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
通过“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扫清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制度上、结构上、政策上的难点堵点，培植激发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创新合理和发展动力。——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
工业对GDP增长贡献率十年降10%，政府如何有为才能扭转颓势?近日，南方都市报推出《广州探路》系列报道，针对广州工业高质量发展，探讨当下的制约、困境以及破局之路。
“广州以往的传统工业化已进入成熟期。寻找新增长点的同时，现有优势产业有没有出路?制造业如何升级是一个问题。”围绕工业高质量发展、城市GDP之争等话题，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速受周期性发展规律影响，其中包括所处的工业化阶段。GDP增速有快和慢很正常，城市发展水平不应只看经济总量排位，而应关注内生增长机制和发展质量。
谈发展水平
城市发展应关注内生增长机制
南都:近年GDP“第四城之争”愈演愈烈。你如何看待2022年广州GDP被重庆超越?
陈鸿宇:我认为，比较GDP首先需要统计口径具备可比性。重庆下辖38个县级区划，体量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而广州仅有11个区，二者没有可比性。
南都:但从GDP增速来看，广州也低于重庆。
陈鸿宇:是的。不过，增速也需放在同一维度比较。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速受周期性发展规律影响，既包括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广州处于工业化成熟期，发展重心放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重庆正在工业化的快速增长期，所处阶段不一致会导致增速差距；也包括国内外经济周期的影响，广州经济外向度较高，受国际经济周期影响大；还包括技术周期，新技术出现或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等。一个地方的GDP增速有快有慢很正常，不可能每天都在爬台阶，而是每隔几年才会上一个新台阶。
南都:我们如何理解身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导致增速差距?
陈鸿宇:通常一个国家或较大区域的工业化会走一条边际收入递减的抛物线，到达了拐点，工业增长速度肯定会下滑，无一例外。广州的工业增速曾经很高，超过上海、北京，近年开始下滑，其他城市也一样，因为一座城市不可能永远靠工业发展带动，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最终会呈现“三二一”格局。这也是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广州和其他处于工业化快速增长期的城市做简单比较的原因，会扭曲了时间维度。
南都:那能否以第二、三产业占比孰高孰低，评价城市的发展水平?
陈鸿宇:如果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可比性，当然不能。虽然国家、城市或较大区域的三次产业结构会从“一三二”再到“二三一”，最后发展为“三二一”，北、上、广、深，以及珠三角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总体发展趋势，在复杂的内外因素影响下，其间的发展进程可能会多次反复，结构的演化速度也可能忽快忽慢。因此，一定时间、空间里，第三产业或第二产业占比发生变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产业结构的演化也需顺应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勉强契合主观意愿和人为制定的标准。
南都:但城市之间的比较仍有必要。怎样对比才更科学?
陈鸿宇:主要应关注内生增长机制和发展质量。比方说，传统工业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后，工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如果“搭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便车”，制造业的潜力进一步发挥，空间进一步拓展，产业结构中工业的占比也可能回升，继续维持“二三一”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广州不是一般的国家中心城市，还是全球城市网络的枢纽城市，其全球联系程度决定的城市能级，远比经济总量排名重要。未来广州还应在高质量共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高质量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高质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下功夫。
谈发展路径
从制造业起家迈向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制造业当家
南都:近日，广州提出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落实制造业当家“一把手”工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该目标?
陈鸿宇:首先，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广东省和广州市制造业进一步挖掘发展潜力开拓了新空间。因此，从传统的制造业起家，迈向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制造业当家，恰逢其时，很有必要。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在工业制造中的广泛深入应用，就是“制造业当家”的动力和依据。
其次，“制造业当家”指的是先进制造业在广州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该发挥主导和引领的功能，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和谐共生的产业生态系统，除了有制造业，还要有基础行业、配套产业、金融业、服务业。因此，制造业当家不是说制造业比重一定要居于产业体系绝对控制地位，而是整个产业体系的基础、配套、服务产业必须围绕先进制造业发展，必须与数字化、智能化的制造业相适配。
南都:在你看来，广州目前的制造业水平如何?
陈鸿宇:广州的制造业有基础、有规模，也有发展潜力；但总体质量不算很高，结构逐渐趋于老化，且创新发展不够均衡。值得肯定的是，2017年以来，广州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认识不断提升，集中精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招商引资的指向性较强。不过，与其他先进城市相比，总体上看，新兴产业发展还不够快，传统产业转型也不尽如人意，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产业 转型不够明显，推陈出新不够果断。
南都: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陈鸿宇:广州在发展大产业、大企业、大平台方面的进展可以更快。传统制造业门类升级改造的政策导向和实施方案也有待进一步明确。从旧到新的转化过程要接续，中间不能塌陷，需要先稳住，再进取，逐步创造条件，不宜急于求成。寻找新增长点的同时，也要继续重视和依靠现有优势产业。要将现有的优势传统产业，包括服务业，作为广州改造、转型、升级的重点。
此外，还要通过“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扫清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制度上、结构上、政策上的难点堵点，培植激发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创新合理和发展动力。
谈产业布局
产业规划切忌“一刀切”“一风吹”
南都:近年来广州推出了不少关于先进制造业的规划和支持政策。你认为有哪些不足?
陈鸿宇:准确了解市场需求是产业规划最难也最关键的点。长期以来广州很重视产业发展战略、产业布局规划和产业支持政策，对于产业发展的“需求侧”即市场问题，还需要更加细致缜密的分析。
不论发展新动能，还是提升旧动能，只有具有市场需求，才是真动能。省内外有些地方笼统地提出发展众多“新兴产业”，动辄形成“百亿”“千亿”的产业集群，缺乏市场分析支撑。要规划发展什么产业，不仅要确定大门类大方向，更要精准地细分市场，对需求侧的分析要细化至具体行业、企业、产品，以及产业的具体市场周期和技术周期，切忌“一刀切”“一风吹”。
南都:除了市场需求，政府做产业规划时还需注意什么?
陈鸿宇:个人认为需要综合地理区位、人文环境和资源禀赋三方面考虑，缺一不可。地理区位方面，以广州和杭州为例，同样发展数字经济，两地区位不同，分别背靠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路径也不同。人文环境主要指历史的、科技的、文化的、政策的、体制机制的因素。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财政金融资源、人才资源等各种支撑要素。
因此，如若学习借鉴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需要判断哪些经验可学，哪些不可复制，哪些没条件学，哪些是错误做法，切不可将错误做法当成普遍经验。可学的经验肯定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那些过度依赖行政力量、扭曲市场机制的做法是不可学的，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统筹:李颖
执行统筹:冯芸清
采写:南都记者 梁思华 实习生 刘禹
摄影:南都记者 马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