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22日，梁思成致陈岱孙信手稿（第一页）。
□ 李传玺
这封信是1944年5月22日梁思成写给陈岱孙的，可以看出在抗战艰困中，身处大后方的林徽因、梁思成、陈岱孙、金岳霖等一代知识大家们乐观互助的精神与胸怀。
那时的梁思成、林徽因自身难保，还能去帮助别人么？这封信为：
岱老：
前些日子接到老兄汇来一万二千元，救了一个急。前日我们忽得了一点意外的接济，手边松了一点。因想昆明的穷朋友们也许有需要接济的，故现在汇上一万二千，请老兄分配。别人我们不知，熙若(注：指张奚若)一定窘之尤者也。又烦老兄做agent一次！对不起。
老金的那两个手表尚未卖出，请(在将开参政会之时)托人带重庆交傅孟真带给我。最近在宜宾打听得知手表在宜宾销路尚好，价亦比昆明重庆略高，不妨在此一试也。或留一个在昆明售出，寄一个来。
徽因自三月底又病至今已两月。痰液化验结果无T.B.菌[结核杆菌]而甚多Streptococcus[链球菌]与Staphylococcus[葡萄球菌](才知道一向气管炎都受这毛病的磨折)，吃了许多Sulfathiazole [磺胺塞唑]，现在已不发烧，颇足告慰。但一病两月亦真难乎其为病人也。
近来宜宾机场已扩充为美国空军空运基地，终日头顶轧轧机声，打破乡下历来的沉寂。不过河南战事紧张的时候，我们只能看见一星期乃至十天前的重庆报，真急煞人！
博士六月十二日起程，听说行李限制重量极严，怕回来连冬天衣服都带不了多少，他原有的又已送了人，不知他如何过冬也。昆明朋友们近况何如，乞赐数字。敬颂研安。
弟思成 五月廿二日
这封信首先让我们可以看出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在李庄仍处困境。抗战爆发后，梁、林二人从山西考察古建回来，面对日伪的拉拢，毅然拒绝并决然南下。临走林徽因体检时即得着医生“严重的警告”发现肺部有问题。到长沙后，她常常伤风发热，在11月初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说，“我又重新发热伤风过一次，这次很规矩的躺在床上发冷，或发热，日子清苦得无法设想”，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梁、林一家再度向昆明进发。以致走到晃县时林徽因患了肺炎。那时还没有抗生类药物，肺炎是很难治的病症。幸好同车人中有一位曾在日本行医的女医生兼懂中西医药，为林徽因开了中药方，服用后才缓缓退烧，两周后烧才完全退尽。1940年11月29日，为了躲避日军对昆明的威胁与轰炸，营造学社伴同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一道迁往四川宜宾李庄。由于梁思成脚趾受伤感染，得留下治疗，林徽因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开始长途搬迁。旅途劳累，导致林徽因一到李庄不久即肺结核病复发。
后来梁从诫回忆，“她的病势来得极为凶猛：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度不退，夜间资汗不止。当时爹爹正在重庆请求重庆政府教育部资助营造学社的经费。李庄没有医院，连体检的条件也没有”，“我早上起床时常看到她床边挂着许多被汗湿了的毛巾”，“可怜的妈妈当时只能独自一人苦苦挣扎”。好在后来傅斯年先生伸出了帮手。傅先生瞒着梁思成、梁思永二家给朱家骅写信， “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皆困于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林徽因“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似乎可赠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最后并用“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来强调来警示。这封信后来被大家广为称道。傅先生的帮助，用吴荔明的话说是“无疑是雪中送炭”，“大舅妈和二舅梁思永，从此生活质量有了改观”。但梁思成一家，通过开头那封给陈岱孙的信来看，并没有彻底从艰困中摆脱出来。林徽因自三月底又病了，至梁思成写信时仍在病中。
用1944年8月5日林徽因自己给陈岱孙的信中的话说，“四月一个月我病得快死了(比第一年有过无不及)”。此处“第一年”是指刚到李庄病倒的那段时期。而就在林徽因写信的此时，他们又赶上了另一个忙乱。梁从诫要到重庆考并上中学，总得给儿子准备一套最起码的生活用品和衣物吧。虽然“这年头买不起布，所以便拆了这件变成另一件”，但“儿子上学爸爸送去这一下子是去了全部可动之财产”，“今后之穷酸情形正在侵入中”(林徽因信中语)。梁、林一家再次陷入难以为继的忧困之中。
其次让我们看出身处偏僻大西南且战时艰困中的那群大知识分子们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与互相支撑。
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傅斯年外，在这封信里，我们看到陈岱孙和金岳霖以及其他一些人也对梁家给予了莫大的关心支持。
《时代》创刊人亨利·鲁斯(Henry R.Luce)于1941年2月创立了美国联合援华会，旨在整合美国民间力量，统一美国各地援华募捐活动，统一提供援华经费，以更好支持中国抗战。该会于1942年在重庆设立驻华办事处。1943年6月，该会并入美国全国战时救济基金会。陈岱孙在清华本就有相当高的威信，年纪轻轻(当时也才44岁)即被人称为“岱老”，眼下正担任西南联大经济学系主任，再加单身，现又住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隔壁，于是就自觉承担起了美国援助昆明教育文化界有关物资和经费的分配任务。通过这封信看出，这次陈岱孙一下给梁家汇来了12000元。按照前面傅斯年向国民政府给他们争取的数额来比，陈岱孙这次给他们分配的应该属于相当大的份额。当然无论在清华还是在昆明，两家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梁从诫也喊他“陈爸”。如果去过福州，陈家就在福州郊区的螺渚，陈家与林家甚至还有亲戚关系，林觉民的夫人陈意映就是陈氏家族的。这里面也可能有重点关照，但从梁林的状况和在其文化学术界的影响，给他们重点关照无论于情于理也应属当然。
根据梅贻琦先生的西南联大日记，1942年12月16日，“晚常委会，决推荐金岳霖应美外部之邀赴美讲学”。但由于此时日军占领了缅甸和滇西南一带，交通非常困难，金岳霖很长时间没能成行。一直到1943年6月才和费孝通、张其昀等人一起经印度、非洲到美国讲学并治疗眼睛。这封信里的“老金”和“博士”都指的是金岳霖。而金岳霖一到美国很快给陈岱孙带回了三只手表，交待两只转给梁林一家，一只是他自己送的，一只是一位叫Nancy送的，让梁林转换成现金，以解经济上的困境。一得知这个消息，病中的林徽因很是兴奋。立即于1943年11月4日给陈岱孙写了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大谈手表的“制造”与“档次”及其相应的价格，针对家中钟表一修再修仍然瘫痪的现状和梁思成对手表的期待，提出如果是十七钻以上，在今冬粮食不太紧张的情况下，准备留用一只，另一只出售，而大谈钟表知识，也是想让陈岱孙代他们在昆明出售时能卖个好价钱。梁思成此信中所说两只手表以及出售问题正是这个由来。后来表带到宜宾，让懂表的人审验，居然是十九钻的，大大超过梁、林的预期。梁思成送儿子去重庆考学并等候争取中基会对营造学社支持时，就把此表带在身边，用8月5日信中林徽因的话说，“预备如果临时有在陈之忧出脱”，而出售的那只竟然卖了12000元，高兴得梁思成对帮助卖表的陈岱孙辛酸地说“在此年头表之‘不正当用途’确较‘正当用途’重要多矣”。到美国后，一方面要讲学，一方面要治疗眼睛，另一方面还在想着梁家的困难，金岳霖对梁家的精神也让人感动。当然梁思成此信中，对金岳霖也充满着关心，梁思成就在担心着金岳霖的回国，害怕因行李超限冬衣不能带回致使老金回来过冬艰难。好在金岳霖后来坐船行李可以比乘机多带很多而得以避免。
而我之所以特别看重梁思成这封信，还在于此信看出梁、林二先生在艰困中的另一种品质。他们的确需要别人帮助，但他们没有一味只顾自己，他们也在想着别人，当自己生活困难稍稍缓解，他们首先看到的、想到的是有可能比自己更困难的、更需要帮助的朋友。这封信里，梁、林二先生居然将陈岱孙分配给他们一家的12000元给退了回去。原因是梁先生信中所说的“这次意外的接济”。这个接济是什么呢？1943年11月4日，林徽因给陈岱孙的信中说是“教授补助金之医药补助过两次，近又有哈佛燕京之款”。前面已经说过，按傅斯年给他们向国民政府请求的钱来比照，12000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根据朱自清先生此时的日记，“上午归来，得妻信，谓每月最低生活费需2200元。”(1942年11月14日)除了朱自清，此时他一家都在成都。梁思成一家此时在乡镇李庄，想来应该低些，按此再算，12000元应该抵上半年的生活费。既然此钱已经寄来，而他们也的确困难，林徽因身体虽然前段时间稍微好些，所谓“好些”只不过是梁思成给陈岱孙另一封信中所说的，“近来不时起床走动走动，尚无不良影响”(1943年9月27日)，而写这封信此刻又一次病倒，而且比才到李庄时病倒更加凶险，因为她身体彻底垮了，已经经不起任何风浪，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大量金钱来寻求医治。难道不可以将之积蓄起来，以防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危局，或者寻求让自己家庭生活得到稍微好点的改善，或让林徽因得到更多更好的治疗——事实上一退回钱他们就发现日子再遇困境，因梁从诫上学而上不起了。但他们觉得在没有再次面临困境时，一下遇到“意外的接济”而不把那笔钱退回去帮助更需要的人是“过于阔绰及自私”(1944年8月5日林徽因致陈岱孙信)，于是立即将12000元寄回陈岱孙，让他们去解更困难朋友的燃眉之急。还是在9月27日信中梁思成曾说费正清给他们来信说到张奚若病了，“大概是斑疹伤寒”。随后他关切地问陈岱孙“不知到底是甚病？近况如何？甚念。”而此时他们就想到张奚若“一定窘之尤者”。这说明他们自己困但也一直在惦挂着张奚若的困，也一直在惦念着朋友们的困，也一直试图在自己能够的情况下帮助朋友们的困——这是一种至今也非常难得的可贵品质。
林徽因美丽与直率的性格，使她赢得了众多大家和文化人的喜爱；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的杰出研究与贡献，使他们赢得了至今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尊重；他们这种心中也装着别人的品质，无疑是他们在困难中能赢得更多人关怀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