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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日本,来自国家体制的思想压迫

作者:王绍贝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3   版名: 历史
日本战败后,GHQ (驻日盟军总司令)制定了民主宪法,虽然保留了天皇,但天皇发布人间宣言,不再参与国事,GHQ还发布了《神道指令》,强调信仰自由,但神道祭祀作为天皇的“私人祭祀”被保留了下来。神道祭祀名义上是天皇家的私人祭祀活动,但却在大祭祀的时候经常要求国家高官参加。

    《国家神道与日本人》,(日)岛薗进著,李建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版,定价:35 .00元。

    王绍贝 自由撰稿人,汕头

    日本的“国体”问题是解答日本历史和现状的关键问题,而日本“国体”的核心就是“天皇制”和“国家神道”。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对“国体”的认知,可以用净土真宗一位僧侣晓乌敏的话来感受下,他在潜心钻研明治天皇《教育敕语》后说:

    “日本的臣民教育就是臣民崇拜明治天皇。我曾经说过,日本是按照尊贵的天照大神的命令创建的国家,是天照大神的圣德庇护着这个国家。如同《无量寿经》说到的极乐净土是按照阿弥陀佛的本愿所建造、是阿弥陀佛修行所庇护的地方一样,日本这个国家是天照大神的本愿和天照大神修行的结果。”

    对国家这样一种宗教性的信仰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要从日本近代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佩里来航的“黑船事件”类似中国的“鸦片战争”,使日本人第一次感受到西方文明“船坚炮利”的压迫感,日本与中国面对西方文明都选择了“救亡图强”的道路,然而中日两国所面对的内外情势却不一样,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江户幕府时代,是一个封建割据的社会体制,将军幕府掌握国家实权,但各地大名保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天皇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外患加深了强藩大名和对生存现状不满的低级武士对幕府统治的怨恨,认为日本要“救亡图存”必须推翻幕府,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让天皇重新掌握实权。这些“倒幕派”推翻幕府建立明治维新政权的过程,乃是日本中古体制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只有把日本打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才能真正实现“救亡图强”。

    “天皇制”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天皇是日本的神,“天皇制”及其配套的“国家神道”,是统合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文化体制和工具。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也即“明治宪法”,这个宪法规定“国家神道”不是“宗教”,而是“祭祀”,而且是“国家的祭祀”,是全体民众必须参与的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实现“祭政一致”,而在私人领域则规定“信教自由”。但这种二重结构在现实中却遇到难题,那就是在私人信仰和国家神道遇到冲突时,应首先服从哪个?明治维新政权在出台了宪法的第二年立即推出以天皇的名义下达的《教育敕语》,目的在于统一全国思想,抵制西化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潮,同时强化国家权威。“内村鉴三不敬事件”就是国家神道与个人信仰和思想自由的巨大冲突,并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内村鉴三出生在高崎一藩士之家,在札幌农校学习并成为基督徒。后来留学美国阿玛斯特大学,1888(明治21年)年回国,1890年在第一高等学校(一高)教授“万国史”课程。在他到该校任教4个月后的1891年1月9日,一高举行了奉读天皇签过字的《教育敕语》的仪式。

    奉读仪式结束后,教师和学生每5人一队在天皇签过字的《教育敕语》前行礼。但内村没有深鞠躬,只轻轻低了一下头就离开了,这一行为遭到了在场教师和学生的强烈指责。虽然当时的校长极力想稳妥处理该事件,但无法平息一高师生及媒体的批评,最终,以内村于1月31日主动辞职收场。

    一高一位名叫木材骏吉的老师(也是基督徒)因维护内村,2月23日受到“非职”处分(保留其地位,取消其职务,实际上等于免职)。不敬事件发生后内村患上流感,他正在病中的妻子不幸被传染,于4月19日去世,年仅23岁。不敬事件后,内村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困苦不堪,1892年才在大阪泰西学馆找到工作,第二年4月转到了熊本英语学校。此后不久,内村得到了德富苏峰的支持,在舆论界活跃起来。他之前在穷困潦倒之时所写的《基督信徒的慰藉》和《求安录》,深深打动了正在确立个性的青年们,被广泛阅读。之后,聚集了众多青年的圣经研究会不断发展壮大,可以说当时人们正是通过内村鉴三不敬事件,找到了自己拥有的内心信仰,以及在某种场合抗衡国家神道、实现自我独立的方法。

    内村虽然因祸得福成为了一介青年导师,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遭到政府的排挤、打压,而从历史角度看,内村鉴三不敬事件确立了天皇崇拜和《教育敕语》的圣典意义,教育中的信教自由与思想、良心自由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内村事件之后紧接发生的是历史学家久米邦武的笔祸事件。久米被认为诽谤神道而失去了帝国大学的教授职位。久米是出生于佐贺藩的汉学者,他曾随从岩仓赴欧使节团出访,著有《特命全权大使欧美出访实记》一书,意义重大并广为人知。久米于1888年成为帝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1891年久米在《史学会杂志》上连载了《神道是祭天古俗》的文章。在这篇论文中,久米首先称赞建立在敬神崇佛基础上的国体之美风,然后展开他独特的宗教论和神道论。他认为神道的核心是皇室和伊势神宫的祭祀,这是古代的“祭天古俗”,也就是说实质是与中国“玉皇大帝”之类近似的、普遍可见的共同体祭祀,是“东洋祭天的古俗”的一种形态。祭天源于人类在原始时代(即襁褓时代)首先创造出了神这一概念,久米从学术角度祛除了国家神道的神圣性,甚至使用“襁褓”(=尿布)这一带有蔑视意味的词语。1982年2月28日,国家神道系统内的道生馆的4名学生冲进久米家,对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质问,久米被迫进行应答。此4人又先后去了文部省、内务省,要求采取相应措施,3月4日文部省给予久米免职的处分。

    日本战败后,GHQ (驻日盟军总司令)制定了民主宪法,虽然保留了天皇,但天皇发布人间宣言,不再参与国事,GHQ还发布了《神道指令》,强调信仰自由,但神道祭祀作为天皇的“私人祭祀”被保留了下来。神道祭祀名义上是天皇家的私人祭祀活动,但却在大祭祀的时候经常要求国家高官参加。神道祭祀只是被减弱,但并没有被废除,这也就形成了今天的“靖国神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