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与张爱玲

张爱玲是否“平生足迹未履农村”

作者:陈晓勤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3年05月07日 星期二    编辑:南都   版次:RB14   版名: 名家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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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期,谈到“张学”中一个“一点也不美丽的错误”,即有读者误以为《秧歌》也是美国新闻处的授权写作(com m issioned)。就这个误会,上一期我作了一些澄清,在这一期我续着上期再详细谈谈这个话题。

    美国新闻处并没有授权张爱玲写《秧歌》

    首先的一个问题:《秧歌》是不是美国新闻处的Com m issioned(授权/委任/委托)?

    当事人有三位:作者张爱玲,香港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R ichardM·M cC arthy)与翻译项目组长、我爸爸宋淇。

    1991年6月20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我爸爸宋淇回忆了他与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卡锡一起会晤张爱玲,商议有关《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

    “其时爱玲正在用英文写《秧歌》,她拿了几章来,麦君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并代她在美物色到一位女经纪,很快找到大出版商Scribner接受出版,大家都为她高兴。”

    对《秧歌》的写作出版过程,林以亮(宋淇)在《唐文标“方法论”》一文中有更详尽的说明:

    “《秧歌》是先用英文写,交给纽约Scribner出版,后来由张爱玲本人译成中文在《今日世界》上连载的,完全出于自己的主意。美国出版社印书没有香港快,所以英文版《秧歌》(1955)反而比中文版(1954)迟了一年。”

    张爱玲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异议。

    林以亮(宋淇)在《私语张爱玲》说:

    “她一方面从事翻译,一方面还在撰写和润饰第一次用英文写作的小说《秧歌》。起先她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这本书,可能初次用英文创作,成败并无把握,不愿多说,而且那时我们方认识不久,友谊还没有发展到日后无话不谈的地步。等到有一天她让我们看时,已是完整的初稿了。”

    对这一过程,另一当事人,时任香港美新处处长的麦卡锡在接受高全之采访时也有回忆(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 专访麦卡锡》),麦卡锡说:

    “我们请爱玲翻译美国文学,她自己提议写小说。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国北方待过,非常惊讶她比我还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形。我确知她亲拟故事概要。……她是作家,你不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作。不过,因我们资助她,难免会询问进度。她会告诉我们故事大概,坐下来与我们讨论。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既羡慕也妒忌她的文采。……我们绝对没有尝试藉讨论来操纵或‘帮助’《秧歌》的写作。我们的会议简短而且扼要。我们无法使《秧歌》更好。我相信最佳的宣传——— 如果立意可取的话——— 是忠实报告社会现状。我们努力维护‘中国报告计划’的诚信,不惜拒绝虚假唬人的报道。比如有人宣称她全家在广东受拷刑,在雪地里跪了一整天。我在报告上写批语:广东的雪,该是北平运来的。”

    根据三个当事人的说法,美国新闻处并没有com -m issioned张爱玲去写《秧歌》。在没有联络美国新闻处之前,张爱玲已经动笔用英文写这部小说了。

    《今日世界》与友联出版社

    有说美国新闻处Com m issioned张爱玲写了《赤地之恋》。那么,什么是“Com m issioned”?

    “C om m issioned”这个英文词真不容易翻译﹐因为它包含授权、委任与委托等意思。且看林以亮(宋淇)在《唐文标“方法论”》如何阐明﹕

    “唐文标重复用C om m issioned这个字来贬低这两本小说的价值,他应该知道文艺复兴时期三杰的画和雕刻,以及韩德尔(即亨德尔,编者注)、海顿、巴哈、甚至贝多芬的乐曲,一大部分作品都是王公贵族和教会C om m issioned创作的;汉代的赋,‘六朝文絜’中的作品,以及后代文人迎合当朝的一些诗篇,也并不是为全体大多数人写的。这些作品怎么会留传至今,仍旧不朽呢?本人并无提倡C om m issioned作品之意。我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评定一件作品的价值时,不要让‘武断’来代替‘判断’。”

    唐文标的《张爱玲杂碎》替《秧歌》与《赤地之恋》按了一句:“《今日世界》是美国新闻处的中文宣传杂志”,好像不需要再作解释,因为读者一定会明白个中意思,既然是宣传杂志,质量自然无从说起嘛。但这里背后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看过《今日世界》或友联出版社的刊物,无从判断。我刚刚好是长期看这些刊物长大的人。

    先说说《今日世界》。1952年,驻港美国新闻处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主要业务是翻译美国文学名著。当时我爸爸宋淇受聘为项目经理,联络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包括作家如张爱玲、徐吁、於梨华、叶维廉、叶珊等,香港的译者如汤新楣、乔志高、姚克、刘绍铭、思果、金圣华、王敬羲等,台湾的译者如梁实秋、夏济安、朱立民、颜元叔等,可以说是阵容鼎盛。《今日世界译丛》出版了约莫三百余册的美国文学翻译作品,我家里现在还保留了《睡谷故事》(华盛顿·欧文著,张爱玲译)、《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威廉·范·俄康纳著,林以亮、张爱玲、于梨华、叶珊合译)、《碧庐冤孽》(亨利·詹姆斯著,秦羽与方馨[邝文美]合译)、《美国诗选》(张爱玲、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合译)等等。

    今日世界出版社在1952年又创办《今日世界》半月刊,每逢1、16日出刊,共计发行598期,最高发行量达17.5万份。历任主编有董桥、林以亮、李如桐、韩迪厚、余也鲁、胡菊人、戴天、岑逸飞等人,封面多以娱乐、文化带头,并与电影公司合作刊载台港女星照片。

    我家里还留全有《今日世界》第六期,封面女郎竟然是我的姐姐,里面的所谓宣传文稿包括“苏联是青年的天堂吗?”与“易俘问题是民心的测验”,同期其它文章包括“钱穆与庄子”,“红拂的归宿”,“百万富翁荣归香港”等等。

    另外,我家里还有《今日世界》第49、50、51、54期。这几期连载张爱玲的《秧歌》,另每期都有林以亮(宋淇)分析《红楼梦》的文章、南宫博的长篇连载历史小说《荆轲刺秦王》、潘柳黛的电影明星专栏、罗节的《什么话!一字不易照抄中共报刊》等。

    再说说友联出版社。1951年4月,亚洲基金会资助下成立友联出版社(简称“友联”),由燕归来等人负责。友联出版社除了图书出版经销之外,亦针对不同社群读者发行期刊,最著名的是《儿童乐园》与《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是当年差不多唯一给儿童看的期刊,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可言。我姐姐是忠实读者,但我觉得无趣。

    《中国学生周报》的目标读者群是中学与大学生,从1952年7月到1974年7月,共出版一千多期。周报中影响最大的是文艺版与电影版。文艺版主要从台湾约稿,文学创作上培养许多港台文坛新人,如有司马中原、白先勇、陈映真等,都曾有文章发表。电影版影响了一代青年人对外国电影的兴趣与欣赏,作者包括石琪、陆离、罗卡、小思、西西、亦舒、十三妹、吴昊、戴天、丁善、谭家明、杨凡等。我自己对外国电影的知识都是从那里回学来的。相信不少其他人都是。虽然是美国资助,但《中国学生周报》的内容基本上没提美国(电影文学除外)或中国政治。

    我家里还留了一份《中国学生周报》1970年1月23日第914期。该期的要目是“余光中的散文”,“69年外国电影总评”与“阿根廷小说:神的手笔”。封面故事是陆离访问宋淇有关儿子在澳洲的事。陆离写:“宋淇先生说:‘我这个孩子,一向不喜欢见人。很多朋友来坐,有些喜欢说,你的儿子,怎么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见过?也有喜欢的说,你的儿子,怎么我一直未听他讲过一句话?’”他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做这样的一个口述历史。

    关于《秧歌》的其他几个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事实是否如此呢?

    2011年我曾出版张爱玲《异乡记》,这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游记式散文,原先写在一本有八十多页的笔记本里,三万多字,说的是1946年她从上海穿过华南到温州找胡兰成的所见所闻。当时胡兰成还在被通缉中,她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说要去找胡兰成,所以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她姑姑。《秧歌》关于记录乡下的情节在《异乡记》率先出现,可以说《异乡记》是《秧歌》的原型。

    例子有很多:如《秧歌》第一章写茅厕、店子、矮石墙,以及谭大娘买黑芝麻棒糖一段,都见于《异乡记》第四章;《秧歌》第二章写金根在田径上走所见,见《异乡记》第一章火车窗外的风景;《秧歌》第六章写“赵八哥”一节,则本于《异乡记》第八章写的“孙八哥”;《秧歌》第十一章把做年糕比作“女娲炼石”,见《异乡记》的第三章;《秧歌》第十二章写杀猪,则出自《异乡记》的第六章:

    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极度愉快似的。(《异乡记》第六章)

    他们让那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它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撮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剃完了头,谭老大与谭大娘把那个尸身扳了过来,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弯弯的,眯成一丝,极度愉快似的。(《秧歌》第十二章)

    对比这两个文本,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张爱玲在1946-1947冬天,曾经花了几个月从上海穿过华南乡下去温州,她将当时的所闻所见写进了生前没有出版的《异乡记》,部分内容日后分别出现在她的作品里,如《秧歌》、《赤地之恋》、《半生缘》、《怨女》、《小团圆》等等。

    关于张爱玲的《秧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张爱玲是否亲身参加过土改?张爱玲在《秧歌·跋》中列出一些故事片段为小说的来源:包括《人民文学》里的一篇自我检讨,《解放日报》里面一小方块有关天津饥馑的新闻,一份报纸上连载的一个女干部的自传,电影《遥远的乡村》以及一些“路边消息”。张爱玲写道:“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这沉重的心情。”这篇跋是回应那些批评她没有土改经历的人,如果参加过土改,张爱玲直接说出来就是,其它资料不提也罢,但张爱玲就是没有说自己亲身参加过土改。

    祝淳翔在《张爱玲参加过土改吗?》(《东方早报》2013年3月24日)详论其它人的说法,发觉都不大可靠,因为都说不出具体的地点与时间。反而这篇文章有一句精警的句子:“即便没有亲历土改,缺乏感性认识,但凭着过人的才华(及其农村经历),再加一些客观材料,张爱玲照样能虚构出逼真的土改小说《秧歌》来。”相对来说,其他人即便花十年在乡下也未必写得出一本好小说。

    现在大家把张爱玲的《秧歌》不是当做国家民族正史,就是当做社会学实地考察来看,或是农民调查报告,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与其跟人争辩美国新闻处有否C om m ission《秧歌》,或张爱玲有否土改经验,倒不如拿《秧歌》来看看,自己来判断。

    对于《秧歌》的评价,读者见仁见智,因为大家的口味与美术观不同。但我们可以看看作者自己的意见。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写道:“1954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1955年1月25日,胡适回信:“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在1978年4月23日致宋淇的信中,张爱玲又说:“‘平淡而自然’一直是我的一个标准。”

    当时张爱玲寄了《秧歌》给胡适,而不是《传奇》、《流言》或《赤地之恋》。她写:“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由此可见张爱玲是如何喜欢《秧歌》的。

    (下一期将会讲述《赤地之恋》的一些往事,敬请关注。本文标题与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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