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就像万花筒,你要在哪个层面打开它?”

假如云门舞集从头再来,林怀民说,想做“陶身体剧场”那样一个小舞团

作者:李昶伟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3年04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南都   版次:RB14   版名: 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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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讯 记者李昶伟 实习生杨子莺 “其实我是他们的粉丝。”站在“陶身体”工作室门廊边,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戴上眼镜,细细看墙上张贴的,欧美各国媒体对这个中国现代舞团的报道。

    3月,在北京崔各乡艺术区的工作室里,“陶身体”剧场迎来了它五周岁的生日。这是一个由旧仓库改造成的工作室,二百多平米,挑高很高,地面上铺着红色的地胶,没有镜子,没有把杆。舞者两人一组,跳跃、翻滚、扭动、旋转,辗转腾挪。或者像雕塑一样凝固不动……每天,他们都进行这样的身体训练。

    从这里出发,年轻的现代舞团“陶身体”足迹遍布欧洲、北美各大城市。2011年,他们造访现代舞“麦加”——— 美国舞蹈节。这是继1997年广东现代舞团之后,第二个受邀参加美国舞蹈节表演的中国现代舞团,也是首个获得美国舞蹈节为期6周驻地文化访问的中国舞团。2012年,他们又应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等顶级艺术殿堂之邀进行演出。《纽约时报》赞叹“舞者对身体运动的控制和强大的驱动力”,惊讶于为什么中国人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运用身体。

    从1899年,驻法国公使之女、17岁的裕容龄在巴黎向现代舞鼻祖伊莎多拉·邓肯女士学习现代舞算起,现代舞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观众寥寥。这门经常被人误解为是西方艺术的门类,在中国有了一些独特的身影,“陶身体”就是其中之一。

    溯源“现代舞就是脱掉鞋,踩到地上,你是人”

    “现代舞虽然只有一百多年,但是这一百多年分了很多个流派和阶段,很多时代,每个人出现的那套体系都有个时代性,但是这个时代性不管怎么造成,它都是属于个人性的。”陶冶出生于1985年,一谈起现代舞却透出超出年龄的深思熟虑。

    他继续说。“现代舞其实本初就是反芭蕾——— 那种飞的、我要往上走的状态。现代舞就是脱掉鞋,踩到地上,你是人,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情感,人就是个人性的,不像芭蕾符号化,所有一排人是天鹅,偶尔一个王子和一个大天鹅。但是现代舞人就是人,每个人在舞台上都很重要,独立的、不可复制的。”

    陶冶的现代舞的启蒙始于金星舞蹈团。毕业于重庆舞蹈学校的他2004年之前在上海武警文工团当舞蹈文艺兵。文工团里比他高几届的战友去过金星舞蹈团,学习回来后给他们上了几次课,陶冶突然发现,原来身体还可以这样。

    在现代舞之前,陶冶老找不到自己想要跳的舞蹈。“我不喜欢跳古典舞,民间舞也跳得很烂,芭蕾也很差,只有一个天生的条件就是软。”12岁进舞蹈学校,他天生的条件是身体软。不压腿直接扳腿过头顶,或者旁腿从一侧扳到另一侧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一般人下腰要练个三四年,他三天就解决了。“我除了软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像这个软又不能轻易放弃。”

    2003年退伍后,陶冶义无反顾报考金星舞蹈团。“以前我们进排练厅是找把杆,把腿放上去开始压、下腰活动,到了金星团就是让人躺着找地。”这是一个新世界的开始。陶冶记得,排练是在上海大剧院,躺在白色地胶的地上,音乐是意大利歌剧,顶上四个大天窗,阳光打进来,美。“那瞬间你觉得身体回归了,舞蹈不是那么紧张,那么用力去控制自己,而是让你感觉自己灵魂深处的松弛,一种回归的状态。”

    段妮和陶冶这对夫妻搭档的交集也始于金星舞蹈团。而段妮的现代舞启蒙是在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创始人杨美琦创办的现代舞学校。“杨美琦是把现代舞带到中国的第一个人。”段妮说,当初考现代舞学校就是冲着杨美琦去的。

    这所现代舞学校也许可以说是现代舞教育的黄埔军校。香港“现代舞之父”、兼任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和广东现代舞团三团艺术总监的曹诚渊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舞》一文中写道:“广东舞蹈学校的1987年现代舞大专班,只招了一届二十多人,却在中国的现代舞历史上影响深远,值得大书一笔。”

    这个大专班的学生中包括今日中国现代舞蹈界的标志式人物: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明星级老师王玫、曾以变性手术震惊中外的上海金星舞蹈团团长金星、被美国舞蹈界评为当代最优秀编舞家的纽约沈伟舞蹈团团长沈伟等。而1987年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大专班的最重要成就,就是五年之后,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

    “杨老师的理念就是把现在世界上在发生的任何跟现代舞有关系的事情都要让我们知道,不管是视频还是老师都带过来。”毕业前,段妮参加了美国舞蹈节。第一次发现所有人都在关注舞蹈,所有人都是因为舞蹈来到这个地方。“舞蹈老师、舞蹈演出、舞蹈讲座,感觉这个世界全部是舞蹈,所有人都是D ancer(舞者)。”回来后,她把齐腰长发剃了,之后再也没有留过头发。“跳舞不一样了,像婴儿一般宛若新生。”

    毕业后,段妮去了上海金星舞蹈团。再之后,去了阿库·汉姆在英国的现代舞团和沈伟在纽约的舞蹈团。两个顶尖国际现代舞团的历练让段妮的技术成长突飞猛进。

    “刚去阿库·汉姆的团的时候,对我来说挑战非常大。在中国跳舞都是男的做技巧,女的摆一下造型,但是在他们那里男人要做技术,女人更要做,男人要做托举,女人也要做。对他们来说没有男女之分。”段妮回忆,每天排到回去都会哭,身体的疼痛,英文完全不能交流,特别痛苦。咬着牙过了那三个星期,跟他们出去演出。“后来去了沈伟的团就很不一样,沈伟老是说我你劲儿使太大了,特别猛。”

    2008年,在北京现代舞团跳舞的陶冶不满足感再度强烈,“在舞团内能得到的东西越来越有限,我觉得必须独立”。这一年段妮从纽约回到国内,加入了“陶身体”,一起加入的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现代舞专业毕业的王好。

    创作“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去帮助自己,往下走”

    假如云门舞集从头再来,林怀民说,要做一个很小的舞团,越小越好,像“陶身体”那样。带《九歌》到广州演出时,林怀民告诉南都记者,大陆他最看好的编舞家是陶冶。

    “他和太太段妮两个人他们编一个舞,两个人在地上爬来爬去,30分钟,站都没有站起来。他们说为了这个舞,两个人死爬活爬地弄了10个月。但我告诉你,他大概是全世界年轻编舞家里唯一在下功夫的。”林怀民说,别人都是流行什么搞什么,“他没有,让我想起康宁汉。”

    “其实林怀民说的那个舞蹈是50分钟。”段妮纠正。那是她和陶冶的一个双人舞,叫做《二》。陶冶编的舞都有一个简单的名字,三人跳的叫《三》,四人跳的叫《四》。陶冶的解释是不想误导观众,不想用名字把理解的多义性给限制了。

    2010年,“陶身体”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身体。所谓的研究其实就是每天在排练厅待着,练功,磨作品。他们的创作不讲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戏剧性,直接用身体的质感说话。“比如说像动物,怎么身体像动物,身体扭曲的过程当中怎么出现像动物一样的质感;比如说拍,拍完后身体如何反弹。”2010年他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找了几乎上百种不同的元素,上百种不同的身体质感,最后选了其中一种,就是两个人在地上爬了五十分钟的《二》。

    这个作品几乎所有动作都跟地心引力有关。两个人在舞台上几乎一直是趴在地上、坐在地上、蹲在地上,几乎没有一次站起来过。编舞的时候前面放个三脚架录像,录完以后看好不好,不好再重来。

    “我在乎的是人为什么而动,而不是如何动。”这是德国舞蹈家皮娜·鲍什的名言。

    在陶冶看来,现代舞蹈的戏剧性方面,皮娜·鲍什是一个代表人物,但皮娜·鲍什之后还有人走得更远。“那我们要做什么,结合我们的特质,我觉得身体研究这块是属于我们必行的一条路,可以去发展。”

    陶冶举例,比如说身体的折叠的过程,它有多少个折叠的过程,180度、360度,怎么去折叠,折叠到哪个角度,旋转到哪个角度会产生不一样的视觉感。“身体所有的部分关节、肌肉都有不同的构造。它就是一个身体,但是一个身体就像万花筒一样,你要把它打开,但是在哪个层面去打开它?”

    在他看来,身体的可能性很的,就跟舞蹈分那么多舞种,有那么多跳舞的方式一样,这条路可以无限挖掘下去。“虽然是从我们两个人的小身体出来,但是我觉得艺术可能就是从那种狭隘的小世界里面长出来的一种大观念的东西。”

    从创办“陶身体”后的第一台作品起,陶冶开始研究身体的各种可能性。第一台作品叫《重》,可以是重量的重,也可以是重复的重,十五分钟就在表演怎么走,移动重心,怎么拐胯。

    2008年刚开始的时候,陶冶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创作,但是每天必须要进排练厅。从市里到排练厅很远。最远的时候他们在河北涿州,每天坐大巴来回五六个小时。

    “每天到排练厅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出东西,每天重复,一两个月下来我发现我整个人就干净了,没有杂念了。在这个每天重复的简单过程当中,我明白了什么是过程,我发现了所谓的过程就是我创作作品的意义,于是我研究怎么去走路。”

    《重》在欧洲表演的时候,观众惊讶于作品中的观念。陶冶觉得,观念来自小我生命过程的生发。“我们只是很认真的、很严肃并且执着地把自己的东西往自己的方向去推。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去帮助自己,身体力行地往下走下去。”

    《重》崭露头角,《二》则坚定了他们身体研究的方向。这部作品也赢得了来自全世界的关注,一下就拿到了很多国外的委约和演出邀请,其中包括美国舞蹈节。

    曹诚渊:现代舞的出现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现象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年轻的优秀的(现代舞)创作者。他们很有魄力,自己创作,打出一片空间。我想,现代舞的出现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现象。当社会迈入多元的现代社会,年轻人自然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会找寻创作的灵感、空间、方式。

    这些团队的出现,从一方面反映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布局,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面貌,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人家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社会,其实一点都不是了。这些年轻的现代艺术家,他们站起来,说我们有我们独特的声音,不只是重复过去的传统,陶冶也好,娜尔斯啊,广东的罗跃斌啊,上海祖和勇啊,广西南宁有个鼓舞社。在郑州、在西安,在南京,刚刚从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搞自己的舞蹈。

    小型舞团每天都有新的不同的思想的激荡或碰撞,发展非常迅速,作品不断涌现,新人不断涌现,不同的组合。这是小型舞团的特色,他们也必须这样坚持他们的观点才能有一席之地。可是一些大的团体也很重要,他们更有号召力,比如云门就很有代表性。云门出去每次都代表了台湾的话语权,对于证明台湾的文化的存在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团更多的是文化的代表性,而年轻的人、小的更多代表自己。当然,个体也能在一个层面上反映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体系里自由的声音。

    现状“我们想要更多的人。去做出一个环境。”

    这个春天,雕塑家向京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拍纪录片。拍摄对象就是“陶身体”。“我希望我能给他们做个记录,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

    向京与陶冶的认识富有戏剧性。崔健第一次拍故事片《蓝色的骨头》时,向京给他推荐了陶冶出演其中一个角色,其实那时候她没见过陶冶,只是在“陶身体”网页上看到过一张照片。

    “我们认识后,陶冶给我看了好多他电脑里面、手机里面拍得不太好的一些视频。我对于舞蹈其实一窍不通的,但是我觉得出于对创作者的心有灵犀吧,一看就觉得:哇塞,这舞蹈太特别了,太棒了。”

    向京说,这也是最初产生拍纪录片念头的缘起。“对一个舞蹈演员,其实现场的刹那是不可重复的。”

    在研究现代舞、现在推动“陶身体”中外演出的“乒乓策划”执行总监方美昂(A lisonM .Friedm an)看来,环境和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十年前现代舞只有很小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我身边的中国人会问我现代舞是不是蹦迪”。

    2001年夏天,在布朗大学学习中国文学的美国人方美昂参加了文慧和吴文光的舞蹈工作室的一台演出,从此,开始对中国现代舞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方美昂想了解中国现代舞的环境,于是申请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研究现代舞。

    “这些年中国现代舞观众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已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和我聊皮娜·鲍什了。”但现代舞在中国的观众数量还是很有限。

    方美昂说,2006年美国舞蹈家协会针对一个城市现代舞团的数量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是纽约一个城市有两百多个现代舞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能长期运营的舞蹈团不到十个。

    除了舞团的匮乏,好的现代舞演员也少。陶冶他们也面临着找演员的问题,他们的排练和演出方式“吓走了很多演员,这是我们舞团往后发展很大的问题。”

    陶冶感慨,这个时代的演员有太多的选择,太多的诱惑。“国外舞者也很穷,段妮在沈伟的团的时候一个月1000美元都不到,在纽约租房子很贵。但大家都是抱着本来爱舞蹈,很纯粹的心态才去跳舞。在中国,舞蹈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这种职业是可以让自己赚到钱的。”

    “花那么多钱读了个大学,出来以后那么低的工资,那么苦的训练量,我还不如去歌舞团或者做一个小编导,三四个月可以赚十几万。”陶冶和刚毕业二十多岁的舞蹈演员聊过天,“我就说你很年轻,你应该迫使自己去学习、去接受、或者是打开自己,你30岁以后再去赚钱也不晚,但是他说不行,我已经不小了,其实他才20出头。这是整个社会普遍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招不到演员,陶冶和段妮很发愁。“其实也可以就这样两个人一直做下去,但是我们想要更多的人。去做出一个环境。”

    整个大环境有不少遗憾。在方美昂看来,过高的表演场租;企业艺术赞助太少;未注册的舞蹈公司无法申请任何政府支持都会制约现代舞的进一步发展。

    剧场贵,陶冶和段妮深有体会。适合他们的剧场像解放军歌舞剧院场租四个小时四万元,这还不包括灯光费、后台演员休息室的费用,更不计宣传费。“一场演出比如说连演两到三天,你要付20万左右的费用,哪有那么多钱,只能选择不做。而票房是不能填满这个洞的,中国又有个习气就是赠票,要不然现场很惨,寥寥几个人,很凄凉的感觉,对演员的伤害也很大。”

    “陶身体”只能选择接受国外演出邀请,这也是国内很多现代舞团的生存方式。“国外邀请单位解决机票、住宿,每天发一些生活费,你到那儿只是一个演出状态,很纯粹。所以说我们只能选择在国外艺术节去演出。”

    “陶身体”面对的很多具体的困境,向京都知道。“这个时代实在太世俗化了,把所有一切都太肤浅地消费掉或者消化掉,但其实有很少量天才的而且用功的艺术家在很纯粹地做着。”向京告诉南都记者,陶冶和段妮是她眼中真正的艺术家。

    这是她给“陶身体”拍纪录片的最大原因。计划中,纪录片要记录下他们的成长,也想诉说纯粹的现代舞创作在中国的生存是多么艰难。“物质上对他们的消耗太大了,他们不能够完全去做他们的艺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消耗。”

    方美昂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环境不够多元化。“一个市场就像一个森林,需要多样化才健康,大的树,小的花,大的动物,小的鸟,虫子。现在中国的艺术市场大部分是被大的艺术项目占据,这就很不健康。”

    方美昂介绍,欧洲和美国对现代舞都有支持系统。欧洲很多国家像荷兰、德国都是政府支持,美国更多的是基金会、个人和企业的赞助。“在美国非营利机构很重要,因为这些艺术家大部分都不靠票房。”而百老汇的成功,也离不开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那么多实验的东西,它们允许失败。

    来中国研究现代舞,方美昂看到了中国艺术环境的变化,她认为现在是系统建立的过程,过程非常有意思,这也是她留在中国的原因,而现实层面,“需要有更多的熟悉这门艺术的观众,需要认真的艺术家,需要经济方面的支持。”

    陶身体剧场的日程表如今已经排到了2015年。这整个一年将是不停的演出,以色列、加拿大、瑞典、荷兰、英国、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而在今年的8月3日、8月4日,陶身体剧场将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他们首次面向国人的公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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