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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诺夫的悲剧

作者:马海甸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9月20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6   版名: 专栏
“搬迁后我们很快就知道更换的不仅是窗外的风景(把广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眼下看见的普京卡圣母诞生教堂,它像可爱的笨拙的爪子趴在人行道上),还有杂志的首长。

    ●西书架之四十

    马海甸 翻译家,香港

    “搬迁后我们很快就知道更换的不仅是窗外的风景(把广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眼下看见的普京卡圣母诞生教堂,它像可爱的笨拙的爪子趴在人行道上),还有杂志的首长。新主编朝我们走来,手持一支结实的手杖,头戴一顶花花公子般的毛茸茸的便帽。时髦的美式西蒙诺夫大氅就挂在谢尔比纳挂海军大衣的地方。新主编的手指上戴着沉甸甸的钻石戒指。大概,他的嗜好是在粗制滥造的有镀金飞檐的暗红色豪华大厅内工作。西蒙诺夫是所有莫斯科女性的梦想,他著名的组诗《有你无你》就是献给她们每一个人的———他漂亮地用法语P发音,蓬松的鬈发,留着早白的海狸似的胡子,身穿略嫌肥大和时髦的美国服装,喜欢接待盟军和不久前自己在前线的战友。”

    这一段话译自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的回忆录《时代的俘虏》,后者其时任职苏联大型文学杂志《新世界》,而西蒙诺夫则是杂志主编。伊文斯卡娅仅用了百余字,就由表及里地勾勒出这位正春风得意的作家的神气。

    在伊文斯卡娅笔下,西蒙诺夫显然与我们想象中的法捷耶夫一类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形象大相径庭,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时髦用语来说,此人是变“修”或堕落了。一个在战火中九死一生的党中央候补委员,居然头戴花花公子式便帽,身穿美式时髦大氅,手指上戴着沉甸甸的钻石戒指招摇过市,与战后初年苏联经济凋敝、大多数人还在忍饥受冻(请注意,刚退伍的同事谢尔比纳穿的还是海军大衣)相比,极不协调。作为作家,西蒙诺夫是一个矛盾体,他不乏才华,但将太多的创作才华和热情用于揣摩上意,用于解释政策和现象,而不是刻画人性,以致大多数作品成了工具,包括他因之六获斯大林奖金的几乎全部作品。只有摆脱了这个羁绊写出的真正自抒胸臆的作品如《等着我……》,才能传诵至今,这是人民发给他的无形却是无价的真正奖赏。作为编辑,他是一棵墙头草,不像他的前后任、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特氏先于西蒙诺夫任《新世界》主编,后遭免职;赫鲁晓夫时代复职,故有此说),力排众议,刊登了大量敢为天下先、为“解冻”擂鼓吆喝的作品。是什么样的背景产生出西蒙诺夫现象?也许,他的家庭背景会给我们某些答案。俄国学者维克托·别尔金斯基赫的新著《苏联诗歌史》(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出版社2014年版)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

    据别尔金斯基赫考证,西蒙诺夫的母亲奥布伦斯卡娅郡主,有德国血统,他的舅舅是沙俄政府的五品文官,当过三个省的省长,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三个姨妈均以“危害社会分子”的罪名从列宁格勒流放奥伦堡,一人被处决,一人死于当地,一人在流放二十年后始获释。诗人的父亲是旧俄军队的少将,国内战争期间西蒙诺夫将军(时任军参谋长)在波兰失踪。1919年,母亲带着小西蒙诺夫避居外省城市梁赞,改嫁曾任旧政府军校校长,后改投红军的伊万尼舍夫将军。尽管有着这样的家庭底子,这位白卫军的“狼崽子”前半生过得还算顺当,他虽然只读到七年级(相当于我国初中)就到工厂当了一段时间旋工,证明他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很快就随家庭移居莫斯科,进入莫斯科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以及高尔基文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西蒙诺夫就任《文学报》编辑,未几改任战地记者。凭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跟随苏军几乎转战过各大战场),凭自己新闻记者的灵敏嗅觉,捕捉到几个热门题材,而且剧本、诗歌和小说三管齐下,令斯大林刮目相看。从此夤缘而上,一发不可收拾。四十一岁上官拜苏联作协副总书记,成为苏联文坛仅次于法捷耶夫的二号人物。斯大林想“招安”远在巴黎的小说家布宁,安排的人选也是西蒙诺夫。斯大林逝世,西蒙诺夫这回没能摸准风向,他在《文学报》上刊登的谀墓之词太出格,激怒了赫鲁晓夫,他从此走上下坡路。即使数年后在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中对昔日的恩主大加讪谤仍无济于事。及至勃列日涅夫上台,斯大林在他续写的后二部曲中又转而成为英明的统帅,但继任者对他就是不予重用。

    西蒙诺夫的多变、善变,表现在创作上是惟上,缺乏文人风骨和坚持,应与他的贵族家庭和所处危机四伏的诡谲环境有关。作为旧贵族的噍类,他如果不想步三个姨妈的覆辙,惟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摒弃自我、泯灭自我,否则无以在新社会中安身立命,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只能透过衣着、漂亮的法文谈吐以及小诗来略加发泄。只有到卧病在床,已无握笔之力时,他才敢越雷池一步口吐真言,对于一位以创新为务的作家,回忆过去,也就意味着走向末路了。这也是何以西蒙诺夫的写作才具不弱于帕斯捷尔纳克,生活积累更是后者所远不能及,但成就和受读者尊崇程度仍瞠乎其后的原因。

    西蒙诺夫的作品除部分诗作外,大都已译成中文,有的作品甚至有不止一种译文。如三部曲之一、二两部《生者与死者》和《军人不是天生的》,早在文革前就作为“黄皮书”出过一版(《最后一个夏天》则在文革后期出版),前者是我最早读到的“黄皮书”,时在1965年,初读之际为苏军的溃败感到不可思议,眼下则想把它找来重温当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况味,可惜已遍寻不获。十年前,也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有出版社不惜工本,另筹翻译力量,把这套本来翻得就不错的书又重译了一遍。我也凑兴买了一套,但俗务鞅掌,至今未读。近些年,西蒙诺夫的影响已渐趋式微,这既出于读者的多元选择,也与苏联解体后作家的政治取向渐为后人所不齿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著作热销,与之适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