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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世界上最坚固的铁屋

作者:申霞艳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9月20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0   版名: 南都推荐
《自我的风景》二十八篇内容各异的文章共同彰显了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和方法。随着“思想淡出”,无论是学术还是批评都在以高度组织化、资源化的方式被生产,文学批评受权力的诱惑和市场的奴役日甚。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陆建德的批评和研究是很好的警示和示范。

    《自我的风景》,陆建德著,花城出版社2 0 15年3月版,35 .00元。

    《自我的风景》二十八篇内容各异的文章共同彰显了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和方法。随着“思想淡出”,无论是学术还是批评都在以高度组织化、资源化的方式被生产,文学批评受权力的诱惑和市场的奴役日甚。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陆建德的批评和研究是很好的警示和示范。

    马克斯·韦伯将现代描述为“钢壳”,异曲同工,卡夫卡写出了著名的《变形记》,以甲壳虫比喻现代以来人的异化。在中国,鲁迅的铁屋子意象深入人心。今天,面对中国引以为豪的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我以为“自我”既是我们最易感知的经验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坚固的“铁屋”,我们每个人都寄居其中却无法窥视其秘,“只缘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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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建德先生将新著命名为《自我的风景》,为我们提供了清理、反思文化传统的角度———“自我”。“自我”既是对“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的内向思索,也是对人类历史的反思。“自我”从心理层面上说是记忆主体,一个失忆症患者就是一个无法谈论自我的人,正是因为记忆对于人如此重要,《暗店街》中主人公持续的自我追索、《万寿寺》中自我的解构、建构才有非凡的意义。记忆的遴选并不仅仅遵循快乐原则,而是意义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对苦难、屈辱和痛苦的记取才可以理解。“自我”从认知以及存在层面来说,自我是对意义的捍卫和交流,只有意义的共识才能达成有效的交流。国族的自我意识也是现代性形成的基础。古人说“一日三省吾身”既要“省”自己的行为,更应“省”的是内部的自我,惯性和惰性裹挟着日常生活,内在的反思往往需要适当的契机和外部的刺激,那些未经反思和内化的知识其实不属于你,不能给你的生命提供有机的营养,不能让灵魂得以生长。

    《自我的风景》分为四个专辑:作家与社会、沉默的被告、走出狂人的铁屋和回归历史。更为可贵的是在这二十八篇内容各异的文章共同彰显了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和方法。随着“思想淡出”,无论是学术还是批评都在以高度组织化、资源化的方式被生产,文学批评受权力的诱惑和市场的奴役日甚。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陆建德的批评和研究是很好的警示和示范。

    著作第一辑介绍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特罗洛普、奈保尔等“西方”著名作家,就像题目“作家与社会”所涵盖的,陆建德注重的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与他选择的是历史性的言说对象契合。从大的纵轴来讲,文学有一个从大到小,从高到低,从神性到人性、从精神到身体的演变过程。在乡土文明占统治地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由宇宙意识凝注的“大我”占据文学想象的舞台,文学散发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光芒。“小我”是城市文学兴起后无家可归的叙述对象,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弗洛伊德心理学流行的产物。一位富有历史使命的研究者对待西方文化的选择和介绍背后自有其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建构之上。他在《萨义德的世俗批评》中批评今日的学院派,“日益专业化的语言与政治上清静无为的倾向使得学院派文学批评家自我放逐到渺无人迹的隐士世界,结果代价昂贵:批评家与社会和普通读者完全隔绝。”并强调“批评家的任务是要重申文本与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将“世界”放在文学四要素的首位加以突出。陆建德对萨义德批评观点的推介也切中中国批评界的现状。批评不能仅仅满足于同行评价和话语的自我繁殖,读者、世界、社会现实同样是批评必须关注的维度。

    第二辑涉及奥威尔、赫塔·米勒等在我国一度炙手可热的作家。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听到的是陆建德对高度符号化的反对声音。毫无疑问,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使今天中国读者多多少少有点崇洋媚外,易被“外来的和尚”一叶障目,对外来的思想往往不加辨析地全盘接受。陆建德这个留学英伦的学者更喜欢温和地理性地从常人不疑处发出自己的异见。他从赫塔·米勒获诺奖时的演讲稿谈到文学的宽恕问题。是的,由于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文学充满了清算、控诉等等高亢的激愤之音,却匮乏清明的恕道,作家们在文字中大加砍伐杀戮,缺乏恻隐之心,文学作品也丧失中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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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辑“走出狂人的铁屋”也是我最感兴味的部分,因为谈论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内容,却于我习焉不察之处提出异议。比如他指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充溢着暴力书写和暴力想象,而且“梁山好汉”们大多鄙视农业生产且好逸恶劳,与中华民族勤劳素朴的道德观念、传统文化安土重迁的基本价值相悖;他们之间除了尊崇狭隘的江湖兄弟情谊之外别无人伦之情,这种义气建立在隐蔽的经济利益和杀人越货之上。宋江“及时雨”的美誉恰恰与他包裹里明晃晃的银子成正比。虽然每个人逼上梁山的方式不同,但百多位好汉几乎没有超越个人经验的更普遍的社会意识。“梁山泊”不是一个“理想国”,只是旧江湖。好汉们觊觎朝廷的江山而不是爱我山河;他们的狭隘、残暴和孤陋在今天现代价值的烛照之下益发明晰,其中不加分辨的杀伐屠戮暗合了人性中的黑暗地带。《水浒传》成为古典名著广泛传播暗合了二十世纪革命情势的需要。作为名著成为今日义务教育参考读物,其利弊对于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尚待观察和分析。

    《走出狂人的铁屋》是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再思考,狂人日记发现字里行间的“吃人”二字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也是现代性激进降临方式的表征。作者先对中国的“狂”文化进行梳理,李白“我本楚狂人”,辛弃疾“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堪称狂文化的代表。拉开现代帷幕的“狂人”接续了这种久远的文化传统,将自己从整个社会中超拔出来却缺乏自省和自制能力。因此“要疗救自己,他必须从自我中心的铁屋里走出来”,到广大的人间去。像狂人这种将自我高大化的倾向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中,我们需要很大的内心力量才能祛除幻象。我们来到世界,持续一生的难题是“认识你自己”,罗素奉劝我们不要高估自己的优点,而诗人艾略特指出:“谦卑是一切美德中最难获得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自我的积极评价的愿望更难克服。”记忆的遴选、高于实际的自我评价都隐含着自我美化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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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的风景》既是书名,也呼应了序言《不得志的背后》,这可以解读为陆建德先生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他以“自我”为关键词对中国传统进行扫描,努力厘清光芒中的晦暗,凸显关于传统的貌似定论的麻醉作用。资中筠先生在很多演讲和文章中提到:士大夫最为宝贵的精神就是将个体的人生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的家国情怀。今天“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言依然在激荡着我们的爱国情感。问题是在和平建设时代,我们可资利用的古典思想资源十分单薄。历史从来在一治一乱中交替,而治的时间要大大地多于乱的时间。尽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论,但我们引以为豪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并未积累起有效的参政议政的现代观念和方法,在漫长的相对封闭的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形态中,我们有的是喋喋不休的“怀才不遇”之怨以及独善其身的隐逸传统。对梅兰松菊等物高雅品格的歌咏都是孤芳自赏的写作主体的“有我”视角观照的产物。

    通过文学史纵向梳理,陆建德发现:自《离骚》到唐诗、一直到《狂人日记》、《沉沦》等经典著作,其中包含着“自我中心的怨调”以及强烈的自我放大、拔高、排斥社会的倾向。陆建德从文学传统中发现屈原“伟大的爱国诗人”形象是被司马迁等后世文人建构起来的,而屈原独自徘徊在宇宙间发出苍茫追问的形象经过历史叙事的沉淀大放异彩,对救亡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堪称无与伦比的精神典范。现代诗人闻一多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闻一多先生“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再准备跨进大门”的勇气无疑受到了“名士”人格的召唤。而根据《巨流河》中齐邦媛的回忆,闻一多先生遇刺的故事在最关键的时刻改变了民心向背,最终改变了中国革命史的进程。所以,精神的力量在历史演进中决不能低估。清理精神的光亮与阴影同样是批评的应有之义。陆建德先生从《离骚》中读到了“怨”,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归纳诗的作用是“兴观群怨”,“怨”即刺上政,批评为政之失,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萨义德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要求异曲同工。过去我们就是从这种批评的积极意义上解读《离骚》,而忽视了文本中强烈的个人的失意、哀怨,尤其是其与整个社会的紧张关系,将个体从民众中分离出来的自我认知实质上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这一脉络恰恰被高亢激昂的孤寂求索形象所遮蔽。

    从屈原的“怀才不遇”到狂人的自狂之间贯穿着一条若隐若现的精神线索,那就是文人们如何想象自我、叙述自我。在事功的文化传统中,文人将自己人生的首要意义确定为“立功”。而封闭的社会空间和价值体系中,个人的出路非常狭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似乎只有入朝为仕且不是一般的幕僚才是人生的首选,才能完成个人的自我抱负。这种简单狭隘的对意义和成功的认知导致了《儒林外史》中诸多下层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传统理念在今天都必须经受现代价值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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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建德还在字里行间提醒我们很多“共识”并非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比如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西方是个人主义的传统,中国是集体主义的传统。事实上,由于游戏规则的匮乏,我们并不善于分享和共处,唱歌的孩子希望自己独唱而不是参加合唱,喜欢拉琴的亦然,足球运动场上尤其能够看出欠缺配合意识。而人作为政治的和社会性的动物,必须学会与他者共处才能换来和平、与他人共事才能达成双赢。

    介绍西方的思想是为了“拿来”,吸收、融合并为我所用;清理名著,乃是清理民族文化传统,因为“文化传统的精华就存在于我们的大量语言文学作品中”。陆建德先生以笔为旗,在字里行间重建道义和人文情怀,重建批评者与现实社会的血肉联系。他的书写和清理看似细微,但这种从细处做起,从具体的经典名著入手,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更辩证地看待西学,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剥离传统中的沉疴和积弊,恰是今天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在“回归历史”辑中,陆建德的历史目光更加深邃透彻,他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经验结合,批判了二十世纪以来对科技的迷信和根深蒂固的事功传统,渴望以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经验来深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 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击中痛处》,陆建德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 13年1月版,25 .00元。

    《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陆建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9月版,32 .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