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妙的革命》，(澳)寇志明著，黄乔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9月版，39.00元。
□曾园
读毕澳大利亚汉学家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的《微妙的革命》，掩卷沉思。此书的价值究竟何在?是晚清民初的近代诗从没如此郑重其事的介绍?还是此书揭橥了近代诗一直被忽视的价值?也许胡适与新文化运动诸健将没有正确对待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郑孝胥等人诗作的文化意义，但钱锺书、陈寅恪对近代诗的再三致意已引起众多读者足够多的重视。香港浸会大学陈国球教授在该书英文版书评中指出几个值得留意之处，我亦有同感，如书名译为《不易觉察的革命》更准确；本书更改晚清诗歌流派标签的意义不大，作者虽自矜创获，但“对晚清民初诗坛的理解与流行的文学史叙述无大差异。”此类内容本文不再赘述。陈教授认为此书的意义在于将近代诗中的几首重要作品如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彩云曲》翻译成英文，让全球读者对近代中国诗歌名篇有所了解。对汉语读者来说，这方面资料其实并不罕见。陈教授认为此书价值在于“著者对所讨论的诗人诗作之时代与文化意义提供别具心眼的诠解”。但此书错误太多，仅绪论中一段引录《石遗室诗话》作背景综述的一条诗话，“英译疏误之多，让人错愕。”一页之中错误有七处之多。中译本中这些错误一一得以订正。但其它各处仍遍布错讹，中译本不仅没有改正，反而还增添了新的错误。
母语并非中文的汉学家的著作译为中文之后，汉语读者都会发现或多或少的错误，这本不足为奇。即使是错误较多的书，有经验读者也能学习到汉学家运用社会学理论、新视角、以及使用材料等方面的技巧。但此书可能例外。寇志明重点引用的书不过三四本:仓田贞美的《清末民初を中心とした中國近代詩の研究》、《元明清诗鉴赏辞典》以及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仲联、钱学增编的清诗选注。他的写作材料、观点取自于这几本书。书中有时会出现一大段双引号引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然后是数段不加引号的改写。论述通常是责备其他作者不够客观。由于他的中国文化素养不高，行文常沦为强辩。如第11页，他评价《现代中国文学史》材料“零碎”“毫无系统”“出现严重问题”“错误命名”，仓田贞美则延续了这一错误命名等等。寇教授的哓哓强辩的写作风格，是读者的第一印象。
第46页，仓田贞美针对王闿运在论诗中强调“不失古格而出新意”“诗必法古”等观点认为他倾向于形式主义。寇志明认为这个观点“又是后世的妄断”。在第47页中，钱学增在《清诗三百首》一书中解读《发祁门杂诗》中的“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这一句中，钱认为王闿运的意思是想在曾国藩军中谋职立功，但因为此意图并未得到曾国藩的认可，所以祁门之行变得没有意义了。这种说法能站住脚，但却被寇志明称为“肤浅的解读”。他拿出的深刻解释是“士绅阶层没有能力采取实际的、有意义的行动来改善国家的处境而产生的烦恼。”两种解读均可成立，但前者并不“肤浅”，后者也没有因提到家国情怀就“深刻”了。
第109页，《后彩云曲》中有一句流传最广的香艳诗句提到瓦德西与赛金花在仪鸾殿“秽乱宫禁”时遇火，“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绔”，因为沈维藩在《元明清诗鉴赏辞典》中将“皓躯”解释为赛金花的身体。纯粹是为了对立，寇志明此处就在无根据的情况下将之解读为瓦德西的身体。
第111页，寇教授将“西幸丛谈亦及汝”中的“西幸”解释为“慈禧太后与道光皇帝得以返回北京”。他恐怕不知道，此时道光皇帝已驾鹤西去多年。“西幸”指的是慈禧与光绪的“西狩”(1900年)。慈禧上一次“北狩”是1860年与咸丰帝一起“木兰秋狝”。无论如何，慈禧不可能和公公道光帝一起去打猎，况且道光即位后停了木兰秋狝。寇教授解诗于理于法皆不可行。直言笑话一箩筐可矣。
清诗用典丰富，释读不易。但不管典故，按字面意思读诗恐怕也不行。第124页讲易顺鼎《书事》尤其典型。此诗讥讽李鸿章的北洋水师，颔联“棘门灞上皆儿戏，太液昆明是水嬉”的脚注说，“棘门”是陈胜、吴广与秦军作战的战场。“灞上”是刘邦与项羽交锋的地方。此为乱解。此典故来自《史记·绛候周勃世家》中汉文帝赞周亚夫的话:“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脚注还说，“太液”与“昆明”均位于今云南省境内，是历史上著名的抗击匪寇的主要战役的战场。同样也是乱解。“太液”“昆明”是汉武帝开凿的人工湖，供游乐与操演水军。颈联“久费赞皇筹的博，空闻德远败符离”的脚注是:“‘的博’为山名，位于四川省理县东南。此处指代被占领威胁的地方。”其实“被占领威胁”云云，与“抗击匪寇”一样，均属想当然。此处典故经查询，“赞皇”指唐朝名臣李德裕(曾被称为赞皇公)，他曾收复被吐蕃占据的维州(的博山位于其东北)。“德远”指的是宋代名臣张浚(字德远)，曾部署宋金符离之战，此役宋军大败。此联意境宏大，旨趣深远，指李鸿章长期筹划，功亏一篑。我们来看寇教授就此联的发挥:“诗人叹道:‘空闻德远败符离’，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还未送达，屈辱条约却已在天津签订这一军事悲剧的痛惜之情。甚至战舰的名字(德远)在中国文化与历史语境也具有一种讽刺意味。‘德远’意即道德远离，使人想起儒家以道德仁义，而非武力使他国归服的教导。当时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相信中国历史上不乏以德服人的成功先例。”更残酷的事实是，北洋水师中并无“德远舰”，驰骋在寇教授记忆里也许是甲午海战时名字接近的“镇远舰”?寇教授的许多错误都来自于他脑海中执着燃烧的海战烟云。
第170页，陈三立《感春五首》之《其三》中有这样一句:“向见龙川翁，组织别树帜。”脚注如下:“龙川”为南宋政治家、战略家、评论家和著名词人陈亮的号……既然说了“向见”，就是见到了的意思，晚清诗人陈三立见过南宋词人陈亮?这里的“龙川”指的是被时人尊为“龙川夫子”的李光炘(1808-1884)。
书中标点经常出错，最可怖之处是陈三立的《寄题曹东寅南园图》，书中该诗被截取的内容如下:
大盗据九鼎，怙恃凶威横。
宇县巧煽力，取附爪牙衣。
冠匍匐媚受，禅欲列秽史。
载歌咏凭几，眦裂举腕战。
倏忽南戈起，扫除莽卓坐。
完全不押韵，也不通顺。“冠匍匐媚受，禅欲列秽史”中“冠”“禅”不可能成为主语。读此“诗”只觉滑稽突梯，鲁莽灭裂，如狂人呓语。
这首诗相关段落的真实文本如下:
当时大盗据九鼎，怙恃凶威横宇县。
巧煽力取附爪牙，衣冠匍匐媚受禅。
欲列秽史载歌咏，凭几眦裂举腕战。
倏忽南戈起扫除，莽卓坐陨改谣谚。
西方学子读到《圆明园词》《彩云曲》英文全译当然是有好处的，而且我相信此书英文版应该通顺流畅，适合阅读。但中文版就不同了，注解多无关宏旨，全诗内容解释不通，阐发往往过度。书中很多篇幅涉及中外诗人的横向对比，只是让人想起杨绛先生提过的钱锺书先生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倘若此书能提醒我们，近代诗的价值值得国内外富有学养的学者再撰写一部值得信赖的专著，那么阅读此书的收获就不仅仅是“以手抚膺坐长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