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德拉不是文化装饰品

译者袁筱一、研究者张弛谈米兰·昆德拉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3年07月16日        版次:GA10    作者:朱蓉婷

  7月12日傍晚,米兰·昆德拉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引发了几代作家、学者和读者们的共同追忆。作为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三十多年来他的众多经典作品拥有跨越时代和地域的魅力,除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外,他的《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朽》等作品在中国常年畅销,热度不减。

  日前,南都记者联系到《生活在别处》的中文版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法语译者袁筱一,并对她进行了专访。由袁筱一执笔翻译的《生活在别处》自2004年出版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译本,流传至今。此外,南都记者还专访了法国文学研究者、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弛。1995年至2004年,张弛赴法国巴黎三大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选择米兰·昆德拉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之一,2013年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文化视野中的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

  袁筱一:昆德拉所有的价值都在于他的作品

  袁筱一告诉南都记者,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国内的昆德拉作品基本都是从英文转译,也都没有取得版权,而昆德拉自己本人通法文、英文、德文,也会去看自己的各种译本,针对翻译提出意见。移居法国后,昆德拉有很多年的时间都在校订自己的译本,后来他认为,法文基本上就可以等同于原作。于是,2002年左右,上海译文出版社全面购买了版权,决定从法文翻译过来,并集结国内法语界中坚力量,组织了一支国内优秀的法文译者队伍。

  其中,《生活在别处》是昆德拉早期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着重讲了抒情时代的青春和关于“成熟”的问题,袁筱一就在众多作品当中挑了这一本。由于昆德拉特殊的东欧背景,在最初译介的时候国内一些评论家会更关注他小说里的政治倾向,但袁筱一选择翻译《生活在别处》的原因,恰恰是出于这部作品里的政治色彩最不明显。

  回望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史,可以发现,他的畅销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袁筱一指出,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人们对外界的新事物都处在一种渴求的状态,此时的文学翻译达到一个高峰,大量的西方现代派小说,20世纪英国、美国、法国的小说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相较于19世纪的小说,这些新的小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形式探索的阶段。

  “为什么昆德拉的小说这么受欢迎,我想也和他的写作风格有很大关系。他的可读性很强,虽然叙事形式是新的,但又没有像其他一些法国作家那样,追求形式到了某种极致。”一方面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读者从昆德拉的小说里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烈共鸣和认同感,另一方面,他的小说观念、叙事手法在形式上的探索,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又足够的新。

  她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人称昆德拉为“后巴尔扎克”式的作家。“他的小说里很多细节,是和我们人类的普遍经验密切相关,无论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里,他所虚构的这些细节,你都会觉得非常熟悉,让你读起来很有共鸣,很有‘代入感’。他早就突破了叙事的线性结构,不再以拟真为艺术的最高标准,这种叙事形式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还是很新的,但同时他处理细节的笔法又是非常现实的,这就是所谓的‘后巴尔扎克’式的写作。”

  除了小说创作外,昆德拉还有两部谈论小说理论的随笔《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阐述了他自己对小说的看法,关于小说的使命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他在书里曾清晰地表述过。他认为,小说就应该是现代小说刚诞生的时候那样,像《堂吉诃德》、像拉伯雷的《巨人传》那样的小说,“人”是核心,这就是他对小说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作为一位享誉世界,并且极度畅销的传奇作家,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来说或许已不再重要。谈及诺奖,袁筱一认为,昆德拉最符合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口味和趣味的时候,大概是在20世纪末的前后,早已过去二十多年了。这一时期的米兰·昆德拉,无论是写作的总体质量也好,抑或是当时的全球局势、时代语境和审美也好,都是他最有可能得奖的时候。他提出的关于“存在”的很多的问题,他小说中政治色彩和他的流亡背景,在当时都是有时代意义的,一旦错过了这个拿奖的最佳黄金时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得奖,那就很难再有机会了,因为越往后越不可能。在今天,他小说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显得有些“过时”,或者是有其他作家已经以别的艺术方式,以更创新的方式表达过了。

  同时,她也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定水准之上的作家都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个作者群体的数量非常之大,对于诺贝尔奖的评审来说,他们需要权衡每一年获奖者的分布,比如说前年颁给了谁,那今年是不是还能够颁给他,以及个别评委会有自己坚持的趣味,还有翻译的问题等等很多因素。“我认为不必太过看重这个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具有权威性了,它只是代表了评委会那几个专业读者的意见而已。”

  多年来,米兰·昆德拉一直深居简出,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他认为他的作品比他的本人更为重要,他所有的价值都在于他的作品,而不在于他个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是个性非常突出的一个人。”袁筱一说。  

  张弛:昆德拉拿不出重建肯定的方案

  作为昆德拉在中国最早的一批读者之一,张弛教授意识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昆德拉在中国成了一种消费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当时的人们热衷于谈论昆德拉以满足审美的自我崇高感,甚至将作家“爱豆”化的粉丝行为,使得昆德拉在中国陷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Kitsch(刻奇)的陷阱之中。

  作为一位极负盛名的传奇作家,米兰·昆德拉多年来始终躲在作品背后,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生活和历史,学术界则乐此不疲地围绕昆德拉的作品与生活展开充满矛盾与悖论性的理解与评说。但总体而言,张弛教授认为,国内读者对昆德拉的认识存在许多谬误,甚至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并不能读懂、不能真正理解昆德拉。  

  专访

  南都:你是国内最早读到米兰·昆德拉的一批读者之一。请你回忆一下当初读到昆德拉的感受?

  张弛:我是1987年底或1988年初读到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当时我们都比较喜欢读西方的现代派小说。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特别,有一点点感伤,也有一种怀旧,但同时叙事手法跟现实主义又不太一样,我就开始关注他了。后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是《生活在别处》。我们80年代读大学的人都喜欢诗歌,都有青春的激情,这本书正好吻合了我们青春期的幻灭感。后来我去法国留学,《被背叛的遗嘱》的中文版出来了。有个同样喜欢昆德拉的朋友买了寄到巴黎给我。但是,我用《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这两本书的法文版写了我在法国读博士课程的理论研究文章。我在法国基本上把昆德拉的每一本小说都买了,回国后我就转到专门研究米兰·昆德拉了。后来,我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完成了《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年内应该可以出版。

  南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昆德拉在中国被不断传播、翻译、出版,常年畅销,总是能吸引着不同年龄和层次的广泛读者。你认为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张弛:我觉得昆德拉是一个很聪明的作家,他写得非常聪明、睿智。他讲故事的方式既不是像福克纳那种意识流的,也不是像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叙事,他能把对历史、对个人存在的反思,和故事性结合得比较巧妙。所以,他的受众既有具有研究水平的学者,也有高中生、大学生,受众面比较广。

  南都:这么多年来,米兰·昆德拉似乎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他自己抵抗的“媚俗”反而让他变成大众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张弛:其实,昆德拉最主要的两个主题,一个是早期的反思历史,一个是后期的反思存在。但他不论是谈论历史还是存在,都是从很深刻的哲学背景出发的思考。在《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里,他会不断谈到笛卡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他对哲学思想是相当熟悉的。他想得深,但写得比较浅白,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自己看懂了。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萨特的,回国以后发现:很多关于萨特和波伏娃的文章把他们描写成浪漫的眷侣,谈论他们的爱情,把他们包装成一种偶像式的崇拜对象。老实说我是反感的。我们的当代文化“表演性”太强,包括谈昆德拉的文章也有很多谬误,昆德拉变得像一个文人装饰品,仿佛谈论昆德拉就证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坐在星巴克里捧着一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曾经成了“文青必备”。我想昆德拉看到这个画面一定会皱眉头。

  南都:昆德拉一直极力保护私生活,晚年更是隐身状态,从不在媒体上露面。关于他这种生活状态你是怎么理解的?

  张弛:我在法国访学的时候,有些朋友说可以帮我联系昆德拉本人。但是他这个人是比较挑剔的,可能你哪一句话说不好,他立刻对这个人就很不客气。所以,我想还是算了,不去见他了。我不是昆德拉的粉丝,我是个独立学者,我想跟他保持距离。我不需要和研究对象捆绑在一起以提升自己的声望。我相信昆德拉也是这个样子的,他是很有个性的人。  

  南都:昆德拉“陪跑”诺奖这么多年,有人认为这是诺奖的损失。你认为呢?

  张弛:我十多年前就说昆德拉已经没有获得诺奖的希望了。其实我一直希望他得奖,但“告密事件”(编者按:指昆德拉早年曾向上汇报一位在捷克的美国记者的情况)出来以后,他成了一个道德上有亏欠的人,昆德拉和诺奖基本上就没戏了,我也不再期盼他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南都:你自己如何评价昆德拉在文学界的地位?

  张弛:虽然我很喜欢他,但他还不能进入我心目中最好的作家的行列。因为昆德拉的写作太过聪明,他向我们揭示了历史的悖论,揭示了我们存在的自我欺骗。那么,我们存在的真相、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我认为他是给不出答案的。他在否定和批判之后,一直拿不出重建肯定的方案。我认为昆德拉把尼采的虚无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昆德拉直到他去世,他始终是停留在一个否定的阶段,他的否定只不过是让我“否定”得更加细腻了。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打破幻觉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为我们指出一个方向,重建理想价值。这一点我觉得他还是达不到的。其实在受访前我很犹豫,因为他的离世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响,都在说昆德拉对自己有多大影响,他的离世对自己有多大的打击,我就会变成这场“狂欢”中的一个不和谐音。转念一想,作为一个学者,我有义务去传达独立见解,以提升公众的理性思考。到今天,昆德拉依旧是我高度敬佩和尊敬的作家,他给我带来很多的启发。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手机看报
分享到: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