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9日，詹伯慧荣获暨南大学首届“潮学终身成就奖”时致辞。 暨南大学供图
四月的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校园的路湿滑难行。当南都记者如约到达位于第二文科楼九楼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时，年逾九旬的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先生早已端坐长桌前静静等候。不久前的今年3月19日，詹伯慧被评选为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的获奖者。
面对记者，詹老侃侃而谈，回忆着自己的求学与治学经历，话语间显示出先生严谨的思维和广博的学识。与南都记者聊天时，詹老会像给学生讲课一样，举出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每每说到激动处，他还会瞪大眼睛，用手指连连敲击桌面。
詹伯慧，1931年在广东饶平出生，著名语言学家。现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名誉教授。詹伯慧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近70年，出版专著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撰有《潮州方言》《现代汉语方言》等著作，其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被国家教委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
出生于书香门第，詹伯慧从小就受到父辈学识的耳濡目染。詹伯慧的父亲詹安泰，是中国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家、文学史家和书法家，其诗词作品及词学论著在海内外影响颇深，素有“南詹北夏(分别指詹安泰和夏承焘)，一代词宗”“岭南一大家”等美誉。
1949年，詹伯慧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从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詹伯慧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1955年，詹伯慧在王力先生的推荐下到北大进修，在袁家骅先生的指导下，詹伯慧参加了《汉语方言概要》的编写，这是我国首部系统论述汉语各大方言的著作。其间，詹伯慧又随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远赴海南岛调查军话，在海南，詹伯慧初次接触到方言田野研究，此后，詹伯慧矢志不渝地走上了语言研究之路。
今年是詹伯慧从教70周年。70年如一日，詹先生始终强调“方言是资源”，不遗余力地推动方言研究与语言应用，致力让方言工作摆脱“冷门”，焕发生机。
“我已经90岁了，而学问必须是传承创新，继往开来。”为了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语言和方言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2020年，詹老用50万元个人积蓄开设了“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这是中国南方第一个语言学奖。为了保证公平，詹伯慧先生不担任评委，不参与评审工作，但他会亲自为获奖者题字，“学以致用”“业精于勤”“天道酬勤”“学海无涯”等等，是詹伯慧对晚辈学者的谆谆教诲和恳恳切望。
面对面
学术态度与提携人才都受到父亲影响
南都：您父亲詹安泰先生是一代词宗，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詹伯慧：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其对学术的执着与认真，以及提携人才时的不拘一格。父亲是一位词学家，他不仅能创作诗词，更擅长研究诗词，他是诗词家兼学者。父亲从中山大学毕业回韩山师范学院执教时，带回家一卡车的书，我们饶平乡下大屋“学文堂”甚至辟有一间房专门拿来存放父亲的书。
父亲是在他的大学老师陈中凡教授推荐下，以名士的身份被中山大学破格聘为中文系教授的。这相当于由一名大专院校的普通老师直接升格为一所985高校的教授，在我们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见当时学校对于人才的任用并不注重身份，只注重才华，非常不拘一格。父亲“岭南词宗”地位的确立和学术巅峰的达成，都是在中山大学实现的。其实父亲自己在提携后辈时也是不拘一格的，20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在韩山师范学院时，就举荐了当时不足20岁的才子饶宗颐进入韩师，第一次踏上讲堂。随后父亲又推荐他赴当时的中山大学任教，但由于途中饶先生身体不适未能到任而留在香港。
南都：您的家学这么厉害，却选择了王力先生为师，请问是为什么？
詹伯慧：当时父亲来往的朋友大多是文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比如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等。我当时还是一名高中生，大人们在客厅里喝着功夫茶天马行空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教，了解到很多语言学和文学的内容。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昆明回北京的王力先生路过广州，被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极力挽留，欲聘他做文学院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山大学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先生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麒祥等名家执教、讲学。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语言学”这门学问。我想，在家里我可以向父亲学习文学，所以希望未来可以在大学里学一些在家里学不到的知识。语言学既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又有自然科学的性质，我认为这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科，所以从高中起，我就立志学习语言学了。
1949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录取，成为王力先生的学生。我大学毕业次年，也就是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整体随王力先生迁往北京大学。现在中山大学校友会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回去参加校庆，或许他们觉得我是语言学系毕业生，而现在没有这个系了。我觉得很遗憾。
“不要做语言的警察，要做语言的导游”
南都：1959年，您发表了《潮州方言》一文。潮州方言是您最早研究的方言吗？您怎么看待方言保护与推广普通话的关系？
詹伯慧：我1953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1955年，王力先生推荐我到北京大学做进修教师，由袁家骅先生当我的导师，在北大还有很多名师，因而我在北大那两年把语言学的学术基础夯实。我最早开始研究方言是在海南。1956年，袁家骅先生安排我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第一调查工作队海南分队，我前往海南调查黎语，这次经历极大培养和锻炼了我的语言实地调查能力。回到武汉大学重执教鞭后，我陆续发表了《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1958年)、《万宁方音概述》(1958年)、《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和《潮州方言》(1959年)。
对于方言保护与推广普通话，我认为应该是推广一种(普通话)，保留多种(各地方言)。中国国土面积广大，有八大方言语系，甚至在同一个地区的方言也会有细微的差异，这是得天独厚的语言资源。我们常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句“语言丰富”。语言是一种财富，是文化的载体。
南都：从语言的角度，您如何理解潮汕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詹伯慧：语言是资源，方言是语言资源中的一种，方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客家文化的载体是客家语，粤文化的载体是粤语。那么潮汕文化就是以潮汕话为载体。地方方言体现了地域文化，没有地方方言就没有地域文化。我们要建立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这里的“文化”不仅包括一体的中华文化，更包括各个地方的文化，我们通过方言确认地方文化，没有语言，文化就没有寄托。过去一些方言词典以普通话为主，但是事实上方言词与普通话不可能一一对应，编纂方言词典就应该以方言为主。潮汕方言的特点是会“f”发成“h”，比如会把“飞机”说成“灰机”；还有，潮汕方言没有后鼻音，所以会把“钱”说成“强”。
南都：您曾经说过“不要做语言的警察，要做语言的导游”，请问怎么理解这句话？
詹伯慧：我们的语言需要规范化，但是很多人误解了规范化，以为规范化就是“只能这样说，其他的说法都视为垃圾”，这不就像是警察一样一直挥着警棍告诉别人不能做什么吗？因此我提出在进行语言规范化的过程中，要分别对待。不能一口气否认所有不合规范的东西。语言本身多姿多彩，各地方言有它的很多精彩的东西。语言的演变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有时候一种表述现在不符合规范，但是它慢慢传播开，为人所习惯了，它就成为新的规范。我们要允许语言有从不规范到规范的变化过程，并且语言还会吸收外来因素的影响，对于一些不规范的说法，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规范化很重要，但是也应该尊重语言的多样化，规范化不应该走在多样性前面。当有几种说法并存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判断，语言会慢慢进化，它会慢慢淘汰掉一些说法，语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科，我们应该做“导游”，教人掌握丰富多彩的语言，享受语言的乐趣。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马含章
视频：N视频作者 陈杰豪 实习生 黄东 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