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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兰小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1年12月19日        版次:GA14    作者:冯国俊

  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带队推动分税制改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走了十几个省。因这项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甚大,当时地方和中央之间在进行博弈。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回忆说:“与地方谈的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的,得中央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有地方干部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镕基回答道:“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刘仲藜评价:“这个场面紧张生动。”广东最后服从了大局。

  这段轶事,被兰小欢引用在他的新著《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中。故事听起来有趣,可是想想1994年分税制改革给此后中央、地方财政带来的巨大变化,不能不说,这故事其实是惊心动魄的。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里,这样的故事其实不多,但有时仅仅是一两句平实的事实陈述,甚至只是列举的一两个数据,都会让人有震撼之感,因为经济问题是国家大事,政府的政策、举措、角色的变动会给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有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忽略这些变动,而当兰小欢将这些变动清楚明白地讲述出来,我们才感受到其内在的力量。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写作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介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回忆不起来有哪本书完成了这样的任务,而且完成得那么好。兰小欢并未设定高远的目标,他淡然地表示,这本书“注重描述现实,注重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当不可避免涉及‘怎么办’的时候,则注重解释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对读者来说,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办,重要得多。”因此,这是一部注重描述现象、解释机制的书,而非自诩能开出良方。然而,准确地描述现象、深入地解释机制,同样考验经济学家的功力。在现有的环境下,兰小欢可说是相当不错地达到了他设定的目标,他将有愿望了解中国经济现状和发展的普通民众带进了门,其引导、开示之功,值得感谢。

  兰小欢在书中首先点明,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写道:“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这恐怕也是这本书书名“置身事内”的来源。兰小欢提出:“这种‘混合经济’体系,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在书的上篇,作者介绍的“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职能、财税、投融资、债务以及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其中关于“政府投融资与债务”的第三章以及同样处理债务问题的第六章最为透辟精彩。在涉及土地开发问题时,作者不忘发挥其作为经济学者的强项,解析了土地作为资源的秘密:“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正是把有形资产转变成为这种抽象资本,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而在介绍债务问题时,兰小欢显示了对民生的关切,他写道:“债务带来的经济衰退还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债务危机对穷人和富人的打击高度不对称……换句话说,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不过兰小欢认为:“总的来看,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也正因此,他提出:“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货币和金融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构,所以在降债务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有人暴饮暴食吃成了大胖子,他要想重获健康,少吃虽然是必须的,但简单粗暴的节食可能会出大问题,必须小心处理肥胖引起的很多并发症。

  该书的下篇作者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探讨了城市化、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国际贸易冲突、地区间竞争等宏观现象。兰小欢承认:“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我理解市场和发展的复杂互动过程,不相信单向因果关系。”他提出:“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作者还指出,所谓“政府能力”,不仅包括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包括政府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这些谠论,值得深思、耐人寻味。

  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R.H.托尼在他的名作《贪婪的社会》结尾写道:“……社会必须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只把经济利益看作生活的一个因素,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必须在组织产业时让经济活动从属于它们服务的社会目标,从而强调经济活动的工具特征。”我想,这些话是不妨作为我们阅读《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时的背景声音的。 (冯国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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