释》(1887),原来是浦薛凤旧藏,这才开始注意他的外文藏书。根据他回忆录提供的线索,又从国图调出:《费希特作品集》六卷(Fichte Werke,6 Vols.,Hrsg. von Fritz Medicus,Leipzig:F.Meiner,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第一卷扉页有红色钢笔题字:浦薛凤一九三四年新正月四日购置,时在柏林(休假研究)期间。这是“哲学图书馆”版。而费希特《知识学基础上的伦理学》(Johann GottliebFichte,The Science of Ethics as based on the Science of Knowledge,trans.A.E. Kroeger,ed. the Hon.Dr.W. T.Harris,London:Kegal Paul,Trench,Trübner,1907),扉页红色题字:浦薛凤一九三四。

    康德《历史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学论文集》(Immanuel Kant,Kleinere Schriften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Ethik und Politik,Herausgegeben,eingeleitet und mit Personen-und Sachregister versehen von Karl Vorlander,F. Meiner,1913)扉页题字:薛凤一九三三年十月时在柏林。浦薛凤在该书写了多页批注,如在“康德著作之英译”下面列了十多种当时康德的英译本。参考书那里,列出了克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1921-24)、鲍尔生《康德其人其说》(1899)、福兰德《康德与马克思》(1926)、李凯尔特《作为近代文化哲学的康德》(1924)等德文与英文研究著作。《论历史哲学》正文开头批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星期六)开始试译:系起草地细译!然后是他四页中文边注,都是对应德文的翻译。后面有“哲学图书馆”书目,他在费希特、康德、斯宾诺沙、但丁、洪堡、施莱尔马赫文集等处都画了线。康德《伦理学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 of Ethics,Third Edition,Trans.J.W.Semple,T.& T.Clark,1886),扉页有:薛凤一九三四年一月卅一日。而三卷本《谢林文集》(Schellings Werke,Fritz Eckardt Verlag,1907),第一卷扉页有钢笔题字:薛凤珍藏。

    浦薛凤,英文名:Dison Hsueh-Feng Poe,江苏常熟人,他于1926年留学回国,在清华任教。1933年赴欧研究一年,在柏林住了七个多月。他回忆自己学习德语的经过时说:“在清华学校读过德文,是仅两年。在翰墨林大学又曾读德文书,第三年到哈佛上课,又曾阅读德文原著,写作报告。及回清华授课,更曾翻阅康德及黑格尔原著政治哲学各书。”(《万里家山一梦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5页)谈到他在德国购书经历说:“予在柏林,先后购到康德、黑格尔与菲希特三位思想家之全集。旧书肆所定价格可以商量略减,但绝非‘朝天索价,着地还钱’。当时,持用美金之外籍旅客,可以换所谓‘登记马克’,便宜甚多。而每一单位兑换比实物高。”他还为清华图书馆搜集到少数多年购而未得的政治思想书籍,如法国十六世纪思想家博丹(Jean Bodin)的原著《论共和国六卷》几册(同上书,第156页)。“当时德国行所谓登记马克。清华按月所发教授休假研究费,系用美金单位汇寄。以上换作登记马克,至为合算。所有多余,予悉数搜购德国十八及十九两世纪之政治思想书册暨全集。”(《音容宛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6页)而据稍后去德国访问的沈怡讲,这个登记马克(Registered Mark),可便宜百分之五十,须在国外买进,每人每日只许用五十个,不能带走,在德国用完为止。沈忱的二千四百多马克通过银行可以换成四千多马克(《沈怡(君怡)先生访问记》,载赵君豪采访,《民初旅行见闻:20位名人的旅行记》,台北:酿出版2015年版,第76页)。估计浦薛凤把换成的登记马克大半买了书。

    他1934年4月离开柏林前往巴黎,同年6月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廉价购得珍贵西文旧书有:十八世纪法兰西政治思想家马布里(AbbéMably)《论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爱尔维修(C.A.Helvetius)《论精神》,西耶士(E.J.Sieyès)《特殊权利论》,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宪法计拟》,以及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主权之研究》等。他还在伦敦旧书铺中花高价买到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道德与政治学原理》和柏克(Edmund Burke)之全集一部(同上书,第158-159页)。他1934年起就在欧洲开始用英文写新政治学的书稿(《太虚空里一游尘》,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这些买的书都是写作时的参考。回国后,又用这些材料写了关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柏克等文章和《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著作。

    国图这十余册外文书都是浦薛凤的旧藏,盖的是国立北京图书馆的章,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国立北京图书馆是在1950年3月6日,说明它们都是1949年之后被图书馆登记编目的。浦薛凤外文藏书是如何进入国图的,老友高山杉提醒说,杨联陞在《忆钱稻孙先生——兼忆贾德纳》里说:“受璧胡同那所房子很大,有好几进。钱府人口虽多,仍旧住不了,好像有时有一部分出租。七七事变后,浦薛凤一家由清华搬到城里,浦薛凤先南下,浦太太佩玉因有小孩不便,就曾在钱府跨院借住过一些时候。”(《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8页)1946年底,钱稻孙被捕,他家里东厢房设立的“泉寿东文书藏”也被收缴,会不会浦薛凤留在钱家的书籍也一并被收走了。

    查浦薛凤的回忆录,其中说《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第三版在1954年6月中上市时,邹文海教授曾写长文评介该书,其中说浦薛凤还想继续写《西洋当代政治思潮》:“徒因抗战军兴,藏书悉在常熟故里损失,以至没有能竟其全功。”(《相见时难别亦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页)而据浦薛凤回忆,他于1937年7月29日一家离开清华入城住东四牌楼报房胡同廿一号吴(俊升)家。8月8日回清华,再过四五日,他又回清华,将书装了三大箱,雇三辆人力车运到东城。全家8月19日入住遂安伯胡同五十一号。10月9日迁居西四牌楼受壁胡同九号钱稻孙宅,租其自成一家的一个院落。12日,学生杨联陞还来和他对弈。14日他独自一人启程赴湘,“最后决定带书箱一,铁箱一,皮箱一,铺盖一。书籍用木板抑或用皮革,迟疑未决。一日午后钱稻孙来谈,见所指拟携带木箱,大笑曰此岂行李,此乃货物。遂携大皮箱一只。十月十一夜半事。”(《太虚空里一游尘》,第26页)。他在长沙时,一开始携带行李书籍特多而不免自豪,因同事中有未携带片纸只字者,而自11月24日经历长沙大轰炸之后,反而觉得累赘(同上书,第38页)。11月9日常熟老家还给他寄过一包书籍。而自19日日军占领常熟后,家人避难他处,等后来回家,东西所余无几,他的大部分藏书就这样没了。北平的家人还给他寄过几次书籍衣物,那剩下的两箱书大多应该留在了钱家。1940年秋妻儿从北平到上海,他才和家人得以团聚,然后回常熟老家。抗战胜利后就再没有回北平,留在钱家那些书也就随钱的藏书一起被没收而进入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所以高山杉的想法应该成立。而浦薛凤在得知钱稻孙后来的事,很是惋惜。钱老夫人极好,对他们全家也好。在浦薛凤离开北平前,钱稻孙曾特意告诉他:“逖生请转告清华友好,稻孙可靠。”(同上书,第198页)

    无独有偶,最近又发现小岛乌水的《江戸末期の浮世繪》(梓書房,昭和六年四月十日),扉页红印:炳圻藏书。这是尤炳圻的藏书,他是知堂与钱稻孙的学生。另有线装小岛乌水的《浮世繪と風景畫》(前川文荣阁,大正三年八月),扉页前也有红印:炳圻藏书。因为知堂喜欢小岛乌水,日记里有购买其著作的记录,这应该是知堂借尤炳圻的书来看。因而1946年政府没收知堂藏书时,这两册书也被收进来了。所以浦薛凤与尤炳圻的书就这样随知堂与钱稻孙的藏书一起进了平馆。而据平馆1947年5月14日复原后第一次院务会议记录:接收各汉奸书籍案,决议“听取杨殿珣君报告后,即行移运来馆,先借本馆旧满蒙藏之书库存放,如不能容,再借团城后院各房存放”(《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81页)。杨殿珣时任中文采访组组长。这样看来,钱稻孙与知堂藏书应该是1947年后进入平馆。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