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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维度谈现代文学

作者:遆存磊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9月20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3   版名: 文学 非虚构
《民国文学十五讲》,是孙郁关于文学史的讲稿整理而成。现代文学史,想讲出点自己的意思不易,孙郁深有感触,“在文学院教书,自然要对文学史有一个表述框架,但突破流行的模式,并不容易。

    《民国文学十五讲》,孙郁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48 .00元。

    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北京

    《民国文学十五讲》,是孙郁关于文学史的讲稿整理而成。现代文学史,想讲出点自己的意思不易,孙郁深有感触,“在文学院教书,自然要对文学史有一个表述框架,但突破流行的模式,并不容易。我只是以自己的趣味,做了一点尝试。”其实,在现代文学如梳如篦的研究中,想做一点尝试也是难的,而《民国文学十五讲》中,孙郁的趣味倒是不多不少地渗入了进去,索解一下,或可以略拓宽一下现代文学的维度。

    现代文学史,自然避不开鲁迅,而鲁迅研究,实在如掘地三尺,给人留下的余地太少。孙郁是鲁迅研究者,这次选择的视角乃“鲁迅的暗功夫”,的确有眼光,有着“自己的趣味”。鲁迅的文章、著作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暗功夫是摸不到的,是虚的存在,但爆发起来,却有大的内力”。孙郁以前写过《鲁迅藏画录》(及《鲁迅书影录》里的部分文章),对其在美术上的“暗功夫”已做了探讨,如今,更扩展到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民俗学、翻译等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种探讨,也是与孙郁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的,他曾长期任职于鲁迅博物馆,极便利接触鲁迅的一万四千册藏书,鲜活地感受其知识谱系,“冰山理论”在这里是恰切的比喻。如考古学,“鲁迅藏书里德文和日文的考古报告有好多,看得出他非常关注这些东西。但是他在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谈。可是这些思想暗化在他的文化精神里面”;如收藏汉代画像,有历代拓本5100余种,6000余张,健朗阔大的风格,显然符合鲁迅的审美,且暗暗影响其写作;鲁迅抄录许多罕见的古文献资料,如《岭表录异》、《蜂衙小记》、《桂海虞衡志》、《释虫小记》、《云谷杂记》等,对民俗、地方文化的偏爱昭显。在翻译领域,孙郁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不了解他的翻译史,就不会了解其创作与思想活动。这个复杂的过程,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有意味的是,如此的判断,亦有研究者加诸周作人身上,认为他翻译家的身份较之作家而言更重要,而周本人,亦在遗嘱里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这种殊途同归的研究思路,对周氏兄弟而言,是别具意味的。可以补一句,鲁迅和周作人,其翻译文字的数量,均超出自己写作的文章。

    有些意外的是,孙郁将戏剧编剧(主要为京剧)引入了现代文学的讲述中,主要人物有齐如山、罗瘿公、翁偶虹等。这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中似未见过,齐如山诸人基本出现在戏曲史中。孙郁说,“民国期间,中国的戏剧、戏曲的空间很大,出现了诸多有文学意味的作品,这些与布尔乔亚阶层不同的文本,雅也来得,俗也见长,已与古人的调子略有区别,就艺术水准而言,并不都逊于话剧作品”。戏曲剧本的文学性如何,可再做估量,但在现代文学中引入这一维度,却是有益的,“跳出五四新文化的思维重审我们的文学与艺术的历史,我们对以往的艺术书写,则有另一种眼光”。

    “学人笔记”一节,亦是颇值得玩味的。将周作人《药堂语录》《书房一角》、钱锺书《谈艺录》、朱光潜的谈诗文章、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列入学人笔记,是不错的,至于也加入梁实秋《雅舍小品》等,尚需商榷。不过,将笔记体单独论述,却是有意味的,白话文学各文体多移诸西洋,如小说、诗歌、戏剧,独有散文一体有自己的根,而笔记体又是散文中极别致的一类。中国传统的文人笔记,如杂货铺,将“正经文章”未容下的诸般东西统统搁到这里面来,纷纷纭纭,无所不包。现代文学兴起,扫荡传统文化的毒素,却也暗暗继承下如许精华之余脉,笔记适于信手拈来,为不少人采择。鲁迅的《随便翻翻》《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章,有着很浓的笔记风,更不必说知堂,中期写作之后,“文抄公”类,更是典型的笔记体。钱锺书的《谈艺录》,及后来的《管锥编》,均写于不太安定的时代,却都用文言笔记体,写作心态值得琢磨。即使进入当代文学阶段,笔记体亦未绝迹,汪曾祺的许多小说及随笔,黄裳、谷林的文章,都是这一脉的延续。

    在新文学史中讲旧诗词,表面看有矛盾之处,其实暗含着文学一体化的意思,并非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就是截然两段了。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林纾,是遗老的旧诗词,黄兴、宋教仁、秋瑾、汪兆铭、柳亚子、苏曼殊,是革命党人与南社诗人的旧诗词,吴宓、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顾随,是新派学人的旧诗词,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是新文学家的旧诗词。尤为惹人兴趣的,是新文学家写旧体诗,如鲁迅,写白话诗,区区六首而已,仅限于新文化运动初期,打打边鼓,新诗人多了,自己即罢手不写;而对于旧体诗,从数量上说,也不算多,但延续的时间,却是从少年时期直至晚年,想起就写写,未中断过,这其中透露出的文化心理是耐琢磨的。如郁达夫,其小说或许有不太节制之弊,但其才华在旧体诗这个“束缚”甚多的文体中,却是挥洒自如,真性情得以充分展露。另有周作人,其《五十自寿诗》曾引起文坛轩然大波不必详说,他写旧体诗是不算少的,“我自称打油诗,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同样地我看自己的白话诗也不算是新诗,只是别一种样式的文章,表现当时的情意,与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夫子自道,表明其写旧体诗的用意。新文学家写旧体诗,另有朱自清、俞平伯、郭沫若、茅盾、沈从文、施蛰存等,覆盖面甚广,这说明文学传统的强大延续性,不是人为的硬性分割可以割得断的。

    以上,分析的是孙郁讲新文学史所透露出的自己的“新意思”,不能只是褒的一面,还是要说说瑕疵的。讲稿中,谈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以及旧派小说等,看得出,他是下了力气的,努力想讲出一些新意来,不过就熟悉文学史的而言,似并未得到太多新的东西,这也是不足怪的,毕竟对于众所周知的领域,研究已到了极深的程度,再想出新,不易。如今的研究著作,能取一瓢饮,作者就大可不必惭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