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少年梁思成自拍像。
2. 梁思成在善化寺普贤阁斗拱后尾。
3.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屋顶。
4. 梁思成《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手稿）。
5. 梁思成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插图之一。
6. 梁思成等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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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讯 记者黄茜 在近日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的“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上，一封特别的书信引发关注。
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林徽因手书给八岁的女儿梁再冰的信件。开篇便道：“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
此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于代县得知战事乍起，平汉铁路同津浦铁路已然不通，慌慌忙忙绕到大同乘火车沿平绥铁路返回。
因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便有了林徽因这封洋溢浓浓母爱的家信。在信中，林徽因为梁再冰画了此次田野调查“走过的一圈路”：一行人从北平出发，经正定、太原至五台山，后从沙河经过代县、雁门关、大同，从张家口抵达北平。还刻意标注交通工具，时而坐火车，时而坐汽车，时而坐骡轿，也有时走路爬山或者骑马。
这封信再现了抗战爆发前夕，梁思成、林徽因及营造学社的同仁所面临的真实境况。一方面交通不便，“路上走得顶慢”，条件极端艰困；另一方面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中华大地的前途尚不明朗。
在信中，林徽因向女儿详述了“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并表明夫妇俩对侵略战争的态度。她写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了胜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这只是一封平平常常的家信，但其中流露的无惧万难的治学态度、爱女的慈心、以及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的铮铮铁骨，令人动容。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在纷繁绮丽的传奇之外，得以一窥梁思成、林徽因学术伉俪真实的人格与人生。
从《营造法式》开始
8月10日，“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这是国内首个梁思成纪念展，通过求学、治史、规划与保护、建筑设计、教育五个单元，集中展示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共计362件，包括照片、录像、图纸、模型、书信、手稿以及空间装置等。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展览策展人苏丹表示，所有的展品都是梁思成瑰意琦行的一生的“物证”。“我们把展览现场设计成一个墓园，把梁思成先生一生所有的伟大成就都呈现在不同的墓碑之上，使它们成为墓志铭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展示方式使观众仿佛置身于碑林之中，去瞻仰，去缅怀。”
梁思成(1901-1972)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重要先驱。他是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领导者，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他为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梁思成起意学习建筑，最早是受了林徽因的“鼓动”。1924年至1927年，两人共同赴美留学，梁思成就读于宾大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学生，林徽因“曲线救国”，入读宾大美术系，在建筑系旁听。此次展览展出了梁、林二人在宾大就读时的作业、成绩单等，二人成绩优异，作业整洁漂亮，是一双“学霸”。
1925年，梁启超从国内给梁思成寄去一套中国古典建筑专著《营造法式》(陶本)。这部书被放在展厅最醒目的位置，凸显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次展览策展人、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副馆长王南介绍，梁思成“之所以立志研究中国古建筑，包括试图去破译这本书的秘密，跟1925年收到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很有关系。它被认为是梁思成学术道路的起点，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梁、林一生的治学方向。”
《营造法式》是我国最重要的官方编订的建筑技术专书，全面反映了宋代的建筑设计、结构、构造、施工和工料定额等多方面的特点和水平。陶湘在1925年的仿宋刻本，简称“陶本”。
“真正从现代建筑学的角度研究《营造法式》，是从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以后才开始的。”王南告诉南都记者。
这套《营造法式》伴随梁思成的求学生涯，又跟随他从美国回到中国，抗战期间、逃难途中也不离不弃，甚至还出现在梁思成在李庄拍摄的一帧照片(本次入展)上：在李庄的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手持《营造法式》的梁思成被一团光环绕。
“面对这张照片往右看，是少年梁思成端着时髦相机的自拍照；往左看，是1947年梁思成去纽约出任联合国大厦顾问建筑师的照片，那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刻。最正面这张照片是他人生最艰苦的时候，也是真正做出最主要的学术成就的时候。这三张照片，提炼出了整个展览的框架。”王南说。
发现佛光寺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学成回国，到东北大学建筑系执教，梁思成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1931年梁、林从东北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
1931-1937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古建筑的广泛田野调查。其足迹遍布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了二千多各时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这是梁思成学术生涯里最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和充满惊喜的阶段。
展览中所呈现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山西应县木塔一层剖面测稿》《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横剖面草图》等，是这一时期的宝贵成果。
“寻找和《营造法式》接近朝代的建筑，比如唐宋辽的古建筑，通过测绘古建筑，再和《营造法式》记载的文字比较，最终既读懂《营造法式》本身，也了解了唐宋辽古建筑基本的结构、方法，它的科学性、艺术性等等。这是梁思成先生确定的研究范式。”王南介绍。
苏丹也认为：“古建筑的测绘，除了起到调研的作用，本身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因为人要在一个大体量的建筑里去度量它，去触摸它。这是一种现场性的学习，是调动身体的一种学习。它不仅是靠记忆、视觉去记住知识，更是教育观念的一种体现。”
据梁思成的绘图助手莫宗江回忆，当时交通很不发达，完整保存古建筑的地方往往在穷乡僻壤。且军阀混战，土匪满地。营造学社一行人每到一地，先去市政府或县政府递上介绍信，对方一看是很重要的学术机构，尤其看到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公子，立刻给予高度重视，派兵护送以保障安全。经过有土匪的地方，士兵就跑到山头上跟土匪打招呼，来者不是一般人，请予放行。
交通工具很简陋，火车、客车、货车、骡车轮番上阵，遇到上坡或泥泞路段，还得推着车前行。住宿就更难讲究了。路上的小旅馆满是跳蚤臭虫。测绘大同云冈石窟的时候，他们就住在田野里的废弃农舍，晚上盖报纸取暖。
但是什么也比不了古建筑的魅力和发现的兴奋。1934年8月2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载了林徽因的《山西通信》一文，当中写道：“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双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
每当不辞辛苦找到一座文献记载的古建筑，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摩拳擦掌地动起手来。莫宗江回忆，营造学社形成一套工作规则，进入古建筑之后，“照相的照相，测图的测图，抄碑的抄碑。林先生当时是作家，所以，她对抄碑有兴趣，对历史文物有兴趣，她的艺术欣赏是很敏感的……”
正是在林徽因给梁再冰的家信所提及的那次田野考察中，梁、林一行人发现了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这次发现被称为他们“古建筑研究和考察生涯的黄金时刻”。
早在1929年，日本建筑学者关野贞已向世界宣布，经过十余年田野考察，确定中华大地上已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留存，要想感受唐风，必须去日本的奈良。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推翻了关野贞的论断，为辉煌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在中华大地上找到了实证。
“这是梁林盼望已久的发现。”王南说。“不仅佛光寺大殿本身是唐朝的，而且规模超过日本现存所有同时期木结构建筑。它里面有三十几尊唐代塑像，还有少量的唐代壁画和唐人书法，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梁先生把荟萃了四种唐代艺术的佛光寺大殿称为‘中国第一国宝’。”
在李庄
抗战爆发后，田野考察被迫中断。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随营造学社南下逃难至昆明，随后迁居至四川南溪县李庄。艰困中，有时需要典当“细软”来换取日常用度。林徽因自从在去昆明的途中染上肺结核，到了李庄旧疾复发，整日卧床不起。梁思成也患有脊骨方面的毛病。
贫病交加，却没有浇灭他们学术研究的热情。他们将营造学社十多年来古建实物调查的成果进行整理、归纳和提炼。结合文献记载和实物测绘，在李庄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撰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的唯一一部《中国建筑史》。
今天，我们在展览中能够看到《中国建筑史》的手稿，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中国营造学社稿纸上。开篇写道：“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形式，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式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
精神好些时，林徽因就坐在床上帮助梁思成查阅《二十四史》等文献。据悉，《中国建筑史》中宋辽金一节所有内容都是由她查阅并最终执笔。
同时，他们还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了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伟大成就。其打字稿和书内插图，也出现在此次展览中。
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丛诫后来回忆道，父亲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的精美插图。”“当时，父亲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
梁思成的另外一项重大学术贡献是破译了《营造法式》中记载的中国古建筑最核心的密码之一，即“以材为祖”的设计方法。通过测绘宋辽金的实例，梁思成发现，原来中国的木结构建筑是一种标准化设计，‘材’就是标准化设计的单元，是所有斗拱和最基本构件的标准规格。
“比如他第一次调研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一个大观音阁由千百组斗拱，成千个构件组成，但是测绘完发现，它们只有六种规格。大大小小的木头分成六种规格就搞定了——通俗来讲就像是拼乐高。”王南说，“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就是最早的乐高。”
西方的现代建筑学研究方法、大量的古建筑实物测绘，加上对《营造法式》的精研和颖悟，使得梁思成在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上一举超越前辈。他所构建的中国建筑学理论，比伊东忠太、关野贞等日本建筑学者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与辉煌的学术成果相对照的，是捉襟见肘、苦中作乐的日常生活。梁思成在给好友、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慰梅的书信里描绘了当时的状况：“在菜籽油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我们父执辈少年时期过的粗简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
同住在李庄的哲学家金岳霖在另一封给费氏夫妇的信里提到，梁思成的主要工作“既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操心营造学社的财务”，这位建筑史学家，每天还要做“烤面包、砌炉灶、秤煤和做各种家务事”，实在可以称得上长袖善舞。
1943年，费正清来到重庆拜访，目睹了梁林夫妇当时在落难中的悲惨处境。他后来感慨，若是美国人，早就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上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写完十一万字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已瘦得只有四十七公斤，透支过度。但费正清眼中的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王南指出，李庄阶段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人格、道德情操得以彰显的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应该是跟时间赛跑的心态，学术抗战的心态。他们其实挺想从军的，可根本没有机会从军。所以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为国家做贡献。”
闲暇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教女儿梁再冰和儿子梁丛诫读唐诗，最常念杜甫的“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梁再冰回忆说：“生活愈是清苦和困难，他们愈相信那‘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
守护北京城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回到北平。梁思成受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此后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在培养新一代建筑学人才上投入大量心力。
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与北京城的保护息息相关。早在重庆时期，作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梁思成先生就主持编写过一份《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1949年，他又主持编写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目录里第一项即“北平城全部”。“他非常热爱北京，”王南告诉南都记者，“他是想把整个老北京完整地保护下来的。”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这是梁、陈两位先生对新中国首都北京未来的建设所做的科学规划。
此次展览中，展出了梁思成写作于1950年的手稿《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和1951年的手稿《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可以看成是对“梁陈方案”的拓展。两份手稿上都有许多涂抹修改的痕迹，展示出梁思成先生对城墙保护、北京城市规划“多中心”布局模式等问题的思考过程。
在《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一文里，梁思成自问自答，一边列出主张拆除城墙者的理由，一边从主张保护城墙者的角度加以反驳和阐释。主拆者说：“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现在已经失去了功用，它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城墙是封建皇帝的遗迹；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而保护者说：“这种看法是有偏见的，是片面的、狭隘的，也缺乏实际的计划的，由全面城市计划的观点看来，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见树不见林的。”
梁思成先生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北京势必向着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发展，而区域之间的隔离，正是城墙可以担负的新的历史任务。他甚至设想将城墙打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文娱圈”，无比优美地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公园椅……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
王南告诉南都记者，今天回头看“梁陈方案”，不仅具有合理性，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梁思成一直主张对北京城进行整体保护。“比如罗马老城区、佛罗伦萨、捷克的布拉格，全城是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以前城墙里的整个老北京是可以作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的——当时完全有条件。而今天，在北京老城被破坏了这么多以后，我们要为中轴线申遗都变得很困难。”
此外，为避免重蹈西方大都市的覆辙，梁思成先生还主张将新中国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多中心的城市，不同中心对应不同的核心功能，有自己的居住和就业。“事实上，今天北京城调整城市规划也是这么调的，整个市政府搬到通州区，在通州形成副中心，规划了亦庄这些新城，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心出现，其实是在重新试图回到梁先生当时指出的北京城市发展的正确的方向上。”王南说。
可惜“梁陈方案”在当年未被批准，北京古城墙还是被大刀阔斧地拆除。梁思成为此痛心疾首，自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
在此次展览中，《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和《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两份手稿以特别郑重的形式全文加以呈现，读起来字字深情，字字泣血。
“梁先生后半生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奔走呼吁，屡败屡战，试图保护北京城。这两篇文章就是生动写照，说得诗意一点，它们很像梁思成写给北京古城的情书。”王南说。
据悉，为了再现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成就、爱国情怀、师长风范，此次展览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梁思成先生学术人生中的“原物”。展品主要来自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档案馆。一个叫“杂书馆”的机构为展览提供了珍罕的民国老杂志和老书。一位私人藏家提供了梁思成先生自拍照里的那款相机。展览中最重要的书信手稿和家庭照片，均来自梁家后人。
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
这一回，林徽因是“绿叶”
林徽因能诗擅画，交友广阔，在四处流传的文坛轶事里，梁思成往往只是娇妻身边绿叶般的陪衬。而这一次，林徽因首次作为“绿叶”出现在梁思成的个人回顾展当中。这位向来光彩照人的女主人，甘心退到幕后，不再占据众人目光的焦点。可如果你仔细观察，她又似乎无处不在。
她出现在许许多多田野考察的照片里，时常穿着旗袍爬梁上柱。她很骄傲自己是第一个爬上天坛祈年殿屋顶的女子。她搭着几米高的木梯测绘佛光寺内经幢的照片，看起来又美又危险。助手莫宗江回忆说：“林先生是很淘气的女孩子，敢爬树上房的！所以，梁先生带我们出去测量的时候，我们敢上，林先生就上。”
她也出现在梁思成的诸多重要的著作当中，或是协助查阅资料，或是对文字修改润色，或是共同撰写。梁思成的第一部关于古建筑的研究专著《清式营造则例》便由林徽因撰写绪论。王南对这篇绪论赞誉有加。他告诉南都记者：“梁思成的正文主要讲的是清朝建筑的营造方法，但是林徽因的绪论讲的是一般意义上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因此更具有理论高度。这篇文章可能是她人生中古建筑论文的顶峰，就算摆在整个中国建筑史学史里也是能排进前十名的宏文。”
论及梁林二人的合作，诗人卞之琳曾说：“表面上林徽因不过是梁思成的得力协作者，实际上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建筑史学者郑孝燮则说，梁、林二人就像双打选手，配合无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在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副馆长王南看来，梁、林二人性格殊异，却相辅相成。林徽因是灵感型的写作者，有悟性，有冲动，但很难坐下来长久地下笨功夫。与之相反，梁思成先生却耐心、细致、踏实。
“所以他俩一搭档产生的化学作用就非常非常了不得。他俩取得的成就既具有高瞻远瞩的、学术思想的火花，同时又有非常踏实、厚重、丰满的基础工作，最后形成了梁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方方面面的不凡气象。”
“林徽因几乎是贯穿在这个展览当中的。”王南说。“你看墙上的照片、展厅中间的文献，林徽因其实跟梁思成的学术人生如影随形。这是最能诠释林徽因的真正身份的：她人生最主要的身份和梁思成一样，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学家，并且是梁思成事业上最好的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