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和王炳南、王黎明在重庆时的照片。
王安娜与王炳南。
王安娜回忆录中译本。
王黎明。 受访者供图
大学时代的王安娜。
1979年，王安娜和康克清(左)、邓颖超(右)重聚。
王安娜与宋庆龄。
1937年，王安娜(右一)、史沫特莱(右二)在延安。
整整90年前，德国女子王安娜(原名Anneliese Schwarz)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中国，当年10月19日，他们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王安娜给儿子取名“黎明”，她认为儿子出生的时代，正是明暗交替之间，“黎明”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王黎明出生的第二年，王安娜从西安出发前往陕北，成为最早采访、记录长征的外国友人之一。几十年后，她把这段经历写进德文回忆录《嫁给革命的中国》。在这本被译为法文、日文等多国文字的著作里，王安娜热情讴歌了长征。从1936年到1955年，她在中国生活20年，这里已成她的“第二故乡”。即使回到德国，王安娜仍然到处演讲，自发宣传真实的中国。她曾说，自己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怀有“深情眷恋和尊敬”。
今年10月下旬，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王黎明刚过完90周岁生日。他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到德国照顾母亲，陪伴母亲整整十年，目前定居德国汉堡。他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令其惊叹，虽在异乡依旧关注祖国，现在陆续还有人给他寄来国内的报纸，使自己“不脱节”。
王黎明表示，当年母亲亲赴实地访问，向世人描述了真实的红军、真实的中国，回德国后曾担任德中友协名誉会长。如今他也会继续发扬母亲的精神:把中国真实情况讲给德国人听，并让下一代把接力棒接下去，“这是我们的使命”。
“中国的红星”
1937年初，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到达陕北后，向朋友王安娜去信:“请你尽快来!我的房间的炕很宽，够你睡的。”史沫特莱的信中还附上一张物品清单，她需要对付能传播鼠疫的老鼠。
为了史沫特莱的“灭鼠运动”，王安娜在西安到处找捕鼠器。与此同时，她去延安的愿望愈加强烈了。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1907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起，她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她和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随王炳南来到中国，同年儿子王黎明出生。
来到中国后，王安娜并非以一个外国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事外，她学中国话、习惯中国的生活，为了解中国的现状，与各方人士深入交流。王黎明向南都记者表示，母亲是对新鲜事物很敏感，并且非常愿意去探索的人。“不是光看报章杂志怎么说，而是要亲自去体验一下。”
去延安之前，也是受史沫特莱之邀，王安娜在西安北面的小城云阳见到了红军的一支小部队。红军战士的宿营地是一间破旧的大房子，石板地上铺着稻草。
这些战士说着难懂的江西方言，翻译告诉王安娜，他们大多于四五年前参加红军，年龄超过20岁的不太多。“红军战士唱着雄壮的进行曲、深沉的思乡曲和他们遥远故乡的民歌。”
1937年3月，王安娜终于有机会去看看“中国的红星”。
经过艰苦的跋涉，延安的景象呈现于王安娜眼前:夕阳的余晖，映照着黄土岩的绝壁，反射出淡淡的光；黄色的宝塔，屹立在黄土的山上，色彩非常调和。
在这座“名副其实的窑洞城市”，王安娜不仅见到史沫特莱、马海德等好友，还访问了多位红军领导人和战士。
“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
康克清引起王安娜的特别注意。
王安娜形容，在老红军女战士中，像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到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
王安娜和她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方面的研究。她向王安娜解释:“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
王安娜还访问了康克清的丈夫朱德。在她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朱德用德语向她问候:“你好吗?”这让王安娜大吃一惊。
王黎明告诉南都记者，因为朱德曾在德国居住过，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当年朱德因参加集会被捕，关押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拘留所。朱德告诉王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待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啊!”他又表示:“不过，我被捕时是在魏玛共和国时代，你的对手却是纳粹分子，你的遭遇准比我更坏吧!”
朱德不大愿意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但当请他谈红军的事情时，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他向王安娜描述了无数次的战斗，讲了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案例。
朱德和其他将领以及红军战士还向她讲述了长征“这一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这一史诗由他们亲手创造，现在仍属记忆犹新。
她对每位受访战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你看来，长征途中哪一段最困难呢?”几乎所有的战士都认为，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是过草地。在阴森森的草原之海里，长满齐人高的芦苇，精疲力竭的战士们不得不在往往是及膝的冰冷的水中跋涉前进。
王安娜总结道:“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
向西方介绍真实的中国
延安之行，王安娜也有敏锐的观察。
王黎明向南都记者表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非常落后，蒋介石政府无能，没办法把国家治理好；而母亲在延安看到的开明、平等，让她坚信这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所以我母亲在中国的二十年，一直是很坚定地帮助中国共产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抗战时期，王安娜抵达香港，经人介绍结识了宋庆龄，两人一见如故。1938年6月，保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主席。保盟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募集和运输国际援助物资至抗日根据地，而运输组的工作尤为关键。宋庆龄深知王安娜熟悉多国语言，且具备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便邀请她担任保盟运输组主任。
1939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向王安娜布置任务，让她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药品。为行动方便，周恩来向王安娜颁发军用通行证，并任命其为八路军少校。带着通行证，她顺利完成了任务。
回到德国的王安娜于1964年出版了回忆录《嫁给革命的中国》，叙述了她来华至抗战胜利前的那段中国记忆，1973年该书再版。
新中国是王安娜计划写而没有写成的一段回忆，但她用其他形式缩短了德国与中国的距离。
王黎明曾透露，当时很多德国人没有到过中国，报章杂志上有关中国的新闻和报道多为陈旧、片面之语。许多德国朋友看过此书后，纷纷来信或致电反映他们的观感。王黎明向南都记者表示，该书还被译成法文、日文等，在国际上取得较好的反响。
此外，王安娜频频去德国及邻近的国家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演讲，介绍真实的中国。
“我母亲经常收到国内寄来的杂志，包括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等，所以对中国了解比较多。她还把自身经历加进去，很多读者听了以后都感到非常新鲜。由此，德语区很多听众对新中国取得的进步、发展有了深刻的印象。”
“让下一代把接力棒接下去”
1979年，王安娜应邀访华。当年5月，她在延安参观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住过的窑洞，这些窑洞已变成博物馆。“新中国的基础就是在这里，自1937年至1947年奠定的。”
王安娜不禁慨叹，1937年她在延安时，住的是窄小的房子、睡的是土炕，42年后她下榻的地方是一家华丽的新式饭店。宽阔的街道代替了昔日的羊肠小路，当年过延河，只能艰难蹚水或骑马，如今延河上架起了许多新式桥梁。
重游多地后，她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在中国，年老的一代还知道那可怕的过去，记得苦难、压迫和剥削的刻度表，同时也记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所进行的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人民得到解放的英勇斗争，而中国的青年人则没有经过那些岁月。”她觉得，应该让青年人也了解过去，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
王黎明认为，长征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群众路线。“很多有识之士都去了延安，吸引力就在群众路线。共产党搞革命，是为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把中国建设得更富强。这是长征精神很重要的方面，而且需要继续发扬下去。”
王黎明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到德国照顾母亲，陪伴母亲整整十年，目前定居德国，退休前曾是一家大型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
2024年，他将宋庆龄致其母亲王安娜的书信档案捐赠给中国的中央档案馆。这批书信档案均为英文材料，共285件。
“这也算是国家的财富吧，应该回归到祖国去。”因此，即使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还是在女儿的陪同下回到北京，捐献完成后，总算了了一桩心事。
他说自己身处异乡，但对祖国的情况非常关心。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蓬勃发展、突飞猛进，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都相当兴奋。“受父母的影响，我们能够做一些中德方面的交流工作，把中国真实情况讲给德国人听，这是应该做的事，而且会让下一代把接力棒接下去。”王黎明说。
他还提到，以前在德国，感受到西方对中国有点“看不起”:“买个电器坏了，就说中国产品质量不过关。”如今，“像汽车、轮船、飞机，很多中国的尖端产品都是棒棒的”。他认为，现在生活在国外，也会为祖国感到自豪，汉堡和上海还是友好城市，他看到当地在工商业等方面乐见与中国合作。
“长征照耀世界”寻访录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记者 马辉
采写:南都记者 马辉 刘施阳 发自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