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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邓自欣之书的故事

作者:辛德勇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2   版名: 名家特稿
历史所历史地理研究室,加上我,当时有七八个人,邓先生年龄最大,他们同辈人叫他“老邓”,我恭恭敬敬地叫他“邓老师”。

    邓自欣先生,是过去在历史所工作时一位前辈同事,是个很好的好人。

    历史所历史地理研究室,加上我,当时有七八个人,邓先生年龄最大,他们同辈人叫他“老邓”,我恭恭敬敬地叫他“邓老师”。

    邓老师是四川江安人,和近代大藏书家傅增湘是乡党。像巴蜀之地所有的生民一样,他也讲着一口声调高亢的四川话。其具有独自特性的地方,是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能够听出,他的话音,还声声透露出朴实、热情的天性。从大的方面,也就是就整个历史研究所来说,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所工会的主席,全心全意为大家忙活了几十年;对我们研究室来说,不管谁遇到大事小事,只要叫他听到,都会嘘寒问暖,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更是老老实实地听组织的话,规规矩矩地按领导的指示办。每周两次“返所”上班,他从不缺勤;更确切地说,只要家里没有什么离不开的事情,在周末以外的日子,邓老师大多也都来所里查书、读书,或是写稿子。这样的人,当然不管对于领导,还是对于每一位同事来说,都是十足的好人。

    不过,好人并不一定处处事事都很好过。邓老师身体略微有些佝偻,清楚显示着大半生的生活,所施加的重压。这种压力并不是来自荒唐年代的政治情势,而是养家糊口的艰辛。听研究室里别的老师讲,邓老师的老伴儿,一直没有正式工作,而在嫁给他时,是带着一大帮孩子过来的。所以,生活一直比较窘迫。

    即使是这样,省吃俭用,日积月累,到我认识他时,家里还是积攒了不少与专业研究相关的书籍。这与他家住东城,去东单、隆福寺、灯市口乃至琉璃厂的中国书店都比较方便也有密切关系。常逛这些古旧书店,往往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学术书籍。当然,都是非常普通的旧书,不会有什么珍本、善本或是新出版的名贵印本。

    到规定的年龄,邓老师退休了,但退休后还时常来所里转转。从年轻时起,做工作,他就完全听从组织安排,所以,几乎没有独立研究过专业问题。过去所做的工作,或是根据组织安排来汇编史料,或者从事“集体项目”,比如编绘历史地图,编纂历史地名词典,等等,都是这样一些事情。组织已经把他塑造成型,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组装工人,一旦退休,离开既定的岗位,就无法再继续自己的专业工作(他退休后仍来所里看书,是做《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扫尾工作)。

    到底是好人。自己用不上了,那就送给别人用。邓老师分两三批,拿出一小部分自己购藏的专业书籍,放到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办公桌上。然后,在所里贴出告示,告诉新来所工作的年轻人,谁有需要,都可以来挑,他无偿送给大家。因为在同一个研究室工作,我当然是历史所新来年轻人中最方便抢先下手拿书的人,但一本也没有动。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年轻同仁问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要邓老师的书,是不是没有看得上眼的?我告诉这位同事:邓老师比我们年长那么多,北京买书又那么方便,当然会有我很需要而又尚未购得的书籍。但邓老师这次定向送书,我理解,是希望所里新来的年轻人能够多了解他,了解历史所有这样一位给大家做过很多好事的好人。我和邓老师是同一个研究室的人,他直接帮助过我很多,而且早就特意挑了一本线装书送给我。虽然只是《四部备要》铅印的《十六国春秋》,但邓老师一生拮据,这在他的书籍中,已经是很高档次的精品了。既然已经直接感受他的热心善行,所以,就不能再拿书了。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邓老师希望通过做好事来赢得人们的关注和尊重,这心意,我很理解,也要尊重。

    邓老师其余更多的藏书,统统一次性地捐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捐献那一天,不是规定“返所”上班的日子,我偶然有事去所里,遇到了刚刚把书送到院图书馆的邓老师。看他的表情,有些兴奋,也很满足。邓老师告诉我,在捐书时,他向院图书馆负责人提出了如下三点要求:第一,写一份收到捐书的字据。第二,在社科院的院报上刊发一条纪事,载录他这一举动。第三,请求院图书馆,给他办理一个借阅该馆藏书的“图书证”。

    那时,我真是太年轻,觉得想都不用想,这三点要求是天经地义必然要办的事情。万万没有想到,让邓老师等了一个月,又是一个月;等了一年,又是一年。最终,直到七八年后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兑现一件。——— 这就是好人邓自欣先生书的故事。  □ 辛德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