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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文学备忘录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21日 10:49        版次:GB11    作者:林培源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阿乙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2 0 1 5年8月 版 ,38 .0 0元。

    《寡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29 .80元。

    林培源 作家,北京

    当小说家试图在文本(虚构文本)外构建自身文学形象时,他总会不由自主地倾向随笔,就像《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之于卡尔维诺、《小说的艺术》之于昆德拉、《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之于帕慕克、《我能否相信自己》之于余华……“随笔”(Essay)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对小说家而言就如画家的速写本。在以上列举的小说随笔中,你会读到虚构文本外,小说家们的痴恋、憎恶、悲痛和野心——— 凡是小说隐匿起来的,都会在随笔里昭然若揭,随笔如同迷宫,它自由、放任,同时又布满迷惑。阿乙将随笔集命名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当可作此解。

    小说家阿乙像一台铆足了劲的掘土机,反复开挖着边缘和畸零人的生存状态:从初绽锋芒的《灰故事》,到《鸟 我看见了》,再到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虚构的这一面展现了阿乙惊人的洞察力,他是一个努力撬巨石的勘探者,他将地表凿空,抓起一把黏湿的土,握在手中闻嗅、研判,最后纵身一跃,与黑暗溶解;非虚构的这一面,处处显示出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身影,他思考的命题有:“死亡”———“有一件事对自己来说极其重要,对别人却可有可无,这便是死亡。”(《敌意录·死亡》)“时间”———“我曾写短篇小说《先知》,让主人公朱爱国说:这就是人类潜意识共同的话语,而由这潜意识带来的行为只有一种,那便是杀时间。”(《重合》)“自由”———“瘫痪是我的隐喻,是我让自己瘫痪的,上帝给我的是自由。”(《敌意录·自由》)“疾病”———“生病是自怜者善用的外交,它以衰弱换取他人的爱。”(《敌意录·疾病》)“父权”———“永远都是他们审判我,而我无法反过来审判他们。”(《控制欲》)……上述列举的命题,不过是冰山一角。事实上,阿乙在思考“存在”的这些面相时要决绝和复杂得多,他的反思与诘问显示出文学使徒般的悲壮、迷恋和苦痛。他在朝拜,叩首,眼中布满苦涩的泪。那些俯拾皆是的“金句”成了三棱镜,折射出阿乙充满矛盾的思想谱系。

    强烈的“互文性”撑起了阿乙小说思想的穹顶。翻开这部集子,大师们的身影碎片般散落字里行间。你若耐心拾取拼凑,会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加缪、博尔赫斯、马尔克斯、阿加莎·克里斯蒂、麦卡勒斯、罗恩·拉什……阿乙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他有着比大部分文学批评家更敏感的触感与嗅觉,通过侦查、比对和定位,阿乙将小说文本藏匿的“阿克琉斯之踵”寻到了,那是小说巨人们的软肋,而阿乙,也无时无刻不在警惕自己的软肋。写笔下人物时,阿乙的目光是形而下的,“我需要为他们搭建一个穹顶,以成为这小世界的上帝。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控制者,而且我许诺,我会比他们都完成得要好。我不能失去这些支撑着我尊严的对象。”(《控制欲》),而我们知道,在阿乙试图于文本中成为一个控制者时,现实生活中的他不断遭受“荒谬”的折磨,他始终祷告着,像修道院里卑微的僧侣:首先是身份认同,异乡人的烙印时刻灼痛着他:“在考上大学前,我是个农业户口,一个住在县城的农妇的儿子”,身份差异使得他无法在爱情里获取合法性;接着是存在与虚无,“最终我们觉得自己很穷,拥有无尽的时间,双手却一无所有。我们每个人都穷得只剩下性欲……”最后是他小说中反复试炼着他的那块西西弗式的“巨石”,这巨石,曾经压得他喘不过气,但最终又在小说中得以推翻,大师们加诸在阿乙身上的“影响的焦虑”是阿乙警惕的,“他让巨石从天神的刑具变成西西弗本人的福祉。”

    在《自我训诫课》中,我们能读到阿乙的清醒和克制,这对一个深具野心的小说家来说,是种美德。阿乙写道:“对一个习惯于写作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不写什么。”接着他补充道“我掌握了怎样写会对读者形成心理暗示(或者说心理按摩)的技巧,但我远离了那神圣的书桌。远离了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些先师为之矜持的动词。我感到自己下贱不堪。”很少有一个小说家如此坦诚地在“白纸黑字”中如此自我批判,阿乙痛恨廉价的眼泪和卑贱的抒情,“有的作者落笔前已经看见读者的泪花。他看见的所有读者都是一只随时要被扎破的水袋、一群处在发情前夜眼神痴呆的食草动物”——— 这就是为何我们读完他书写边缘人的小说时会感到持久的冲击力的缘由,像《情人节爆炸案》《意外杀人事件》《午后》《隐士》等,尤其是《意外杀人事件》,阿乙毫无保留揭示了小说创作的“秘密”和“动机”,这正如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英文名所示———H ow Fiction W orks:在《时间表》中,阿乙将《意外杀人事件》的“故事时间”依序写下,又在“思路”及“手法参考”中揭露小说的结构准则,在这一点上,阿乙褪去小说家蒙在身上的神秘外衣,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就像一个自信的魔术师,他解开了魔术背后的技巧,同时又“迫使”你去阅读文本并沉迷其中。

    在挪用和剪裁新闻事件(如《意外杀人事件》)时,阿乙并不像余华那般粗糙(《自我训诫课》一文中,阿乙形容《兄弟》之后的余华迈向了一条堕落之河),余华的《第七天》充分显示了“新闻现实主义”对读者的轻慢,但是阿乙不同,现实经验进入小说文本,他用的是恰当的虚构形式,文学性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换言之,小说的外衣和它所包裹着的内核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而这个平衡,是大部分写作多年的小说作者仍旧难以挣脱的困境,阿乙没有将政治性、社会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他始终维持着小说应有的美学感受力。我至今仍旧清晰记得读完《意外杀人事件》时濒临窒息的痛感,同样的,还有《情人节爆炸案》。阿乙的小说文本内外,个人的文学形象(异乡人、县城、小镇、孤独、自卑……)像两道平行流淌最终汇流的河。“我像孤独的蚕农,将一粒蚕子培养成虫子再由这只虫子生出人、河流、集镇与世界。”(《根底》)

    姑且把《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当做一个“原点”,围绕这个原点,受惠于存在主义的阿乙在书写当下中国时找到了恰如其分的方式。他让“原点”发散,形成射线,无数的射线编织架构起一张存在主义的巨网。他小说中的人物充满了绝望,充满对世界的不理解和试图挣脱枷锁的欲望。弱者和边缘人,以个体的力量抵挡群体无意识、道德律令、法律制度加诸他们身上的刑罚。他们抵抗的方式通常都归诸暴力,而这暴力,又不像早期余华《现实一种》中对血腥、肉体赤裸裸的展示。阿乙始终瞄准的,是个体对存在价值的质疑和拮抗,这就使得他小说中的暴力具有了形而上的美学价值,那些绝望的人,不是处在逃亡的漫长路途中(《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是走向死亡(《春天在哪里》)和采取向更弱者施暴的极端手段(《情人节爆炸案》)。我们用西方存在主义小说的“境遇”来观照阿乙的小说,会发现他大部分的小说都设置了一个稳固而充满抑制性的情景(“境遇”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存在主义的“境遇剧”(可参见萨特的戏剧)惯用的技巧便是将人放置于境遇中抉择,因此是存在决定了本质,而不是本质决定了存在。同样的,在阿乙的小说和随笔——— 某种程度上二者形成了巧妙的对应和互文——— 隐约透露着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思考、质疑和反抗,人物在极端的境遇中做选择,暴力、杀戮、复仇、死亡,便依附于这样的价值体系之上,而没有沦落为表征的空洞符号。

    阿乙在反抗集体无意识的话语(“我在努力克制心中这个群体的影子。我不教给别人什么,也不想别人教给我什么”)、消费式的文学陷阱(“他们会经常对我这样一个基本阴暗定性的作者提出无理要求:你怎么就不能写点温暖的东西呢?”)、以及作家自我的麻木(“我要学会去维护那神圣感”)。阿乙勾勒出小说之外的自身的文学形象,这个文学形象带着执拗、偏见和悲戚。我们仿佛看到,他所有的小说和随笔,虚构的和非虚构的,都在重复这样一个文学形象,从乡镇逃亡,在小说中狂奔,这两个高度重合的身影,既让我们惊叹,又让我们深思,在何种程度上,小说家阿乙可以跳出这个二元对立的逃亡模式,站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俯瞰众生与内在的自我。这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和小说作者所期待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我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当作,它以克制和省俭的美德,向我们昭示小说家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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