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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书写乡村

——— 阅读阿来的《蘑菇圈》

作者:申霞艳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4   版名: 文学+虚构
据说哥伦布航海时手边带着《马可·波罗游记》。东方的奢侈品丝绸、茶叶、瓷器等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基本动力。可以是说对遥远异域的想象成为改变西方历史的动力,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现代性启动了,全球进入疯狂发展的加速时期。

    《蘑菇圈》,阿来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版,定价:28 .00元。

    《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阿来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版,定价:38 .00元。

    [延伸阅读]

    申霞艳 学者,广州

    据说哥伦布航海时手边带着《马可·波罗游记》。东方的奢侈品丝绸、茶叶、瓷器等成为地理大发现的基本动力。可以是说对遥远异域的想象成为改变西方历史的动力,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现代性启动了,全球进入疯狂发展的加速时期。

    文学置身于这种大的历史情境之中,成为文化交流、融合和新生的注脚。藏族作家阿来持之以恒的书写构成我们想象藏区自然景观、藏族生活、风俗和文化的重要凭据。他的新小说集《蘑菇圈》收入了《蘑菇圈》和《三只虫草》两个中篇。这两个中篇看上去关系不大,但放到当下的时代语境,放到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下来关照,就会发现:珍贵的蘑菇和虫草凝结着消费社会城市对于藏区的想象,它们携带着巨大的符号价值从乡村流向都市,流向权贵的怀抱,而金钱又逆向地改造藏民的价值观。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断言:“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它永远是一个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流动对《蘑菇圈》和《三只虫草》中的青年人构成巨大的诱惑:胆巴离开了,桑吉和他的姐姐都到外边读书去了。古老的机村处在这个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

    《蘑菇圈》中的机村偏僻、闭塞却并非世外桃源,悠扬的牧歌并不能阻挡历史轻盈的步履。饥饿、“文革”等重大政治运动让汉族干部不断到机村指手画脚。对于藏民,享用蘑菇不过庆祝节气,但汉族将蘑菇与漫长的饮食文化融合,成为营养美味的山珍,再也不允许蘑菇在山里自生自灭。少女斯炯的人生渴望融入新时代,她从村子里出去工作,却被干部刘主任诱骗失身成为阿妈斯炯,她回到机村后安于一种洁净的母性生活,她养育胆巴,也滋养蘑菇圈,蘑菇圈不仅帮助斯炯度过饥年,为她积攒了养老的钱,也成为她重要的精神寄托。阿妈斯炯想要保守的蘑菇圈的秘密却被胆巴的妹妹(刘主任的亲女儿)用GPS跟踪拍成片,成为她的蘑菇养殖基地的形象广告。这一切对在村子里生活的阿妈斯炯是难以想象的。阿来赞美了蘑菇圈的生命力,也赞美了单纯的斯炯和她纯洁的家园。同时我们能看到大民族文化尤其是消费的涌动对少数民族原生文化的侵蚀,在这里,新事物、进步观都受到了质疑。道法自然,是自然物保护着机村,少数民族凭本能发现自然的美好和神性。文尾,胆巴步了父亲的后尘,官越做越大,离母亲和机村越来越远,最终融入汉文化主导的权力系统中。胆巴的道路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隐喻,消费主义的洪流无法抵御。

    《三只虫草》写的是藏族小学生桑吉的“三只虫草”和他的梦想。桑吉在放学路上发现虫草就擅自请了虫草假,第一天他就得到15只虫草,他将15只分成三堆:6只给病奶奶买药,6只给城里读书的姐姐买好看的衣裳,给自己留了三只,他想用这三只虫草给监狱里的表哥买酷酷的手套,又想送多布杰老师剃须刨,还幻想着娜姆老师用飘柔洗发水洗头发……这么善良的愿望。桑吉的聪明、善良、美好使他闻名遐迩,连官场失意的调研员也喜欢他、逗他。当然,官员是按官场的规则走路行事。调研员利用调研虫草假之机顺便收购虫草。他收购桑吉家的虫草顺便拿了他们的箱子。桑吉去理论,这个调研员好好地逗了桑吉一番,桑吉将自己的三只虫草作为代价换回虫草箱,调研员答应送桑吉一套《百科全书》,这个名字像电一样击中了桑吉的神经,把他带向知识、未来和远方。调研员将虫草送回城市再来山上收购虫草时果然带了《百科全书》,但他并没有送给桑吉,而是让桑吉到学校去看。桑吉回校后,发现《百科全书》被校长据有了,校长说图书馆还没建好,他那未满周岁的孙子正用小脏手翻着插满彩图的百科全书,还弄破了书页。

    世界那么大,百科全书给了桑吉胆量,他一个人到城里去找调研员理论,结果却被警卫员告知调研员高升到另一个县当官去了。桑吉在县城一家小馆子里过夜,所有见过桑吉的人对他都充满善意,他们还在分享传统的藏民的美德。

    桑吉那3只虫草却不像他那么幸运,它们被分开运到了不同的地方:一只新鲜的胖虫草被书记喝出了土腥味,调研员却因此有了高升的命运;另一只经过书记司机的手被送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老人煲汤,但并没能挽救老人奄奄一息的生命;还有一只在被动地享受流动的命运,用空运到首都一刻不停地在成人世界中交换,就像《我的名字叫红》中那枚金币。

    桑吉拒绝了寺庙的喇嘛,很快就到外地上初中了。到中学,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去借百科全书,却被告知这是工具书,只能在馆里看。桑吉看了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又来到图书馆,他给喜爱自己的小学老师写信“我原谅校长了。”

    小说戛然而止。

    又美好又酸楚,又温暖又寂寞。

    阿来的小说风格独具,文字空隙中徜徉着他对自然的爱,他能把山野的风、物和气息全部带进小说,在蘑菇、虫草等最熟悉最平常的事物身上发现神的光辉,春天的光辉。这种光辉是蕴藉的、忍耐的,需要儿童般的善良干净的目光才能遇见。作为藏区最重要的消费符号,虫草、蘑菇如何承载了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如何侵袭了最偏远的乡村,阿来从最细小的事物身上发现时代的秘密。每位个体与主流意识形态都有无形的关联,像盐溶在水中,历史融化在现实中。革命的激情消隐在消费意识形态之中,权力却通过市场、通过流动的金钱潜在地规训着我们。

    孔子曾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机村山青水碧,阿来满目含情,他能写出蘑菇、虫草的生长习性,更能写出斯炯、桑吉身上与蘑菇圈和虫草一样罕见的品格。异域风情并不是阿来的兴趣点,诗意才是他积极经营的重点所在。诗意藏在自然深处,藏在人的心灵里边。消费社会?阿来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确凿的生活细节,汁液饱满的语言,神采奕奕的人物共同谱写出生命力焕发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