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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的“新解”

——谢泳《<陈寅恪诗从化温泉口号二首>新解》商榷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2年04月17日        版次:GA10    作者:黄三鲁

  □黄三鲁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过去以发掘学人旧事著称,近年来则致力于笺解陈寅恪诗。

  读过几篇就知道,谢泳笺陈诗的方法是这样的:先看某首陈诗的写作时间,再查阅同一时间段有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件发生,然后就可以论定陈诗与某事有关。

  这种方法的讨巧处在于,世间万事万物固然纷纭,然而如果非要在它们之间找出一星半点相关性不可,却也不难。

  不能不说这种笺释方法非常大胆。但是否行得通呢?

  且举最近上海书评所发谢泳《<陈寅恪诗从化温泉口号二首>新解》(澎湃新闻2022年4月9日发布)一文为例。

  陈寅恪写于1956年的《从化温泉口号二首》全诗如下:

  火云蒸热涨汤池,待洗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陈氏自注:医言患心脏病者不宜浴此泉)

  曹溪一酌七年迟(“迟”字,谢泳引用作“休”),冷暖随人腹里知。未解西江流不尽,漫夸大口马禅师。(陈氏自注:余日饮温泉水一盏)

  我以为,按字面之意,这两首诗就是陈寅恪浴温泉后的一时游戏之作。第一首因为心脏病不宜温泉,所以陈和患有心脏病的妻子开了个玩笑,将其比为“西施”而自居为“东施”。陈寅恪之妻唐筼一生体弱,生长女时因心肌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殒命,这在多部陈寅恪的传记资料中都有记载。第二首则是自嘲。禅师马祖曾言“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作者借此话头说自己每天饮温泉水一盏,徒然以马祖自夸,却殊不知西江水是流不尽的。

  但众所周知,中国诗歌有兴观群怨的传统,字面之外往往有深意存焉。

  在谢泳之前,胡文辉等人解释这两首诗,最多敢猜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谢泳的新解则大进了一步,指实为具体的人和事,认为是指章士钊赴港之行。

  谢泳的主要论据和论证如下:就在陈寅恪浴温泉并作诗的同一年,章士钊曾奉命赴港,为两岸和平奔走,途经广州时曾去过从化温泉,也曾写过一首诗;章诗有“独为凝脂谋”的诗句,而陈诗说“待洗倾城白玉脂”,所以谢泳“推测陈寅恪应当知道此诗”,进而认定,陈诗暗示了章士钊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云云,则是陈寅恪对两岸关系的判断。

  新解石破天惊,可惜论据非常薄弱,论证则近于荒谬。

  先看时间。如果陈诗系因章士钊赴港而发,必然是章浴温泉和赋诗之后。

  谢文中说:“章士钊香港行在1956年3月”。其实这年春天,章士钊是否真有赴港之行,并无定论,为章士钊编年谱的朱铭即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在查阅了金毓黻、许宝蘅、顾颉刚等人日记之后发现,这一年3至5月,章士钊都有在京的记录(参见2013年《三联生活周刊》所刊《是谁将〈论再生缘〉带出海外?》一文)。

  现在对此姑且不论,先认可章士钊在1956年3月的确有过香港之行。但陈诗写在什么时间?胡文辉认为是1956年2月,依据是当时陶铸曾邀广州部分教师到从化温泉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陈寅恪夫妇出席。

  胡文辉所举的这条论据无法否定,那么2月的陈寅恪怎么会未卜先知地为之后的章士钊之行而赋诗?

  为了自圆其说,谢泳的解释是:“在不确定具体月日的情况下,期间有几个月的时差,推测陈诗作于陈章会面后,应在合情合理范围。”意思是虽然陈寅恪浴温泉是在1956年2月,但不代表这两首诗一定是2月所作。

  这种推测真的合情合理?谢泳很可能忽略了旧体诗的一个基本常识。

  陈诗标题曰“口号”。何谓口号?古人又称为“口占”,表示诗人因事生感、随口吟诵,所以口占体都是临时起兴之作。

  既然这两首诗名为“口号”,那么就一定是陈寅恪2月浴温泉时的一时兴起之作。

  再来审视谢泳从章、陈诗中找到的唯一“内证”,看章诗的“凝脂”和陈诗的“白玉脂”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

  泡温泉想到杨贵妃想到白居易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这于中国文人岂不是非常自然的联想?难道陈用“白玉脂”还一定是因为其事先看到了章诗?另外,章士钊诗云“独为凝脂谋”,这是在抨击旧时代温泉只能为贵妃等显贵所享受,而按谢泳所释,陈在看过章诗之后,有意用“白玉脂”一词来暗示章的特殊身份,考虑到二人交好且互有唱酬,这怎么可能?

  “诗无达诂”,没错,但是不代表没有束缚。写旧诗的人必须遵循那一套成熟的句法、章法等规矩,解诗者当然可以发挥奇思妙想,但也一定要在那一套“规矩”之内。

  陈的第二首诗,先说“曹溪一酌七年迟,冷暖随人腹里知”,这分明是写自己在广州生活已有七年,那么后面两句“未解西江流不尽,漫夸大口马禅师”可解为一般的生活自嘲,也可能借自嘲的形式暗含作者对时政的某种观感。但无论哪一种,“未解”“漫夸”的主语都是作者自己,而不会是另一人。

  在一首绝句里,前面两句写自己,后面两句固然可以跳跃到他人他事身上,但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要么字面上有过渡,要么意思上有一定关联。而这首诗里显然缺乏这一条件。

  陈寅恪的这两首诗究竟有无字面之外的深意,深意为何,平心而论,除非召作者本人而问之,否则没法得到确解。可见在谢泳之前的胡文辉等人同样有猜谜的嫌疑。然而由于是比较宽泛的阐释,也许猜错,但毕竟还有猜对的可能。

  而谢泳所谓“新解”猜对的概率又有多少?坦率地说,如果谢泳的这一套笺诗方法能够成立,整个中国诗歌史恐怕都要彻底改写了。

  打个比方:某年某月,苏轼居家饮酒乐甚,欣然赋诗一首,但后来解诗者查了皇帝实录,发现相近时间段皇帝也曾饮酒,遂认定苏轼此诗实际是在影射皇帝纵酒荒淫。问其依据,则理直气壮答曰:两件事中不都有酒嘛!

  如此解诗,岂非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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