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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跳“广场舞”怎么就丢人了?!

南都专访学者戴锦华、唐克扬、王芊霓,深度解析“广场舞”成因

作者:黄茜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04月17日 星期五    编辑:南都   版次:RB12   版名: 文化中国
“广场舞”其实很早就有人跳,只是近年来才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大部分消息都是负面。首先是央视曝光温州松台广场和新国光公寓居民之间的噪音对决,据说公寓居民不堪忍受广场舞噪音,花26万元买来一高音炮“以噪制噪”。

    2015年03月31日,北京,五位来自黑龙江的女性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起了广场舞,围观者甚众。 CFP供图

    “广场舞”其实很早就有人跳,只是近年来才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大部分消息都是负面。首先是央视曝光温州松台广场和新国光公寓居民之间的噪音对决,据说公寓居民不堪忍受广场舞噪音,花26万元买来一高音炮“以噪制噪”。接着又传出中国大妈穿着鲜艳的民族风装束把“广场舞”跳到了卢浮宫,有人惊呼这回“丢人丢到了国外”。跳跳“广场舞”怎么就丢人了?我们试图从人类学、性别研究和城市设计等角度对“广场舞”现象进行把握,探讨当代城市的公共空间以及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开放的、人性的?

    1为什么谈论广场舞?

    在问答网站“知乎”,能搜索到有关“广场舞”的问题285个,最高的有一万三千多次点击率,一百多条回复。有“泼粪”、有力挺,讨论大部分具有曲折的故事性,现身说法讲述“广场舞”的小社会如何为了“夺权”而尔虞我诈腥风血雨,广场成为大妈大爷施展人生智慧与谋略的第二战场,剧情比宫斗剧还要狗血。

    唯一一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理性分析广场舞现象的文章发表于《文化纵横》,名为《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这篇文章的作者王芊霓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研究型硕士,广场舞是她的研究课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是什么促使你去做广场舞研究?有没有新闻或事件的触发点?

    王芊霓:我从2011年到香港读书,先是中国研究专业,后来成为人类学系的研究型硕士,在这期间虽然几次回大陆我都见过人们跳广场舞,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2013年初的冬天,我旅行经过四川时,我的一位在成都工作的美国朋友招待了我。他很神秘地对我说,“芊霓,你不是喜欢跳舞吗?我在成都每天晚上也会在学校里和藏族朋友跳舞,你来参加吧!”那天的场面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夜幕中,大概七八十个人围成一个圆圈,几乎占满了那块空地,大家边绕圆圈边跳。我还记得当天跳到最后,我们大家又排成了四排继续跳一些藏族舞曲的街舞,舞步很快,大家都特别兴奋特别开心。

    当时我还并没有想到要用广场舞作为我的研究题目。只是通过这个美国人的视角,我了解到在广场上跳舞这样一种夜生活的方式在美国是没有的,或至少是很少见的。人类学给我的训练让我对“局外人”视角非常敏感,如果广场舞真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那么催生这种特色的中国独有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当然了,我第一次参与广场舞的地理坐标是成都,周围的舞友大多是藏族人,而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则是汉族人,特别是汉族女人为主导的广场舞了。

    除了这些个人经历,在香港的学术训练也进一步刺激了我对广场舞现象的好奇。在中国研究和人类学两个项目的训练中,我阅读了宗树人(D avid. A. Palm er)对90年代气功热的研究,阎云翔和M etteH ansen等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著作。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个体化大趋势之下,如何解释这种集体活动?

    后来我读到熊万胜等人在《开放时代》期刊上一篇题为《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式悖论及其出路》的文章。那篇文章文末提出了一种研究方向,它提到,“很少有人关注这样一种现象:在黄昏时分,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广场上,成百上千的人伴随着音乐手舞足蹈,他们排列整齐、动作划一,却可能互不相识。这是在干什么?笔者认为这是私人生活的一种组织化形式。它与网络上的私生活展示行动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型的生活公共化的浪潮。”在这篇文章的直接的启发下,我写了关于广场舞的研究计划,得到了导师们的认可。首先,广场舞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人做过;另外,考虑到研究者本身和课题的匹配性,我从小的习舞经验,恰好可以成为一个会受到受访者欢迎和支持的研究者,因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叫做“参与式观察”,就是说,作为研究者,不仅要观察,而且一定要参与进去,所以我的个人经历使得我可以更好地参与并且观察。

    2她们是谁?她们从哪儿来?

    在晨光中,在暮色里,匆匆路过的人们乍眼望去,不过看到一群穿得红红绿绿的“大妈”,随着音乐整齐或不整齐地比划。可是如果你停下来细瞧,会发现她们其实各个不同。有的臃肿,有的苗条,有的系着丝巾,有的穿着高跟鞋,有的动作标准,有的略显笨拙,有的气势刚健,有的姿态袅娜,大部分人还画着或浓或淡的妆。她们的年龄、职业、出身、性格也各不相同。

    南都:你在河南做过一段田野调查,掌握了一手的数据。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跳广场舞这些“大妈们”,她们是怎么样的人?生于什么年代居多?家庭背景如何?为什么要跳广场舞?

    王芊霓:就我在河南这个小城市的调研说明,三六九等的人都有,有着较高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人与低文化经济资本的人皆混杂在内。有城市也有乡村;有受教育程度高,也有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年龄跨度也非常大,35岁到75岁的都有,而且我说的都是频繁参与的人群;各个职业的人都有,有银行管理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大中小学老师,医务工作者,也有个体经营户,打零工者,家庭主妇等等。有身体健康的人,也有正在与病魔抗争的人。但是她们大部分参与者同为女性,共同经历社会急速变迁对女性群体带来的影响,也要共同面对身体衰老和容颜不再。

    以我着重访问的两个舞队为例,一个领舞44岁,她的队友大部分也是70后,也有一些60后和个别50后,这支舞队常用的舞蹈元素有蒙古族舞(比如乌兰托娅的《火红的萨日朗》),还有拉丁舞,甚至一些爵士舞,她们使用很多英文舞曲;另一个舞队领舞56岁,她的队友大部分为50后和60后,她们喜欢跳“步子舞(操)”,据民间专家告诉我这些舞蹈其实是1990年代迪斯科的一种变形,主要以步伐为主,上肢动作比较少。我没有在这些广场舞队听过她们使用革命歌曲,上世纪80、90年代的怀旧歌曲倒是有一些,比如金梭银梭这首歌。所以仅从这两个舞队我们就可以看出,广场舞蹈参与人群在出生年代上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也影响到了他们对音乐和舞蹈动作的选择。

    在广场舞爱好者中,不乏社会中上阶层的人,如大学老师、银行高管等等,因此,他们的家庭背景也是来源多样的、受教育程度有高有低的人群。首先贫富差异、城乡差异等也在广场舞团队内部表现出来,比如在一些兼具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广场舞队里,后者就极少成为领导角色,而通常处于边缘地位。

    锻炼身体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锻炼身体的方式有很多种。广场舞还使他们可以找到愉悦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找乐子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广场舞塑造了一种社交氛围,我认为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都可以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这首先和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相关性,她们可能刚刚步入中年,就要开始面临独自一人在家的境况,这一点和他们的上一辈往往有两三个,甚至更多子女是非常不同的;

    其二,由于经济解放和人力资本流动的频繁,很多女性的丈夫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由于教育资源的差异,她们中也有不少把正在读高中、初中和小学的孩子送到了“教育更发达”的地区就读。就更不用提已经上大学和迁居外地的情况。

    现有家庭关系中这些变化造成的孤独,都促成了她们对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诉求。女人们因为被广场舞这样新的团体接纳而获得情感支持,她们也可以更积极地面对家人孩子的迁居、老龄化、还有包括问题婚姻在内等造成的种种挑战。

    促使女性去参加广场舞的具体原因总是五花八门的,但总体而言,孤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我调研的过程中,很多阿姨也是在做了奶奶或者外婆之后,就会暂时告别广场舞一段时间。我也遇到过去外地帮子女带孩子之后回来和老姐妹们继续跳舞的阿姨们。所以,他们中很多人是对家庭有着很强责任感的人,据我所知,他们在跳广场舞上,绝大多数也是和家人商量过后征得同意的选择。

    3中老年妇女仍可以追求美

    何惠秀(化名),56岁,女儿是上海某外企高级白领。何惠秀的女儿并不反对母亲跳广场舞,但追求时尚的何惠秀是个“小资老太婆”,爱自拍,爱使用“美图”,爱晒朋友圈,认为广场舞太LOW,里面混杂了很多“农民”。她对生活质量要求高,锻炼也要参加老年瑜伽俱乐部或老年马拉松。

    陈颖(化名),50岁,儿童文学家。早年和丈夫离婚,长时间过着单身生活。她不爱去健身房,在楼下的万达广场跳跳广场舞是唯一的锻炼方式。陈颖的儿子对此很反对,认为广场舞又丢人,又扰民。每次提及此事,陈颖都要坚决纠正说:“我跳的是健!身!操!”

    南都: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广场舞引争议,噪声和空间占领只是导火索,背后有很深刻的价值观冲撞。首先是整个社会对女性行为的期待。主流价值观期待中老年妇女“宜室宜家”,在家里照顾老头、孩子和孙辈,而不是招摇地在大庭广众跳舞。在你的研究里,持这种观点的是哪一类人群,是否男性居多?

    王芊霓:我们很难讲是哪一类人群,更难说是否以男性居多。我已经在《污名与冲突》一文中阐述争议背后的价值观的碰撞,而这种碰撞,即使没有广场舞这个显性的矛盾也是存在的,只是广场舞让这些冲突摆在台面上,让学者必须去理解它,阐释它。说具体是哪一类人,倒不如说有一种占据主流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存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群当中,可能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包括年轻人,也包括老年人。

    对广场舞有质疑和苛责的人群当然包括那些确实受到过大音量音乐影响的人,这在一些网友评论中可以明显看到。除此以外,也有不少批评,直接对这一人群表现出了轻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广场舞大妈”一词,“大妈”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带有贬义,而现如今它俨然成为了大嗓门儿、有些发福、不再性感的中老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没有人会当面称呼一个中年女性或老年女性为大妈,因为当事人一定会感到被冒犯;但人们还是会在使用第三人称的时候直接使用“大妈”,把这些中老年女性标签化、他者化。

    社会层面上对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的惯性思维和刻板成见,这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中国因为曾经的一段历史而更加严重。我认为建立这种联系对历史当事人来说有失公允,更何况很多人并不是“文革一代。”总之,中国历史和现代潮流的激烈碰撞是广场舞在当今社会尴尬处境的本质原因。年轻人所代表的“现代”越来越成为主导,老年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历史则越来越被遗忘和视为“落后”。人类学家罗丽莎(Lisa Rofel)认为在现代中国“一个人正是通过消灭文革一代所代表的一切来证明自己是现代的主体。”对一段历史的妖魔化认识也造成了对一个群体十分轻易的妖魔化。通过把广场舞大妈统一塑造为“文革一代”的“他者”,不少人轻松完成了他们对现代和优越的自我标榜。可是真正的现代性,理应建立在对历史的客观辩证认识和对人的基本尊重之上。广场舞议题正在考验着整个社会能否在冲突中找到出路,塑造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文化价值体系。

    南都:在公共场合展露身体、追求美和性感,是中国人传统里历来所不习惯的。从这个角度讲,广场舞是否也是对身体的一种解放?

    王芊霓:这要看如何定义解放。是不是与传统不同就是解放?我们对过去历史的理解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再诠释和想象,而当下其实也是对传统的不断再创造,传统和现代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我曾经在文章中表达过中老年妇女这种对柔美气质的追求也是商业社会,甚至全球化西方化的一种影响,但很多时候中国社会也是基于对西方社会的一种想象而做出的改变。电影、电视、媒体在这中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句话,无处不在的被建构出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影响着所有人,广场舞中既有对这些观念的体现,也有着对它的抵抗。

    4广场舞拉近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广场舞”的确是个小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网络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手绘故事《后宫刘大娘1905》,以戏说笔法将广场上大爷大妈们的“权力斗争”描绘得颇为惊悚。可事实上,除了每个团体里都不可避免的竞争和结派,“广场舞”团队带来的更多是正能量。在王芊霓的研究里,广场舞是一种舒缓压力、对抗孤独的替代性社交方式。

    也许国人对“整齐划一”带有某种历史性的蔑视和恐惧。但需要再度说明的是,跳“广场舞”的女性并非仅仅是文革一代。“广场舞”的普遍存在折射出那些被困在手机里孤独的现代人,内心深处依然怀有对于有温度的交往的渴望。

    南都:有人指责跳广场舞的大妈是从众心理,她们过惯了集体生活,自己又无特殊爱好去占用空闲的时间,所以选择了成本低廉的广场舞作为生活方式。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芊霓:跳广场舞的还有许多是中青年女性,甚至完全不能称作“文革一代”的人。但是,当然也有从毛时代一路过来的人,在这群人当中,历史对个体的影响也是充满差异的。比如,有的人认同集体,有的人更加自我一些;有的人更易接受新鲜事物,有的人相对保守。有的人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广场舞,有的人则是经历了很多不好意思和矛盾的心理挣扎。这种复杂性应该得到重视。

    我认为,社会层面应该小心一种过于笼统的结论,广场舞的流行不能归结于一个单一的原因,它是多种原因、多种动力下复杂作用的动态结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图便宜”真的是一个重要原因吗?据我所知,有些人同时还在健身房参加瑜伽课等等,而且在舞蹈服饰上是很舍得花钱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在许多中小城市,健身房的条件是非常糟糕的,她们也会告诉我更喜欢在室外活动,因为更透气。另外,外在的空间对参与者来说,往往是一个能够引发她们积极情绪的场所。户外空间意味着与自然的联系,这是中国自古养生理念中的重要一环,气功、太极等等养生活动也是在户外进行的,不少人也表示在户外心情要更加舒畅。

    戴锦华:老年人没有自己的公共空间

    大量“老年人”没有自己的公共空间

    广场舞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中国现象?我想大概有几点吧。首先,中国社会老龄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但是,新兴的公共空间、公共场域,基本上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你只要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大部分公共空间当中,甚至很少看到中年以上的人们。我们的退休年龄又比较早,进入所谓“老龄人群”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老,有这么大量的“老年人”,可是同时又没有属于他们的公共空间。所以,我觉得广场舞带有某种偶然性地使得他们获得了一个公共空间,去展示他们自己,去相会,去创造他们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原因,这一代人还是在某种集体活动或集体主义教育中长大的,他们也比较会寻求有某种群体性的形式。广场舞的产生可能有这些因素的影响。

    都说“大妈”,那也有“大爷”啊

    在各种对广场舞的评论中,我自己觉得非议最多的是某种年龄歧视。人们认为老年人制造了噪音,他们占据了公共空间……所有这些讨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老年人没有公共空间。当下各种新建的公共空间都潜在地是为年轻的、而且是有比较强的社会能力的人准备的。

    “整齐划一”之类的说法,其实完全是附会。比如练剑、太极拳,或者其他的运动,也会整齐划一呀,它并不是广场舞独有的特征。真正原因在于前面说到的那种排斥,那种反感,“整齐划一”不过是给反感找到一种说法。

    性别歧视也是包含在年龄歧视当中,大家都觉得中老年妇女应该在家带孙子啊。这还是大的年龄角色决定的。大家都说“广场大妈”,其实也有好多“广场大爷”呀,好像大家看不见他们了。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你一定要说性别问题的话,这是双重歧视。你在这边指责广场大妈,但其实有很多广场大爷,为什么他们都完全获得不了命名呢?所以我更觉得,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中老年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使得这个人群被人“看到”了。如果不是他们这么聚集起来的话,这些人都根本“看不到”,他们都不在公共空间当中,都在私领域当中。

    这是一种社会景观

    在公共空间里看到广场舞,我不会觉得是干扰。但说老实话,我也不会多么由衷地投入或欣赏,我就会觉得他们是一种社会景观。类似的,比如一帮年轻人在这里跳迪斯科或现代舞,我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如果您有机会,会去跳跳广场舞吗?)大概不会。因为我一辈子没跳过舞,而且我有广场恐惧症,哈哈。

    ◎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唐克扬:广场是属于城市人的“客厅”

    “广场”这个词虽然经常提到,说的却未必是同一种东西,这尤其反映在西文的词汇中。我们所说的“广场”英文里对应的可能是square(四方),但square其实指代表类似都市形式中的一种,其它的还有plaza,forum等等,形状也并不一定四四方方。

    中文语境里“广场”这个词的意思侧重于它的形状,以及人工建造设计的来源,但实际上很多“广场”并不一定是规规矩矩的形状,城市里露天的、可以用作公共集会的比较大的空地,很多时候并非是谁经意设计建造的,而是前代的城市发展自然形成的结果。

    寸土寸金中“空地”的来源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广场”这块地方能够空着,其实有几个先决条件是人们不太注意的。首先是一个权属问题:在城市里不会自然而然地有这样的地方留下来。在比较早的历史时期,这些地方可能是被城市的管理者“预留”,来举行重要的仪式,进行社会交往、商贸活动等等,它既没有明确的用途,也不属于城市里的任何人。最早城市的权属不像现在这样清楚,有公、私的严格定义。在我们的封建皇权社会,无所谓精细、均质的土地权属划分,所以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可能重叠了不同的功能。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城市历史中时而提到的,叫做“弃地”或“隙地”,比如清代北京外城的陶然亭附近就是一块野地。这两种情况在城市的历史中都很常见,区别在于它呈现的形象:前一种嘈杂,热闹,后一种冷落,孤寂。但是两种情况中,前现代意义的广场都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权力与政治可以轻易地侵入改变它的性质,它们的面目也是刻意地模糊不清,随时可能被篡改,甚至取消。最后,既然在这样的空间里只有索取无所谓付出,前现代社会的“广场”往往是城市里最廉价和破敝的所在。

    以公权力与公共精神为依托

    所谓现代意义的广场有几个条件,首先肯定是一个“公立”的地方,是由政府或其他公立-私立机构赞助、预留的土地面积,有独立的预算和管理部门维护、保全、保安———说起来很简单,但除了一个具有公共精神且强有力的“公权力”全力推动,谁也担负不起这样的成本(包括由城市立法,以优惠的政策条件鼓励推动的“私有公共空间”),所以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广场”一定是民国以后才有的。

    这样的广场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打量它的方式,它不再是封闭的,污秽的或者临时性的空间而是开放的,文明的和永久性的。在发达国家,还出现了一些投资更高昂,品质也更优越的“室内广场”(代表性的建筑物比如芝加哥的伊利诺伊中心)。它依然可能有盛大的政治仪式,也可能生意兴隆———但是一切的前提,是广场首先为城市提供了一个非功利的、空白的空间,非但如此,就无法培育真正的“公共”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改变了旧有“广场”的性质并且将现代的“广场”长久地维系下去。

    广场培育的是公共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广场都是天安门广场,或者是充满着旅游者气息的,可以“喂鸽子”的明星式的空间———那只是我们脑子中“被广告”后形成的成见。大多数城市广场并没有那么正式,它只是属于城市人的一座“起居室”或是“客厅”。

    既然是“起居室”,它们和“房间”之间的互相干扰就难以避免,如同一个寝室的室友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广场和城市间既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又需要它的使用者更多地考虑到别人的存在——— 这也是公共精神培育的过程。此外,上面已经提到过,有条件后,兴建一些更高投入的“室内广场”,就好像隔音的“起居室”,也许主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少的干扰。

    ◎ 唐克扬,学者,策展人,建筑师。

    B11-12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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