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三十二开平装本，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二年八月初版。
□ 群山
民国年间出现过“南社”和“北社”两个文学社团。南社，想来对柳亚子、郑孝胥、陈散原等人感兴趣的书友该是比较熟悉的。关于北社的资料则甚少，我也未能查出南社与北社究竟有何种关联。
目前虽然还不能知道北社的详尽情况，但基本可以肯定，该社成立于一九二O年，是一个由新潮社和湖畔诗社中的年轻作者和读者组成的同人团体，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顾颉刚、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等人。他们写新诗、读新诗、选新诗、评新诗，其旨趣就是在新诗的写作与欣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新诗的普及和发展推波助澜。
事实上，作为一种创生物，新诗自发生之日起，就已处在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这种紧张关系在暗中制约着新诗的发展。一方面，是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在对新诗形式的理解、接受层面上，既不如旧诗受众的广泛和深厚，也造成了新诗“合法性”的歧义，这使得新诗的倡导者和写作者们便处于一个不断被批评和辩难的境况之中；也因此，另一方面，在热衷新诗的人群中，便难免出现一些徘徊、焦虑、怀疑乃至退出的人。面对如此困境，志在新诗事业的北社，当然不会无所作为。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可留下浓重一笔的举措，便是编选出版《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于一九二二年四月编竟，同年八月由亚东图书馆初版发行（如图），至一九二八年六月已印了四次，且发行了被爱书人所追捧的毛边本，这从侧面似可证明其畅销程度。选诗的范围，书前“弁言”有云：“这是一九一九年版。一九一九年以前的新诗也附选在内。”选诗的五条“凡例”虽则宽容，然而却也严苛，其第一条劈头便阐明立场：“折中于主观与客观之间，又略取兼收并蓄。凡其诗内容为我们赞许的，虽艺术稍次点也收；其不为我们所赞许，而艺术特好的也收。”第二条却说：“对于其著者不大作诗的选得稍宽；对于常作诗的选得严；其有集子行世的选得更严”；接着第三条，“凡选入的诗都认为在水平线以上，不加次第（却不是说凡没选的都不在水平线以上）。人名以笔画繁简为序，诗以年月先后为序”。看得出来，此乃完全从编选者自己的目的出发所制订的标准。也即是说，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的，还是抒情的、叙事的，抑或传统的、西化的，也无论作者年龄和名气的大小以及职务的高低，只要有利于新诗张扬的，一律按其发表时序选入；否则弃之。
与以往的《新诗集（第一编）》、《分类白话诗选》和《新诗三百首》等新诗选本不分粗精劣优、网罗靡逸不同，《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选诗只九十篇，诗人仅四十家，由于选家指向特别明确，时序照顾特别周到，不仅勾勒出新诗发生以来比较清晰的发展轨迹，而且制造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年选文本。更为主要的，这册“新诗年选”的看点，尤其在于所选每首诗后的评语和按语。按语虽署名编者，但据考证，这“编者”其实就是康白情及应修人等一批年轻的诗人；评语署名愚庵、粟如、螟蛉、飞鸿，其中愚庵点评最多，也最具特点，但有人也已考证出，他其实便是康白情，其他三位则大概是参与编选的湖畔社诗人。
综合这些按语、评语，其要点似可粗略归纳为二：一是在点评中不时提到“旧诗”、“西诗”、“传统成分”、“古诗的遗脱译诗”以及杜甫、韩愈之流，表露出选评者对中国传统诗歌和西方诗歌美学的缠绵和依恋态度；二是张扬所选新诗包含的美学立场，怀着与传统诗歌竞技的抱负，期冀在新诗中同样实现古典诗歌的美学成就。这两点似乎又可归结为一句话，即：借用中国“旧诗”和“西诗”资源上的权威，为新诗的写作和阅读提供参照。或许正是因此，《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才得到朱自清、阿英等人咸相推许，在新诗并不被广大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所接受的短短几年内连印四次，而终于广播四方、名扬天下，为新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封面画的表述，在我看来也就是这个意思。海岸上，一位年轻的现代母亲怀抱婴儿，迎着曙光，翘首遥望远方，那表情既充满期盼又志存高远；而怀中的婴儿紧紧依偎着她，像是依依不舍的样子。二三海鸟在周边飞翔，营造出旷远、辽阔的背景。显然，画中人的象征意义已是相当明确的了。
末了，画面上年轻母亲脚下靠右一点，有作画者的签名“L.T.”。“L.T.”是谁呢？有待方家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