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6月24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批不符合国家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典型案例。
通报过度防疫典型，兑现了此前要求坚决落实“九不准”的承诺，让观望政策走向的人们坚定了信心，至少若下一次遭遇过度防疫，他们有了拿着典型案例与加码者论一论的底气。这次通报无疑是重要的，在“九不准”提出后约1个月的时间节点，如果没有“干货”，如何能让还在加码的地区确信“九不准”不是纸上功夫？所以，通报是一个风向标，对公众如此，对地方防疫部门亦是如此。
被通报的三起典型案例，河北4地堪称过度防疫典型中的典型——只要城市出现疫情，不管是否来自该城市的低风险区域一律管控，不认健康码和核酸证明，默认整个城市都是高风险区域，整个城市来的人都是高风险人员。相较于河北4地，青海的加码也令人震惊——对所有低风险返青人员贴封条，试问，该地的经济活动还怎么正常开展，社会交流还如何正常进行？
与前两个案例相比，辽宁两地做的是核酸生意，要求旅客到站后多做一次核酸检测，并收取每人次19元的费用。当下一些城市，虽然也有对旅客多做一次核酸的要求，但这些核酸检测都是免费的，原因是该要求是地方自选动作，确定要开展的话，应当谁提出谁负责，而不是我做决定你来买单。
案例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被通报一点也不冤。此外，一些地区将健康码用于非防疫需要，限制公众的正常生活，这类做法也值得重视。滥用健康码是否属于过度防疫？具体情况可能需要具体分析，但有必要指出，滥用健康码显然与疫情防控相关，本身也是破坏防疫政策稳定性、公信力的一件事。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在回答南都记者关于“储户健康码被河南省赋红码事件”时表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明确了健康码的使用管理、运行保障和信息安全等各项规定，要求各地根据不同疫情风险等级对相关人员进行精准赋码，不得“一刀切”“码上加码”。明确要求严格健康码的功能定位，不得擅自扩大应用范围，绝不允许因疫情防控之外的因素对群众进行健康码赋码变码。
防疫措施涉及太多公共权利，过度防疫也不应只做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对于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动向，有必要给予关注。防疫政策加码是过度防疫，滥用防疫政策也应该是过度防疫。两者本质上相同：在结果上，均借由防疫之名侵害个人权利；在方法上，均无限扩张防疫手段；在限度上，均超过了疫情防控的正当要求；在目的上，均是以防疫目的掩盖其他目的，比如，加码可能是为了避免被问责，或者为了减少社会治理的成本，等等。
作为典型案例被通报的城市，理应觉得脸上无光，积极整改或自查自纠。但“点名批评”能否从根子上制止类似现象就存疑了。一项涉及公共权利的政策，因违规导致了一个坏结果，那么对违规的惩戒应该是与结果危害性相当的，否则违规成本就低于惩戒手段。过度防疫曲解了防疫责任制，害怕被问责而宁愿层层加码，如今，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人员正常往来，或许也需要相应的责任制，对过度防疫的主要责任人问责。
过度防疫侵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公共权利，要落实好“九不准”，避免在此后的每一个节假日和城市重启节点遭遇通行难。故过度防疫典型案例被通报后应跟进问责，避免类似现象今后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