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富(Richard J. Smith)，1944年出生，大学本科与研究院均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就读，直到197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他通晓中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日文，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历史文化人类学亦有研究。多年来，司马富教授一直任教于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五年前正式退休。
1978年，司马富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街头，他被一群好奇的小学生包围。
司马富著作《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文版，2022年由九州出版社推出。
司马富著作《〈易经〉:一部传记》英文版。封面上的汉字“泰”，是易经六十四卦之一。
司马富书房里的李鸿章书写的对联，“和风畅怀抱，幽竹有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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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美国汉学家司马富教授给记者回复的邮件通常是用英文，但是“老朋友”三个字，特地用中文来标识，“从1978年第一次到上海算起，我至少到过中国六十次。”
近四十年中，他几乎访问过中国所有的省份，包括西藏、新疆。可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1970年代，他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年。司马富教授退休之后，居住在德州休斯敦。近年来年事渐高，他有近五年没有到过中国。
司马富告诉记者，他的中文名是由其导师刘广京教授起的。“刘教授说，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是司马迁，我的英文名Richard简称Rich，就是富的意思，有学富五车的寓意。”司马富谦称这并不意味着老师对他的期许和高度评价，“这是刘教授和我开的玩笑，不能当真。”
司马富在学术道路上深得刘广京、罗荣邦与费正清、李约瑟四位教授的启发与指导，出版了众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成就斐然。他精通中文，熟练书写、阅读、使用中文，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因为电脑输入中文有点麻烦，所以和记者的往来邮件，往往是穿插使用中英文，特别强调的字眼，可能有歧义的地方，包括引用中文典故时，就会特别用中文标示出来，甚至在邮件结尾时使用“司马富顿首”，让记者明显感觉到他的谦谦君子之风，与他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似乎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多年来，司马富教授出版了众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易经》等的研究著作以及诸多论文，包括九部独立署名的专著。其中《〈易经〉:一部传记》(The I Ching:A Biography)(2013年)与《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The Qing Dynast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先后获得特选书籍杰出学术奖(Choice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 Award)(2016年)。《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文版日前在国内推出，是当代西方汉学家少数几本系统性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著作之一，内容广泛，举凡语言、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社会风俗，尽入彀中。
他获得的其它学术奖项亦不可胜数，仅教学奖便有十二次，如莱斯大学Brown最高功勋证书(1992年)、艾莉森·萨罗菲姆杰出教学教授(1994-1996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教育促进和支持委员会，德克萨斯州年度教授(1998年)等。他还多次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研究基金奖助。最近一次是与东亚及越南等地学者合作的汉文化圈研究(2017-2019年)，出版了两部论文集。
温文和善，言辞典雅，采访司马富令人愉快。除了认真回答提问，他还经常与记者交换彼此意见，甚至说到NBA，“我是姚明的超级粉丝。很可惜，现在的火箭队成绩并不好。”从司马富先生身上，记者深切体会到他对中国的友好:他为所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有一席之地感到高兴，他对中国美食也念念不忘，“如果可以，我想天天吃东坡肉。”
美式幽默、乐观精神，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谦逊与和善，在司马富先生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正如他在《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一书中提到的，“文化从来不是一种零和游戏”，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借鉴、融合、发展，才是正确之道。他对中国四十多年以来取得的进步深感兴奋与赞赏。
他特地给记者发来几张照片，是他英文著作的封面，以及一副收藏的李鸿章的对联。1972年，司马富在香港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学者简又文教授帮他买了这副对联。
司马富感慨:“即使有简教授的帮助，我今天也买不起这些卷轴了!”
访谈
“司马迁的司马，学富五车的富”
南都:您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是否受到了某个人的影响?
司马富: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D)读大三的时候，开始对中国感兴趣。说实话，当时我的女朋友想选一门中国历史的课程，我觉得在课堂上坐在她旁边会很浪漫。这招奏效了:她和我已经结婚54年了。我非常爱她，但我也喜欢中国历史。
南都:在开始正式的学术研究之前，您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在您最初的认知中，也许中国是一个陌生或神秘的国家?
司马富:我必须承认，在UCD上中国历史这门课之前，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看法。当时我只想成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很浅薄!
南都:我们非常想知道，您对中国学术研究的道路是如何形成的?
司马富:我的学术研究之路是由两位出生于中国的导师和两位出生于西方的学术界朋友引领塑造的。一位导师是刘广京教授，他的外祖父是晚清的要员陈宝箴；另一位是罗荣邦教授，他的外祖父是晚清的激进派康有为。两位学术界朋友，一位是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是刘广京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另一位是李约瑟教授(Joseph Needham)——他们两位支持并且鼓励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从更宽广的角度来做跨文化思考。
南都: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您是如何找到和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的?
司马富: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对“中国性”和“他者性”的建构感兴趣——也许因为我是研究“中国”的“他者”。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刘广京教授指导下完成，费正清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完善意见，书名为《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1978)。本书专注于清政府从1850年到1874年管理外国雇佣军的政策，包括对付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其他反政府的叛乱。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的研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相关的形式。一是我对清政府对外国雇员政策的兴趣的延续。费正清教授和我有共同的兴趣，所以他和我合作出版了三本书:《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Entering China’s Service:The Journals of Robert Hart，1854-1863)(1986)、《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1863-1866)(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His Journals，1863-1866)(1991)和《马士:中国海关关长和历史学家》(H.B.Morse: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1995)。
对于赫德与马士的研究，加上我之前对常胜军的研究，让我开始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去探索特定的文化现象何以形成。而19世纪出现这种现象，与中国政治、社会和知识生活息息相关。其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似乎是宇宙学，尤其反映在中国礼教、占卜、时宪历、历书和地图中。
为此，我在大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档案馆中遍找资料，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就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四本书:以占卜学为研究题目的《算命先生和哲学家:中国传统社会的占卜》(Fortune-tellers And Philosophers: Div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1991)；我和郭颖颐 (D.Y.Y. Kwok)合作编写的《宇宙学，本体论和人的效能》(Cosmology，Ontology and Human Efficacy) (1993)；我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两本专著《中国通书》(Chinese Almanacs)(1992)、以及《中国舆图:“天下”之图像》(Chinese maps:images of“All Under Heaven”)(1996)。
我对中国宇宙观的持续兴趣，让我最终走进“易学”，即对《易经》的研究，并出版了我个人最喜欢的两本书:《探寻宇宙和规范世界:<易经>和它在中国的进程》(Fathoming the Cosmos and Ordering the World:The Yijing(I-Ching，or Classic of Changes) and Its Evolution in China)(2008)，《〈易经〉:一部传记》(2012)。就像我一些后期在《周易》方面的研究著作一样，《〈易经〉:一部传记》把对周易的研究推广到了韩国、日本和越南。
然后，我尝试将我之前的所有研究，整合到视野更为广阔的研究中——:《测绘中国和管理世界:文化，制图学与宇宙学在晚清帝国时代》(Mapping China and Managing the World:Culture，cart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Late Imperial Times)，(2013年)，以及《清朝和中华传统文化》(The Qing Dynast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一书的中文版，于2022年2月由九州出版社推出。编者注)。
这项工作，又反过来激励我开始写作另外两本书。一本暂名为《中国流行文化中的科学与医学，1600-1800年》(Science and Medicine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1600–1800)，通过对中国日用类书的以及从晚明到清初其它一些常识手册的考察来探讨这些主题。另一本暂名为《中国:礼仪之邦》(China:The Land of Ritual and Right Behavior)——这是对清代礼制的解释性研究，重点关注有序与无序、正统与异端的主题，灵感来自我早期研究中国宇宙学时看到的曾国藩的一句格言:“天心厌乱”。
从《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看文化理解
南都:您的《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一书刚刚在中国出版。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清朝的演变有很深的了解，这即使是一般中国学者也很难做到的。我非常钦佩您的研究，因为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做文化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您为写这本书准备了多长时间?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司马富:你能这样说，真是太好了。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可能仅仅触及了表层问题，浅尝辄止(但愿我做得比隔靴搔痒多一些)。无论如何，我认为，准确地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就是在为写作这本书做准备。但我写作此书的主要动机，是想探讨中国研究何以走向“分解”——最早在美国汉学界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柯文 (Paul Cohen)，在其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近代中国的美国历史叙事》(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
柯文反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他认为，处理中国社会的巨大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必要将其分解成更小、更易于解读的空间单元。虽然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价值，但我相信，整体研究和特殊个案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同时兼顾。毕竟，如果没有对共识、一致性和连续性的理解，我们怎么能讨论中国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化呢?比如，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和“中国人”这样的词有意义呢?
南都:清朝是由满族(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的，与中原地区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有继承又有融合。您如何评价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碰撞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影响?
司马富:在如何思考清朝复杂的“文化”问题上，我相信在强调“汉化”的学者和强调“满化”的学者之间有一个富有成效的中间地带(中庸之道)，前者如何炳棣(Ping-ti Ho)和黄培(Pei Huang)，后者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可以说，满族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挖掘与“亚洲内部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链接，以及能够区分非汉族地区有别于明代前朝的分省治理体系。”当然，康熙帝和他的继任者，都是中国文化的热情保护者，他们精通中文、非常尊重儒家价值观、熟谙中国艺术和文学、愿意在各级政府机构中起用中国学者。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欧立德2009年出版的书名所强调的——《乾隆皇帝:上天之子，世界之人》(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乾隆皇帝和他的继任者们，出于务实的原因，将“中国(汉族)”的一面，呈现给了他们居住在长城以南的臣民；将“满族”和其他民族的一面，呈现给了帝国其他地区的臣民。
南都:清朝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历史节点。满族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互考验与纠缠。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您如何看待世界各地的文化冲突?
司马富:我认为相互冲突总是不好的，相互理解总是好的。每一种文化都是认真结合其他文化，从中学习、汲取养分，但往往“文化战争”在阻止这些相互间的理解，这是目前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国家主义可以是一个健康、正面的事情，但是，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如果推向极端，就是非常危险而具有破坏性的。
南都:与中国学者相比，外国学者在语言掌握、文献收集、文化背景理解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您认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司马富:我完全同意你提到的这些原因，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迎接这些挑战，是让中国研究如此有趣和有益的原因之一。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优势”也正是我的“劣势”。一方面，我是一个“局外人”，永远不可能像在中国文化中长大和受教育的人那样了解中国。我对中国的看法，来自学术研究，和相对有限的生活经验(我在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旅行，以及我在香港的那一年)。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的话，我更愿意说，我对中国的看法会相对客观——如同中国谚语所说:旁观者清。
在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总体历史研究中，最让我困扰的一点，是这么多学者倾向于过于尖锐地划定解释线的方式。如同我已经提到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关于“汉化”和“新清史学派”之间的辩论。中国的一些学者，尤其是李治亭，在对西方中国学术研究的批判中走了极端——尤其是对欧立德和柯娇燕等个人的人身攻击，而欧与柯其实在解释观点上是存在分歧的。这句话有点模棱两可。我想指出的是，尽管像李治亭这样的学者倾向于将欧立德、柯娇燕等学者都归为“新清史学派”，但事实是他们之间的观点有大不同。欧立德和柯娇燕(及其他人)对清史的看法有着重要的分歧，这在柯娇燕的访谈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换句话说，像李治亭这样的批评家所描述的“新清史”拥护者，并不是所有人在所有历史问题上都意见一致。
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和持久“相当了不起”
南都: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的学者，您对中国文化整体的客观评价是什么?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它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是什么?
司马富: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力量、完整性和持久力方面，都是相当了不起的。众所周知，它不是静止的，而且从来不是；每一种文化都随着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而演变。以我之见，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其对于普世价值的强调，而在现代世界明显有其一席之地，比如对学习、道德、礼貌以及特定价值如仁、义和孝的尊重——尽管，我想我们都同意，传统上孝有时会以相当极端的形式出现。
南都:听您讲了这么多您的研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其实都是相当深奥的，要对中国历史和哲学有很深入的了解，才能有所收获。我们不妨来说点轻松话题。你到访中国很多次，和中国同行有过令人印象深刻的交流吗?
司马富:我到过中国至少60次，从1978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开始。我也花了一年时间在香港中文大学(1971-1972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同时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我从我的中国同事那里学到了很多，不仅在正式场合如学术会议上，也在与他们的私人交谈中。这些时候我经常感觉有点像班门弄斧!
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包括西藏、新疆，看到了以前只在报纸或书本上读到过的东西，这使我受益匪浅。我也有机会在街上、寺庙、餐馆和各种旅游景点，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交谈。人们很容易疏忽，当年在中国的大多数游客，都是中国人。
南都:你们有很多学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吗?除了学业指导之外，您对他们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司马富:我所有的学生，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不管他们是不是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是中国人)。我认为我的角色是鼓励他们，细心地和批判性地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获得这种兴趣，以及它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或没有)什么关系。我经常让我的学生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的，我们如何评价他们对意义的探索，而不被我们自己的一套或几套价值观和概念范畴所禁锢?我的目标，当然是让他们不仅思考中国文化，也思考他们自己的文化。
总策划:
戎明昌 刘江涛
策划:王海军
统筹:
刘炜茗 黄茜
题签:曹宝麟
本期采写、翻译:
南都记者 刘炜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