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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宫崎市定的中国之旅

作者:苏枕书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9月13日 星期日    编辑:南都   版次:GB15   版名: 专栏
近代以来,中国派出的公私赴日考察团络绎不绝,留下不少记载。同时,日本各阶层、组织也派出大量赴大陆、台湾旅行的观光团、考察团,特别是曾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台湾成为最热门的旅行地,查踏极众,皆留有丰富记录。

    穿长衫、戴瓜皮帽的青年宫崎市定。

    ●京都读书记之十九

    苏枕书 作家,日本京都

    近代以来,中国派出的公私赴日考察团络绎不绝,留下不少记载。同时,日本各阶层、组织也派出大量赴大陆、台湾旅行的观光团、考察团,特别是曾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台湾成为最热门的旅行地,查踏极众,皆留有丰富记录。东洋文库有《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国旅行記:解題』),中华书局所出“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所取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总序写得很好。这些纪行文虽水平参差,泥沙俱下,但为了解其时中国的政治、风土、人情,以及日人对华态度之转变等等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1924年12月,本科毕业论文提交前夕,二十四岁的宫崎市定参加了外务省主办、文部省派遣的“学生南支视察团”,首次踏上大陆土地,开始了为期三十七天的旅行。在其全集第22卷,收有《上海至广东》、《南支视察团日志》两篇文章,内容虽不比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桑原骘藏《考史游记》等丰赡详尽,却也有若干值得注意的细节,可观察两代学者中国观的差异。

    宫崎一行三十人,经济、法科专业的学生居多,因此在工商业中心的上海滞留时间最久。每日于纺织厂、满铁事务所、水道水源地、医院等地走马观花,宫崎的毕业论文是《南宋末宰相贾似道》,兴趣在宋元之间,当然觉得现代化都市上海很无聊。唯一令他精神稍振的,是有机会拜访寓居沪上的康有为。

    其时,东大的市村瓒次郎恰也在沪。视察团领队、松本高等学校教授重原庆信欲前去拜访,宫崎因高中时曾在重原门下,遂请同往。市村刚好说要去见康有为,宫崎便说也要跟着去。由西本省三带领,地方在万航渡路附近(当时还叫极司非尔路),应为愚园路132号的游存庐。西本省三号白川,在东亚同文书院教书,后发起春申社,办周报《上海》,师从沈曾植,与郑孝胥交往甚密,热衷复辟,攻击中华民国共和制。1927年因病回到故乡熊本,次年去世。后《上海》更名《上海周报》,1933年改为半月刊《上海》,至1945年止,是考察战前战时上海日本侨民的很好资料(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公开有电子版)。

    递过名片,跟随秘书穿过小径,便见到客厅前紫藤架下的康有为。康在上海,每日接见访者无数,滔滔不绝,应对自如。宫崎不会讲中文,辈分又低,惟有从旁静听,“康氏过于雄辩,翻译的白川也相当雄辩,后来二人忘我深谈,也不翻译,我们只好在一边发呆”。归途中西本白川谈兴仍浓,评价康有为态度轻率,难取天下。宫崎对这些都无兴趣,感慨“到底活着的人是无趣的。活着的人会说话。这样上海一点古老的东西都没有了”。

    不过,上海总还有优点: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当时,中华正宣传新影印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全两百册,虽然字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尚能忍受,宫崎非常想要。有连史纸、有光纸两种,前者较贵,就买了后者,背着两大包书继续辗转旅行。后日回到京都站时,连打车的钱都没有,坐电车回到平野宫北町的住处,已筋疲力尽。类似买书的经历,不少学者的文章里都能见到,很有同感。后来,宫崎还买过中华的四部备要本、商务的百衲本廿四史,但最习惯使用的还是青年时代买下的这套,直至晚年,依然置于手旁。竹简斋本发行期短暂,流布不广,缺点甚多,然而字小、册数少,不乏便利处。由此也可看出宫崎对版本的一贯态度。他学生时代买过几种汉籍,都被内藤湖南摇头说不是什么好本子。据老一辈聆听过宫崎授课的老师说,他对版本无甚执着,要求无非是常见好用,便于研究。

    上海周边,还去了南京、苏州。在苏州花钱骑驴,认为驴实在可爱极了,倘若有钱,应该买一匹回去。日本全土无驴,素为畜产史的谜题。横山大观来中国旅游时,也对驴格外喜爱,特购一匹海运回家,取名“长城”,后因气味太大,邻居抱怨,才转移别处。因江浙战争的缘故,杭州交通不便,遂改往宁波。一行人本想去看寺庙,却迷了路,无奈返回上海。

    在上海的某日,曾悄悄去照相馆,借了长衫小帽拍了张纪念照。洗出来看,觉得十分奇怪,不像自己。直到归途船中才又拿出来看。这与吉川幸次郎在北京穿长衫的心情当然完全不同。

    1925年元月三日,乘船去广东,途经厦门、汕头、香港。在广东受到空前礼遇。这与孙中山希望北伐得到日本援助也有关系。先是新成立的广东大学学生会招待了团员,后参加校长邹鲁举办的欢迎会,晚宴是广东日侨的联合欢迎会,排场很大,胡汉民、邹鲁、伍朝枢、孙科皆列席。担任翻译的是物理系的教授柳金田,据说他日语很好。席上,胡汉民等人发表热烈的演说,学生们不好意思吃饭,只得默默听取。次日晚,学生们去尝试了蛇宴———当时《申报》也常有粤菜馆的蛇宴广告,“生宰肥大金钱豹蛇”“三蛇龙凤会”云云,足见传统。宫崎花了比访问康有为更细致的笔墨描绘了蛇餐馆甚可骇怪的细节,选蛇、捉蛇、取胆、饮蛇胆酒、煮蛇火锅。猴肉、鹿筋、猫肉、鼠肉,一应俱全,不过为防鼠疫,警察不许食鼠。

    离开广东后,往台北、高雄、基隆,乘日本邮船信浓丸归国。不久,他的纪行文分四次连载于《京都帝国大学新闻》,笔调冷淡,不乏揶揄、猎奇之语。而晚年为全集第十一册《宋元》写跋,忆及此番青年时代之旅,才说是“首度直接接触外国文物的旅行,对日后的世界观有很大影响”,“给予有形无形莫大的收获”。

    此后,宫崎还曾到过中国三次:1929年7月24日至8月10日,宫崎参与组织第三高等学校学生“夏季满鲜见学旅行团”,由大连旅顺至长春,再至朝鲜,有旅行日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接辎重兵第十四大队召集令,担任马厂长,登陆吴淞,因停战协议而未有军事活动,仅负责维持治安。月余而返,有《马厂长日记》。1933年8月2日,带领中国学专业的十五名学生往北京见学月余,请中过举的旗人胡玉泽为汉语讲师。访问傅惜华,游览西山。后独往泰安,访孔庙,登泰山,过济南,自青岛乘船返回。战争给学者们带来怎样的影响,此处不及深论。想起滋贺秀三曾因被选拔为特别研究生而免去兵役,晚年回忆,说自己最幸运的,不是学问的研究,是不曾在战场上杀人而活到现在。享用和平的人们,应有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