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19日，王璜生（右）与好友李毅结伴骑自行车出发，开始珠江溯源行走计划。姚玳玫 摄
《天生桥水电站》，纸本水墨设色，64x69cm，1984年写生。
艺术家王璜生与其作品《源头·活水（草图）》。
“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2·巡回展”现场。
《远方与河》系列之一。胶片摄影绘制，112×498cm，2021年(共七件)。
珠江源植物水墨拓印之一，34×45cm，2020年。
《黔东南的集市上(染布)》，纸基银盐，1984年拍摄，2020年冲印。
1984年，笔记与速写本。
1月至2月，“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2·巡回展”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展览曾巡展至桂林、昆明、贵阳，最后一站回到广州这座城市。
说到长江的时候，我们想到追寻汉唐璀璨的历史；谈到珠江的时候，我们又想到什么呢？
在“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2·巡回展”中，也许我们能找到答案。
2020年11月，《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该书呈现了艺术家37年前与好友李毅结伴、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实施的珠江溯源行走计划。1984年的骑行壮举，以及2020年王璜生重返珠江源的行动，共同形成了“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2·巡回展”的基础。展览以当时9万多字的日记、数十卷的黑白胶卷以及大量的速写和水墨写生为基本素材，同时加入了2020-2022年期间艺术家围绕“珠江溯源”展览不断进行的系列创作。
正如王璜生所说，“这个展览既是跨时间也是跨地域的观察。在这样的旅程和考察中，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经济状态的变化、人类对待生活的变化都很难去探讨，但我们可以去提供新的思考，这些思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
王璜生笔名重阳子，广东揭阳人，曾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广东画院专职理论家、画家，广东美术馆馆长，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现在则是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作为一名资深“文青”，除了在美术方面多有建树，他也喜欢写作、写诗，还准备出一本古典诗词集。
“我是一个好胜的斗士”在《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中，他曾这样剖白自己，也可能是“斗士”的作为，分别获过意大利和法国的“骑士勋章”。而这个斗士在66岁，依然在“寻找超越”。
这是一个怎样的“斗士”和“斗士”的故事？策展人孙晓枫评价，王璜生的珠江溯源是一个文学性的行走。展览和这本书贡献了一个典型的个案，揭示了在珠江文化与个人史写作的辩证与可能。另一位策展人胡斌则认为，王璜生的珠江溯源及相关创作，也因由地理自然景象而传达出社会性和政治性隐喻。
谈整体印象
合山煤矿带来感动，珠江水展现生猛生命力
南方都市报：请问您骑行的缘起是什么？
王璜生：大家都找长江、黄河支系更伟大的文化之根，但是我作为广东人，尤其是生活在广东珠江口汕头一带，我觉得珠江也许是和我们最亲密的，我们可以去走走，就一路骑行和写生。在70多天的骑行中留下了9万多字文本，我带着青涩的眼光和语言表述了这一路的观察和思考，也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对珠江流域观察的痕迹。当时我正好也刚在谈恋爱，就以日记/书信的方式，两天寄一封信回去。一路走下来也很奇怪，这40多封日记/书信都没丢失，保留下来了。
南方都市报：在整个的溯源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或者是地方在哪里？
王璜生：广西的合山煤矿可以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之前我听说煤矿很危险、很艰苦。我专门去了矿区，也下了矿井，下矿井确实非常不容易。在《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一书中，我写了这样一段：不知走了多久，前面出现了斜度近45度、高不到六七十厘米的坑道。坑道的地面是又烂又厚的煤层，顶部是坚硬冰冷的岩石，到处都有湿漉漉的滴水。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通过这段百米长的坑道的。当我们抵达井下工作面时，已汗流浃背，烂煤沾满了脸和衣服，累得气喘吁吁。正在工作的矿工们纷纷围拢上来说：“辛苦了！”然后是一阵豪爽的笑声。我的心一阵紧缩，感动？不安？惭愧？眼眶不禁湿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难为你们了，为人类输送光明的人！
另外，令我非常感动的还有，晚上到他们的矿工俱乐部去，矿工又跳舞啊、唱歌什么的，矿长跟我们聊天，谈他们的婚姻情况和生活状况等，充满阳光，也甚至还带有点自豪，听起来还是有另外一种感受。因为是国营机构，有工会组织照顾工人的业余生活。去年10月，我们重走珠江溯源路的时候，合山煤矿的矿产已经采完了，变成了一个矿区遗产公园。我钻进了废弃的工区空间，在黑黝黝的煤渣区里，我拿出当年在这里写过的一首诗《黑色的笑声》，朗读了起来：“黑色的眼泪/凝固在洁白的眼角/闪动，结下了一串珍珠/对着你/豪爽的笑声/在这地球的心脏/是胜利者自豪的回响……”
南方都市报：一路骑行下来，您觉得珠江有什么特殊的文化？
王璜生：发生在珠江流域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有”“无”相生的东西。因为珠江径流量非常大，它在中国河流长度排第四，径流量却排第二，仅次于长江，比黄河流量大六倍，因此它的水资源非常充沛丰富。因此，珠江非常特殊的生态就是水的问题。
珠江充满野性和活力，无论江水和植被都有着“生猛”的生命力，有着乐观的精神和向上的力量。这恰恰是珠江流域的人文特征所在，也可以说是珠江文化为何“开风气之先”的最好说明。
谈意识形态
展现上世纪80年代思想，我们有着独立思考人格
南方都市报：展览中有很多诗歌的元素，这些上世纪80年代的诗句对您的创作或是那个年代的人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璜生：对我认识世界或者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当年会去走珠江，或者说后来在广东美术馆能够做得那么猛、那么独立，也是因为曾经深受上世纪80年代这批文化学人的影响，像北岛、舒婷、海子、江河等等。上世纪80年代初，舒婷曾写过《风暴过去之后-纪念渤海2号钻井船遇难的七十二名同志》，在渤海上，由于风暴来了，我们采取的抢救措施不当等原因，这个钻井72个人被淹没，死了。当时相关领导是隐瞒的，后来中央高度重视，把这个案件公开并对相关人员做了处分。舒婷知道此事后，就写了这首诗，里面有一句——“我希望，若是我死了，再不会有人的良心为之颤栗，最后我衷心地希望，未来的诗人们，不再有这种无力的愤怒，当七十二双，长满海藻和红珊瑚的眼睛，紧紧盯住你的笔。”当时这首诗给我的灵魂有很大的震撼，我就画了一张题为《为了忘却的教训》作品，描绘一群人在海里挣扎。
南方都市报：珠江骑行对您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王璜生：如果这一路走来对我后来人生有影响的话，第一就是坚持。人需要坚持，认准目标，就要坚持走下来。我创作的《骑走》一画，想表达的是当时在贵州的艰难，但我们坚持走下来了。因为贵州都是山，以前都是用马车来拉或牛车来拉东西，没有人骑自行车。我们的自行车坏了之后，去找人修理，找不到店，而且他们也找不到零件，这给我印象特别深。我创作这个作品，一方面是呈现那个年代的记忆，同时也表达了我们那一代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种茫然而坚定的态度，就是骑过来骑过去，寻找我自己。就像崔健唱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因此，“坚持”是在“骑行”里对我人生影响特别大的一个方面。其次就是独立，面对困难也好、未来也好，如何去独立面对，独立规划好路程，独立解决问题，培养出自己一种相对独立的人格，包括行动、能力，也包括思想。
南方都市报：您提到说在那个年代“骑过去，走过来，不知在哪里；走过去，骑过来，寻找我自己”，您最后感觉找到自己了吗？
王璜生：最早自己有很漫长的摸索阶段，就像当年想考理工科，没考成。到了广东画院，原本可以做一个自由自在、人人羡慕的画家，但又被要求去广东美术馆，我也接受了这份挑战。当年，真是没人愿意去美术馆，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太好干的事，也是一个没钱没专业也没有多少希望的所谓“文化”机构。当时从外地调了一个画家来做副馆长，已经调过来上班了，不到一个星期跑了。真的，谁都没想到我会放弃画院去广东美术馆。我是读美术理论专业出身的，也了解一些国外美术馆的情况，我觉得美术馆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标志，可以在文化方面做很多事。因此，我选择了去美术馆。
谈珠江改变与自我成长
水利“淹没”民俗，也带来生存状态的改变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对比一下您两次走珠江的一些心态和看到的东西的感受？
王璜生：第一次还是比较好奇的，到处走走，现在回头看那些文字，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幼稚的想法，包括对艺术，对现实的看法等。当时是在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去观察一些东西，把它记录下来。可以说，第一次走打开了观察世界的一个或者说是很多个窗口，是一个学习和打开眼界的阶段。第二次去确实是有特别大的变化，包括从自身来讲，30多年过去，大家都成熟了，阅历也多了。这次交通工具“鸟枪换炮”了，整个观察与行走的心态也不一样了，而且面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南方都市报：面对这些变化，您是觉得更高兴，还是说比较遗憾这种变化？
王璜生：1984年我去考察的时候，专门访问了珠江水利委员会，他们和我们介绍了珠江水利开发的问题，由于珠江水利资源非常丰富以及特殊的地理结构、落差、水源的充沛等，一直作为水利发展非常重要的经济策略。上世纪80年代有七级水电站，其中一级水电站是在上游的地方，叫做天生桥水电站，天生桥水电站有不同阶段的规划。
我第二次重走珠江的时候，感受最深的是水利带来的变化——“淹没”了很多东西。上世纪80年代，我到燕来村，这是广西西部和贵州交界的地方，那时候那里都是用木头建房子，而且每家每户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他们会把十里八乡的亲戚找过来，二三百人聚集在一起，第一天下午就来了，到晚上男的吃吃喝喝，女的准备菜，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大家就拉木头上架，其实没有必要两三百人拉木头架，但是他们充满仪式感，也是风俗的体现。当时我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夜里面没有电，大家都来凑热闹，都来祝贺，放鞭炮，一边吃一边喝等，叫做“立房子”，总共有二三十桌。我当时还画了这样的场景。
30多年后，我重新回到燕来村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镇了。我询问当地人，他们说，“这个镇和当年的燕来村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原来燕来村已经在水库里面，而且是在几公里以外的水库里面，这个镇是重新搬来的”。珠江行走期间，不断有这样的状态出现。水库建成以后，变成了一个旅游点。
我们去过一个旅游点，都是老房子，现在基本上没人住，只有几个老人住在里面。一个老太太在那里绣鞋子、鞋垫，我想帮扶一下当地的民俗，就说你正缝的这块鞋垫我要了，没问价，直接给了她200块钱。后来，看到她有一个缝得好一点的，说能不能换这个，她跟我说“这个要300”，一下子感觉整个变味了，看菜下碟，他们已经变得非常有经济头脑。
南方都市报：也就是说民俗因为商业化的进程而缺失是您这次回访的一个遗憾，是这样吗？
王璜生：多少有这样的遗憾，但是反过来又有另外一种景观很有意思。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遗憾还是不遗憾，有更好的，也有不好的，比较复杂。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去的时候，位于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原祥播乡、桠杈镇与贵州省安龙县德卧镇接壤处南盘江的雷公滩段峡谷上的天生桥水电站还是工地，乱哄哄的，道路不行。而第二次去时，已经建得非常有规模，第一期、第二期工程都做了，很震撼。天生桥水电站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旅游点，大坝壮观得完全拍不出来，我们看完以后，觉得人非常渺小。
这一路其实印象特别深的还有贵州的变化，因为贵州在上世纪80年代，路很难骑，就像书里面描述的那样“地无三尺平”。而第二次去，自然景观变化很大：高速公路非常发达，比广东还先进，大隧道一个接一个，隧道是车刚开到，感应灯亮；山清水秀，因为建了很多水库，一个大坝就形成一个大湖，旅游业上来了，自然景观变化太大了。意识形态也可能影响到生态环境，整个生态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人的行为。贵州的改变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整个社会的发展，人的心态等。
南方都市报：珠江是我国南方的大河，流经滇(云南)、黔(贵州)、桂(广西)、粤(广东)、湘(湖南)、赣(江西)。改革开放都说潮起珠江，那您觉得珠江在文化版图中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
王璜生：我们一直说改革大潮起珠江，但是往往在谈论珠江三角洲一带所带来的这种改革开放，其实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也曾经在近现代的历史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也好，中西融合也好，走向世界也好，都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些地方。贵州的经济收入从民国时期就远好于昆明，有钱人非常多。他们的消费水平很高，我第二次重走的时候，他们的舞厅令我很惊讶。那些年轻的90后00后去消费，舞厅一个晚上可以消费几十万。虽然改革开放是发生在广东，广东人也敢想敢干，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固步自封。现在，我从贵州高速公路上，从贵州的一些大水库等地方，还是看到了不少比广东更独特先进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您觉得您的这些记录还有这些艺术的行为会给社会或者说是未来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璜生：对未来，只能说对自己的未来。我觉得一个人一生走过来的经历，还有他接触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有他的发展逻辑，会构成它自身的一个说法，这种东西会带到未来。我现在在做一个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不是一个老的美术馆学理论，是希望有一个新的文化观念介入美术馆理论研究。
采写：南都记者 许晓蕾 实习生 任子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