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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时代会到来吗?

作者:黄夏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9月20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1   版名: 社科
最近几年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学习新事物。我才刚从地铁女孩“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宣言中缓过劲来,又立马身陷闺蜜、暖男、小鲜肉、女汉子之类名词的围追堵截。

    《性存在》,(英)韦罗妮克·莫捷著,译林出版社20 15年8月版,25 .00元。

    《性审判史:一部人类文明史》,(美)埃里克·伯科威茨著,王一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39 .50元。

    黄夏 自由撰稿人,上海

    最近几年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学习新事物。我才刚从地铁女孩“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宣言中缓过劲来,又立马身陷闺蜜、暖男、小鲜肉、女汉子之类名词的围追堵截。每年三月八日我抓耳搔腮不知该如何祝女编辑们节日快乐,我犹记得去年一个女编辑在Q Q上悻悻然的表情:“是女生节啦!”而直男癌这样的字眼也让我悻悻然。今年七夕我又听闻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原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牛郎织女故事———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女主角竟然是个被拐妇女!更要命的是,我们把这个悲催故事当成“最美××”传唱了千百年。

    对性身份标签的如此细分与强调,或许让我们终于赶上了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的“性存在”时代。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韦罗妮克·莫捷在《性存在》中的描述,“性存在”(sexuality)是指“人类对性能量的拥有状态,或对性进行感受的能力。”如今人们以这一动态的、强调人类主观经验的概念,来取代客观和僵化的“性”(sex)概念。《性存在》就是一本探讨“性存在”历史沿革及其意义的著作,在书中,莫捷将性存在分为三种模式:宗教道德、生物和社会模型。

    宗教道德模型,主要兴盛于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基督教主张灭人欲、入天堂,性行为的目的在于繁殖后代而不是性愉悦,愉悦,是要受到谴责的。基督教留下两大历史遗产:一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原则,二是将一切繁殖目的以外的性行为统称为“鸡奸”(夫妻间的避孕也属此类),并给予道德谴责和法律镇压。

    启蒙时代以后,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掌控渐渐松弛。随着现代科学、医学、生物学的兴起,尤其是1871年达尔文“性选择”理论的确立,性存在开始从宗教道德模型转入生物模型。性行为不再是“原罪”,而是自然的生物欲望的结果。“人们将繁殖后代的本能假定为生物的自然本质状态,并根据是否符合这一标准来定义性常态和性变态”。

    同宗教道德模型一样,生物模型也留下了两大历史遗产:一是人们“发现”了女性。过去一直认为女性的身体与男性类似,只不过比男性低劣,18世纪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女性身体的生物属性迥异于男性,而不是男性身体的低级形式。人们也不再将性行为看成伴侣间主导与被动、冷与热的接触,“而是将其看作男人和女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之间的互动行为。”

    生物模型的第二个遗产,亦即其负面遗产,对性存在的发展更为重要。因为该模型关于性常态和性变态的描述,默认了异性恋是性行为的唯一标准范式,而其他性行为则被看作是对标准范式的偏离。在生物模型下,同性恋者不再被视作罪人,而是被当成生理或精神不正常的人,需要通过心理干预、强制隔离、化学手段(包括阉割)加以诊治。

    强制诊治的理由是人们认为性有改变社会秩序(主要是使之紊乱)的巨大潜力。二战前后西方大力镇压同性恋,就是认为同性恋者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建立一个与共产国际一样可疑的“同性恋国际”。马尔库塞、弗洛姆、赖希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则主张通过解放“自然的性欲”,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下拯救出来。受其影响的20世纪60~70年代性革命确实解放了性,但资本主义依然完好无损,甚至将性解放商品化而纳入资本主义本身的体制之中了。

    生物模型长期占据人们对性存在的理解,直至金赛和海蒂的两份性学报告从内部撼动了它的地位。在金赛的报告中,有37%的男性受访者承认自己曾与其他男性有过性关系并达到性高潮,而其中大部分男性都认为自己是直男。海蒂的报告则披露只有约30%的女性能够经常地从性交中获得高潮,而95%的女性声称只要她们愿意,可随时且频繁地获得阴道高潮以外的性高潮。金赛的报告质疑了生物模型关于性常态和性变态的区分,海蒂的报告则揭示男性对女性性存在的理解(比如“性冷淡”)从一开始就存在误区,社会对性的定义以及这一定义赋予女性的从属角色,也正建立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

    在此背景下,米歇尔·福柯、史蒂芬·希斯、肯·普卢默等人提出了关于性存在的社会模型理论。他们主张,“将性存在作为一项需结合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经验来理解,而这一经验是由社会权利关系所决定的。”按照他们的看法,性身份不仅仅是自然本能的表达,而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

    韦罗妮克·莫捷显然深受性存在社会模型理论的影响。她在《性存在》的写作中,始终将性存在置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观照之下,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独立的领域来探讨。比如,莫捷对女权运动所作的评价,就十分让人钦佩。作为女性,她在赞扬女权运动推动女性权益的同时,也毫无保留地点出了该运动的诸多软肋。比如女权运动刻意制造的两性二元对立掩盖了由种族、身份、阶级等方面引起的问题;因过于强调女性性存在而对男性性存在的描述偏于单一和脸谱化;以及在把强奸、家暴、性骚扰、色情出版物等话题引入公共政治领域的同时,却独独把堕胎视作女性私人决定权这样的双重标准,等等。应该说,社会模型理论让莫捷在探讨具体问题时不发空想而事事落到实处,这是不少女权主义者一直没能做到的。

    总的来说,鉴于人类性取向、口味、能力和需要的进一步细分,各种性身份也在不断增多,传统生物模型关于常态和变态的区分早已不堪敷用。西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性改革也更致力于模糊和消除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等二元对立概念,甚至从根本上取消性别身份,而强调性身份是一种可选择的“政治行动”,具有流动性和不可框定性。

    那么,这是不是说,无性时代已经指日可待了?莫捷没有不假思索地加以肯定。她写道:“性需求、性价值观,以及与性有关的情感,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如今我们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导致‘性存在’的概念弱化。但是,无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的身体和彼此间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未来性这一概念的意义,仍然会由社会和政治来塑造。”刻下欧洲穆斯林人口增多,与所谓“同性恋基因”的被发现,无疑增加了宗教道德和生物模型话语的分量。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性存在的多元主义在短期内是充满变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