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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历史不应有错漏

——— 评李仕权《改革的教训》

作者:向敬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3   版名: 历史
李仕权的《改革的教训》重在“打捞中国历代沉没的改革”,对在史籍中存有只言片语的改革,进行尽可能重现式的阐释。如他因《国语》所载“厉始革典”,联系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公卿惧诛而祸作”,挖掘出周厉王之所以被“国人暴动”而流放,是因其政治改革冒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导致权贵们群起而攻之,最终退出政治舞台。

    《改革的教训》,李仕权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版,定价:28 .00元。

    《历史的教训》,作者:(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著,倪玉平、张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28 .00元。

    向敬之 编辑,长沙

    李仕权的《改革的教训》重在“打捞中国历代沉没的改革”,对在史籍中存有只言片语的改革,进行尽可能重现式的阐释。如他因《国语》所载“厉始革典”,联系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公卿惧诛而祸作”,挖掘出周厉王之所以被“国人暴动”而流放,是因其政治改革冒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导致权贵们群起而攻之,最终退出政治舞台。

    所以,很多时候,所谓的平民暴动,只是贵族夺权的正义掩体罢了。这种游戏,在春秋战国时比比皆是。该另论的“沉没的改革”,其实不唯厉王一人,如秦献公、汉宣帝、王莽、隋炀帝等人的改革,以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前秦苻坚的励精图治、蒙元开创的行省制度等,都是值得一书的中国式改革。

    这些改革,多为最高统治者和主要执政者挂帅,制定政策法则,预定顶层设计。唯有实权派、强权者顶风破浪,实现得方为彻底。比如,商鞅虽被旧贵族车裂,但前有献公改革启蒙,中有孝公肝胆相照,后有惠文王竭力捍卫,终使赳赳老秦荡平六国。汉武帝、光武帝和唐太宗都以强权固本、雄才布局,传至后世,而成盛世。而王安石变法,虽前有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彩排,却因作为制片人的皇帝中途撤资,而使导演只能玩无米之炊。这样的悲剧,在王莽的模仿改制、唐武宗的反腐理财、明孝宗的财税改革中,也热闹地排演了一阵子。

    在《改革的教训》一书中,作者对很多历史上非著名的改革进行了最新的解读,值得我们仔细体会。但是,在作者的历史解读中,却存在一些明显的纰漏,作者在引证历史时,有明显的错漏之处。比如,第11页脚注引《史记·楚世家》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宣王,中子红为鄂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此正确行文当是:“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句宣王”该为“句亶王”,句亶为“后来郢都所始”,按史家所述当是今日湖北江陵。熊渠封王三子,怎只列老大、老二,而不见其三?《大招》中的“三王”,《离骚》中的“三后”,即著名的熊渠三子“句亶王、鄂王、越章王”。脱“暴虐”;直接引用原文,当实录,不录者该标示省略号,则非断章取义。

    再如,第17页脚注引《史记·齐世家》载:“桓公三十年春,齐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备,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贡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史记》中有“齐太公世家”,而无“齐世家”。战争讲究师出有名,单看此文,齐、楚都是周之诸侯国,楚不礼天子,齐也没权力来兴师问罪,他国也会说是不义之战,这在刚进入春秋争霸赛的当时是有所顾忌的。此中定有隐情缺漏,而引者未引完整,又没有标注省略,导致不必要的残缺、讹误、脱漏甚至错置而不达意。其完整文字是,《史记·齐太公世家》载:“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周成王年幼即位时,管蔡叛乱,淮夷也叛周,成王派召康公命太公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九州官守,如有罪愆,命你讨伐。因此,齐可以征讨各国。故而管仲应答楚王振振有词,也为此次齐伐楚增添了更多的师出有名的筹码。另,“王祭不备”当为“王祭不具”,“敢不贡乎”该是“敢不共乎”,在那礼乐时代,对天子的措辞还是需要恭谨的。

    至于引文的错讹,如引《诗·小雅·北山》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却写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引《史记·周本纪》把“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同字,同义,却前“于”后“於”,繁简未分;如谈及秦献公元年(前384)“废除了秦国自秦武公以来实行了300多年的以人殉葬制度”。公元前678年,秦武公死后葬于平阳,首开活人殉葬制。由是计算之,前后为294年,不到300年,而又怎出了“300多年”?亦当注意。

    还需注意者,有第33页翻译《诗经·秦风·黄鸟》(作者径署《秦风·黄鸟》,“秦风”是章名而非书名,恐读者误,宜写完整而见确切)将引文的“子车”译作“子舆氏”。子车,复姓,源自嬴姓,为秦公族。古谓子舆者字号有之,如孔子学生曾叁字子舆,曾子之后孟轲字子舆。周恩来曾把孟子写作“子舆氏”,《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有“子舆氏之言义不言利,乃正人心之所本也”,“子舆氏处战国分崩之际,人心涣散之日,不有言义者以正之,则鲜不为大奸慝”。李氏此译,该因袭《史记·秦本纪》:(缪公)“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史记》正义据《左传》云“子车氏之三子”,杜预云“子车,秦大夫也”,而未改同原述。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的车英,即子车氏之后,忠守嬴秦而被孝公重用。今将通用“子车”径改为罕见“子舆氏”,有失确切,让人费解。读者如我自有疑惑,疑惑缘何不直截了当而来得更给力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