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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我剖析到洞察文学、社会和国家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21日 10:49        版次:GB10    作者:黄夏

    《如何独处》,(美)乔纳森·弗兰岑著,洪世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8月版,39 .50元。

    美国著名作家乔纳森·弗兰岑。

    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对任何事物的思考采取一种全面、客观、立体的思维方式,务求把问题的方方面面看清、说透,不留任何死角。《如何独处》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评论。我们看到,弗兰岑评论社会问题从不就事论事,而是如执手术刀一样,从问题的表象一路切入其内里,戮力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整饬、甄别、检测、做出判断。

    一 弗兰岑是啰嗦冗长的代名词?

    乔纳森·弗兰岑迄今最著名的两部作品《纠正》和《自由》都是厚达五百页以上的砖头书,在这个流行快餐阅读和段子手写作的网络时代,这两本书的成功证实了弗兰岑早在网络勃兴之初所发的预言:浮躁之下必有人去寻找那个沉静的所在。当然,这句话也掩盖了弗兰岑自身在浮躁与沉静之间的踟蹰挣扎,而且,他仍然要面对砖头书必然要面对的那类指责:啰嗦、冗长、臃肿,以及沾沾自喜、有我无人的精英主义。

    如果真要较真的话,弗兰岑的作品,不仅是长篇,也包括随笔集《如何独处》中所收录的这14篇长短不一的文章,看起来的确啰嗦、冗长、臃肿,并且还老是在不同的话题之间跳来跳去。读者稍一走神,前一秒弗兰岑还在跟你谈性焦虑和充气娃娃,后一秒已经说到语言的开放与封闭这样的抽象问题上去了。

    照我看来,“啰嗦、冗长、臃肿”之类的评价,可以把弗兰岑的读者分为两大类。一类视啰嗦冗长为缺陷,这类读者通常来自那些把小说创作视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签订“契约”的群体。他们认为自己既然花了钱(或付出了精力),就有权读到一本迎合其预期的小说,否则,就是坏小说。这类读者与其说是“读者”,不如说是“消费者”,消费小说就如消费一桌酒席,评价小说也如评价菜式,不合味蕾的,果断否决之。

    另一类读者则将“啰嗦、冗长、臃肿”作另一番考察,并代以“绵密”这样的词汇。“绵密”,就如一块压缩饼干,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叙事结构及其潜能。这类读者自会看到,从性焦虑、性指南,到语言的开放与封闭之间,弗兰岑并非在无的放矢地乱谈一气,而是有着严谨的逻辑线索的。我们依循这样的线索就像腾空踩在一级级踏板上,达致作家所欲钩织的那个话题之网的最高处,从此可以俯瞰全局。

    而弗兰岑的“绵密”,则有别于亨利·米勒的超现实感官之绵密,普鲁斯特时空与记忆叠加往复之绵密,或者穆齐尔以千只复眼观察世事的理性之绵密。他的“绵密”,近似于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所展现的那种“绵密”。F.R.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对《米德尔马契》的评语,我们也可以同样拿来评价弗兰岑的作品,尤其是《自由》:

    “单是它所提供的关于社会及其组织,关于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如果必要的话)谋生手段方面的知识,其范围之广,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那是真正的知识,即那是饱含着理解领悟的知识。”

    《自由》的好,就在于在扎迪·史密斯所说的“离心式叙事”中,故事以发散型方式,呈现出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环环相扣的叙述之网中,故事中的人事也如网中的某个点那样,受到来自各个方面有形或无形的冲击的影响。由此,弗兰岑解释了“人何以如其所是”,亦即人的个性、生活和困境何以是他的个性、生活和困境的那千百个缠结在一起的因由。在“饱含着理解领悟的知识”中,我们知道用道德来评骘这一切是无用的,用所谓“进步”来解决这一切更与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明白人人都有错,但人人都错得有道理,光是这一点就让我们意识到,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有着怎样的质地与气魄。在弗兰岑这里,“绵密”使他自觉地绝缘于偏见和戾气。

    二 对自我的解剖达到骇人程度

    不过,弗兰岑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能沉住气,写出“饱含着理解领悟的知识”的作品来的。《如何独处》所收文章创作于1994年到2001年之间,这个时间段正好对应于弗兰岑从籍籍无名到被奥普拉推荐、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等若干重要个人事件。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即可发现,弗兰岑亦曾徘徊在偏见、戾气和使自己的视野与心境保持沉静与绵密这两者之间。

    在《作者的话》中,弗兰岑就吐槽自己当年为《哈泼斯》杂志写的《偶尔做梦》,不啻为一篇“愤怒思想的监牢”:他认为美国人爱看电视不爱读亨利·詹姆斯是“末日般令人担忧的事”;深信既然世界无法认同其独特的信仰,“对我来说即对文学的信仰”,那一定是生活在地狱;或者,美国的政治经济是个庞大的阴谋集团,“目的就是阻挠我的艺术抱负、消灭人类文明中所有令我愉快的事物”,等等。

    弗兰岑说这篇文章逻辑之匮乏、戾气之激扬,连他自己也看不下去。后来他将之删削四分之一,重写剩余部分,易名《何必苦恼?》收录集中。从这篇最后改写的文章中,我们还是能嗅出些微残留的浮躁和戾气的。那么,弗兰岑是如何摆脱此类年轻作者总是浸淫其中的痼疾,达致思想的圆熟与完满的呢?我觉得他写自己的父亲得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的这篇《父亲的脑》,可以提供较确切的答案。弗兰岑将之放在第二篇,可说有种虽未明言但确乎提领全书各篇的重要意义。

    《父亲的脑》开头写“我”收到父亲去世后的脑部检测报告,证实父亲晚年患上了阿兹海默症,然后追述父亲得病的过程,但最主要的,是记录“我”和母亲对父亲得病的种种看法。一开始,“我”只是认为父亲丢三落四只是衰老的正常过程,并不放在心上,待到父亲病情严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又任由与父亲关系不睦的母亲对父亲所下的“抑郁症”判断,在各家医院和精神病院之间转来转去。而在被精神病院拒之门外之后,不仅没能从抑郁症的误判中醒悟过来,反而认为父亲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继而错失了最后的诊治机会。

    弗兰岑对父亲疾病误判的自我剖析,是这篇文章最值一读的地方。他从个人与社会心理的多层次角度,揭示凡事“自以为是”正是误判的根源所在。他说人的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热切地以片段构建整体,“我们在花卉图案的椅垫上看到表情丰富的面孔,同样地,我刻意对父亲的沉默和恍惚视若无睹,坚持把他看作与以前无异的那个康健的老厄尔·弗兰岑”。而当父亲病情危重,阿兹海默症第一次闪现“我”脑际的时候,“我”出于对“阴谋论”的信奉而将之再次祛除:“究竟有多少普通精神疾病为了赶时髦而被误诊为阿兹海默症呢?”

    而更让弗兰岑“心塞”的是,父亲被扣上“阿兹海默症”的帽子,会让他的健忘、哆嗦、口不择言失去任何个人意义,使之成为同患此病的千万人中的一员。疾病证明大脑只是一块肉,因此,比起“把备受折磨的父亲看成器官症状的组合”,“把我们可爱的性格贬低为有限的神经化学协同作用”,否认它、无视它,维护我们的盲点,“擅自插入凸显自我灵魂的故事”,是不是更方便也更有意义呢?毕竟,熟悉的亲人于一夕之间被某个疾病宣布为陌生人,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是的,“自以为是”出自我们对亲爱之人所能给予的最无私的爱,但这份爱代价之大,竟至于让我们蒙蔽了对事物的洞察,并且导致亲人的病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在这篇文章中,弗兰岑对自我的解剖达到一个相当骇人的程度,我觉得在对父亲疾病痛定思痛的那些年月中,他对任何事物的思考都采取一种全面、客观、立体的思维方式,务求把问题的方方面面看清、说透,不留任何死角。

    三 对社会、政治问题一一加以解剖

    这样的思考方式,必然养成弗兰岑观察社会问题的辩证模式,及其行文的绵密风格。除《艰深先生》这样的文学批评外,《如何独处》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评论。我们看到,弗兰岑评论社会问题从不就事论事,而是如执手术刀一样,从问题的表象一路切入其内里,戮力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整饬、甄别、检测、做出判断。

    如《迷失在邮件中》是谈芝加哥邮政问题的。弗兰岑从该市的邮政服务之差谈起,谈到1992年美国联邦邮政总局出台的提早退休政策,再谈到1971年美国邮政系统转变为自负盈亏的联邦公司的改革,指出芝加哥邮政纪律涣散、监督缺位、人员配置失衡等问题,乃是数个世代改革累积下来的沉疴,非短期内形成更非短期内就能解决。

    弗兰岑不但从时间轴上谈这个问题,还从种族、阶级、经济、城市规划、党派政治这样的平行轴上,揭示邮政问题并非内部问题,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在种族上,该市邮政系统职员近九成是黑人,他们拒绝将问题公开化、透明化,因为,“当长期受到压抑的都市少数族群取得邮局掌控权,可以理解的是,许多成员无意攻击他们承袭的深层结构问题,只是想获取旧统治集团长期享有的权力表征。”

    而黑人如此众多乃是因为大多数白人中产阶级和企业搬离市区迁往郊区,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市区地价昂贵,而邮政物流则并没有因城市扩容跟上发展的速度,无形中造成生活质量下降和商业成本增高。弗兰岑不无担心地写道,在公共服务事业中,城市沦为“二等公民”将稀释城市作为种族、肤色、阶级大熔炉的民主功能,而民主正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弗兰岑从写芝加哥邮政服务入手,最后归于对美国民主的思考,当中穿插对地方社会与联邦系统及其历史的考察,将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写得如此复杂,又如此通透,不由不让人感到问题之千头万绪与改革之繁难艰危。反观中国作家对类似问题的写作,我总觉得太单薄。如近年来沸沸扬扬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许多作者都表达了对买卖双方的愤怒,听其口气,好像把市场端掉,让拐的和买的付出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样。殊不知这类案件通常牵涉城乡结构、人口政策、居民养老、医疗、救济保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愚昧”和“失智”中自有道理及其必然性,不是单纯靠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就可以了结的。

    从《偶尔做梦》起,弗兰岑在调整观察事物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创作观。在这篇文章中,他尚在激情洋溢地说创作乃是为了揭露“通往‘上帝的选民’美梦背后的那坨烂泥,通往流行文化的麻醉背后的悲痛”,但在《捡破烂》中,这种戾气消失得一干二净,而在《艰深先生》中,则直接对之加以嘲弄了:揭露和批判云云,不过是将小说贬为“人种学记录”,“仿佛读小说的意义不是去钓鱼,而是欣赏别人钓到鱼”。小说有小说所要追求的东西,而不是充当社会学、心理学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献。

    对弗兰岑来说,写小说就应该像纽约雷辛顿街和八十六街转角的流浪汉们那样,将那些被科技消费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淘汰掉的东西收掇起来,擦拭干净,再行利用,由此,“消费品从中渗出,蜕去大规模生产的污点,以稀有之物的姿态出现。”弗兰岑又提醒说,“把美国小说家对科技消费主义的抗拒想象成某种政治反抗的替代品,是诱人的念头”。现在有太多作家都急着自命为时代的诊治者和批判者了,所以,拒绝担当“社会变革推手”、因而与“民主”这样政治正确的字眼格格不入的弗兰岑,在收获声名的同时也收获了如“精英主义”这样的恶名。

    这让人想起契诃夫,一位同样拒绝将小说视为布道坛、坚持让作品自己说话,而被批为疏离、冷漠的小说家,尽管没人说他是“精英主义”。弗兰岑和契诃夫,难道真没有自己的话想说吗?不是,他们想说的话早已在他们笔下人物的口中讲出来了,不管这个人正义凛然,还是卑鄙龌龊,他们都代表了、甚至就是他们背后的作者。“饱含着理解领悟的知识”,既是一个作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评价,也是一个作家应当追求的境界。□ 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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