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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如何拯救自己

作者:刘铮 乔纳森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09   版名: 阅读周刊
北京时间10月8日晚,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表彰她的“复调写作,是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一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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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10月8日晚,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表彰她的“复调写作,是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一座纪念碑”。

    我们从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前的访谈中选出她谈自己两部作品的两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写作态度与政治承担。

    谈代表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记者:你写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作品是一本充满情感、令人震惊的书。您想向读者传达怎样一种情绪或者营造怎样一种效果?

    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下简称“阿”):多年之后,有这么一种论调,说我们对切尔诺贝利已经知道得够详尽的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没有人再想听到关于它的事了。可是,实际上,它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切尔诺贝利现象其实从来没有得到准确的理解。

    记者:惯常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如何?

    阿:最经常的反应是,说它是一次揭示:“我一直不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在个人的层面上。”这本书讲具体事故(它为什么会爆炸、怎么爆炸的)很少,更多的是在讲事故之后的世界,讲人对它的反应、如何亲身经历它。它讲的不是切尔诺贝利对自然、对人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破坏,而是揭示此类经验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意识。

    没错,切尔诺贝利引发了新的恐惧、新的感受,但它也使一些旧的恐惧消散了。比如,当人们面临抉择,最终决心逃离家园时,对苏联当局的恐惧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放射性物质的恐惧使他们对威权的恐惧减轻了。大多数人不了解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这一面。这本书恰恰使读者产生了我在写作时就期待的那种反应:人们开始思考他们的生活以及生命本身的意义何在,他们开始感到有必要重新树立一种价值观,一种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的价值观。我们该如何拯救自己?

    谈新作《二手时间》

    阿:在我的新著中有一个令人震动的故事,里面的一个男人说:“没有化学上纯粹的邪恶。”当他小的时候,他很喜欢一位奥莉娅阿姨,她声音甜蜜,长发飘飘。在苏联改革时期,人们开始谈论之前缄口不提的事情了。他得知奥莉娅阿姨在1937年的时候曾告发她自己的兄弟,结果那个兄弟就死在劳改营里了。当奥莉娅阿姨患了癌症、即将离世时,他向奥莉娅阿姨问了那个一直以来总在折磨他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兄弟?”她回答:“在斯大林时代,去找一个诚实的人出来试试。不存在诚实的人。”他临走的时候问她:“你对1937年还有什么印象?”她说:“那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那时,我爱过,被爱过,我快乐。”

    你知道,邪恶扩散了,渗到了我们的生命中。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东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工作的士兵也就几千人,可多少德国人支持、履行了这貌似平淡无奇的小恶?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今天,这个问题在重复发生。

    重要的是,我们要反思自己来自何处。它肯定能解释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我们既不反思古拉格,又不反思战争。我们从不敞开心扉探讨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有滑向犯罪的可能。

    我的作品不是没有希望的。它描绘了人类精神的力量。但我找不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何我们的苦难、我们祖辈的苦难没有转化为自由?这是一个大难题。

    编译:刘铮

    异见

    文学需要“政治正确”吗?

    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位人道主义者,她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是一次人道主义的胜利。

    然而,宣扬人道主义,通常并不是文学的首要任务,甚至根本不该是文学的任务。人道主义,是一种见解,一种理想,在实践中践行,在思想上阐释,都无不可。非要在文学艺术中加以表现,自然也不是不行,但要想表现得好,其实是最难的,因为所有理想化的观念,都难以在文学艺术中刻画。

    阿列克谢耶维奇写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我记得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位参与抢险的消防员后来躺在病床上,稍一动,身上的肌肉组织就有剥落的危险,一咳嗽,肺叶的细屑就会伴着血一起喷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写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我记得最深的一个细节是,年轻的战士讲,子弹射入身体的声音就像石子溅水的声音,令人一听难忘。无疑,这些细节都是极有力量的。不过,这不是文学的力量,或者说,主要不是文学的力量,这是事实本身的力量。事实的强度、温度、硬度,常常大到超出我们想象的地步。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这些细心地记录下来了,连缀起来了,令我们对事实生敬畏之心。但我们很难因此就认为她的文学手法特别高妙,因为很多时候,与事实比起来,文学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指责人们对苦难冷漠健忘,可是,假如读完她的作品,我们只停留在“核事故太可怕了,再不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战争太可怕了,再不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的水平上,那这样的“反思”又有什么意义呢?至少,这不是一种文学的反思。

    在思想意识上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成为文学上好的东西。“正确”与“好”之间不是正相关,也不是反相关,事实上,这两个范畴常常处于互不相关的状态。本着某种良好的意愿,想在文学中创造点什么出来,结果往往并不理想。早期苏联文学中塑造的工人、英雄形象,怕就经不起推敲。渲染光明,跟揭露黑暗,表面上相距很远,但内里的逻辑实有相通之处。

    我们并不是想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不重要、没有价值,绝不是这样的。但它们的重要、有价值,主要不是文学上的,而是社会的、政治的。它们属于那样一些文本,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周遭世界所必需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它们重要性的唯一来源。

    □乔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