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在东亚》,方旭东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版,82.00元。
□王绍贝
过去学术界对儒学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的范围,忽略了儒学(特别是理学)在整个东亚的传播和演变。近年来学界逐渐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日本学者吾妻重二从《朱子家礼》出发,研究了朱子学中的礼仪对东亚各国礼俗、礼仪乃至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另外大批日本、朝鲜的古代儒学、理学作品也开始在中国整理出版。方旭东先生的《理学在东亚》一书,也是将理学放在整个东亚(包括中国)视域中,考辨理学家、心学家哲学观念、思想观念和历史背景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部论文集。作为一部哲学史论文结集,与一般侧重义理分析的哲学史论文不同,作者具备深厚的文献学功底,考证绵密,语言清晰,立论谨慎,每篇文章都基于文献考据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最后四篇文章呼应了书名,分别对朝鲜李退溪、日本佐藤一斋、琉球蔡温的理学思想与朱子、阳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加以细腻的探讨,均能以小见大地展现儒学在东亚的“超地域性”和“在地性”(本土化)的特征。
《递相祖述复先谁》一文对李退溪(李滉)所捍卫的朱子义利说加以考辨,揭示朱子学从北溪(陈淳)到退溪,从中国到韩国这样一个递相祖述的过程。朱熹《白鹿洞规》(也即《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这句话,根据韩国儒者朴英注疏为“义者,当然之理；利者,义之和也”。这两句话之间内在的矛盾被李退溪同时的黄仲举发现,“利”既然是“义”之和,为什么不能“谋其利”?退溪针对这个矛盾回信进行了长篇大论,作者发现李退溪将朴英这句来自《近思录集解》的注疏,视为朱熹的原话加以维护,但通过文献溯源,朴英这句注疏的观点乃是《近思录集解》的作者叶采综合了朱熹本人相关叙述,以及朱子门人陈淳(北溪先生)的观点而形成的。其解释说,“利者,义之和”,“仁义未尝不利”,但这种“利”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一开始就怀着求利之心,“正其义”所得之“利”乃无所为而为之“利”,有谋利之心则是有所为而为之“利”,非正其义矣。此文由小见大,展现了朱子学从中国到朝鲜、从北溪(陈淳)到退溪,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递相祖述的过程,朱子思想因而得以发扬光大,同时,隐含的多种可能性也得以释放,最终超越了个人知识和地方性知识,成为东亚近世的一种普遍价值。
阳明学在日本影响巨大,但传进朝鲜后却被视为接近禅宗、佛教的“异端”思想加以批判。《李退溪的阳明学批判》一文,作者另辟蹊径,从西方心灵哲学角度,重新审视了李退溪对王阳明的批判,提出李、王观点分别代表了对行为主义的赞成与反对。王阳明认为,孝行不必然伴以孝心,他把那种有孝行而无孝心者称为“扮戏子”。而退溪则认为,孝行必然伴以孝心,无法想象一个人有孝心却无孝行,或有孝行却无孝心。退溪同时还指出,王阳明在评论某人是否“知孝”“知弟”时,将判断标准诉诸外在行为,从而实际上倒向了他所反对的行为主义立场。这个研究案例,说明了适当运用西方哲学工具(而非简单地将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加以比附),对于理解东亚哲学观念是非常有帮助的。
《儒学的“超地方性”与“在地性”》一文,通过对江户时代日本学者佐藤一斋《孟子栏外书》的研究,指出一斋思想日常讲说为朱子学无疑,但他对阳明学也并不排斥,作者还通过文献学研究,总结了《孟子栏外书》的文献价值及其学术地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对日本学者如佐藤一斋几乎没什么影响,其《孟子栏外书》在义理上推尊阳明,在名物训诂上对朱子《集注》多有指摘,表现出浓厚的汉学趣味和精深的汉学修养。在儒学发源地中国,理学(朱子学)、心学(阳明学)、考据学各自为政,势不两立,而在一斋这里却达到了一种奇妙的混合或统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一文,作者对琉球儒者蔡温的“攻气操心”功夫论进行了考辨,过去学者对蔡温儒学归属于朱子还是阳明,还是其他理学派别看法不一,作者则是通过细密的文献学梳理、辨析工作,从程朱语录可知,蔡温的“攻气操心”中“气”是指与“义理”相对的“客气”,与血气、意气,是需要克服的私欲。“攻气操心”是一种“道学功夫”,“操心”虽然最早出现于《孟子》,但朱子赋予它一种理学的解释,那就是强调“应接事物”时“中理”,蔡温经由薛瑄,继承了朱子对“操心”的理解,“攻除客气”建立在一种内外、主客二分的认识上,这就决定了“攻气操心”不可能采取佛教或心学所主张的内省方式。外物引起的“客气”与内在的“此心”之间,构成一种角力关系,“心制气”意味着“心做主”,而“心制气”实质上是“理制气”,其学说应视为朱子学,而非阳明或其他学派。作者指出“攻气操心”功夫论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使得朱子学的基本义理得到比较准确的理解与坚持,同时琉球学者又并非机械地照搬朱子原话,而是能够以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达。作者通过日本佐藤一斋和琉球蔡温这两个案例展现了儒学的“超地方性”,以及在传布过程中不断的“在地化”(本土化)的特点。
方旭东先生认为,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朱子学的基本义理都无二致,从这一点说是所谓“理一”,但朱子学在传播到海外的过程中,当地学者又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加以创造性的阐释,从而使各地的朱子学又各具特色,从这一点上说是所谓“分殊”。所以考察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承时,必须将“在地性”与“超地域性”综合起来考虑,才能得到接近事实的面相,才能真正理解朱子学在东亚的流传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