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査阜西在南京陵园花圃弹琴。原照片题有“弹到梅花月满琴”一句。
抗战时期，云龙庵中的张充和。
张充和两首《八声甘州》词手迹。
《查阜西与张充和》书影。
张充和为査阜西手录的《长生殿·弹词》曲谱长卷。
张充和说：“我抗战经过的地方最喜欢昆明。天气人情风俗都好。”
1939年，在昆明东南呈贡县城一华里的龙街杨家大院，四十四岁的查阜西与二十六岁的张充和相识。张充和在著名的合肥四姐妹里年纪最小，查阜西在兄弟四人里排行老四，熟稔以后，两人便以“四姐”“四哥”相称。
那是一段在战火硝烟里依旧风流俊赏的岁月。艰困的环境中不辍艺事。同住杨家大院的郑颖孙、杨荫浏、曹安和、张充和，与住在附近，经常过来的查阜西，或结伴游山玩水，或搭台共演昆曲，或在山间树下弹奏萧、笛、琵琶和古琴。张充和向查阜西学琴，抱怨太难了，只学得入门一首《良宵引》。查阜西向张充和学昆曲，也是学得“马马虎虎”。而这段苦中作乐的日子，成为二人一生中难忘的回忆。
1948年，张充和与德国犹太裔学者傅汉思结婚，查阜西以宋琴“寒泉”相赠。这张琴在大洋彼岸张充和的家里珍藏多年，是她最宝爱的结婚礼物。而张充和也曾为查阜西手录《长生殿·弹词》昆曲谱长卷，并为他三赋《八声甘州》，字里行间充满对故人的惦念。
近日，学者严晓星撰著的《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立足于大量诗文、日记及口述、未刊手稿等资料，将张充和与查阜西的交游故事娓娓道来。正如著名书法学者白谦慎在序言中所说，严晓星秉承学者的严谨，悬鹄高远，“写的是两位文化人的故事，揭櫫的却是一段罕为人知的琴学历史。”
7月10日晚，南都读书俱乐部联合中华书局，邀请严晓星为读者带来“弹到梅花月满琴：查阜西与张充和交游往事”线上专题讲座。严晓星研究查阜西先生生平及琴学多年，在讲座中，他为读者讲述了一位拥有剑胆琴心的“多面”查阜西：既是曾经的热血青年，领导过海军学校学潮、追随过孙中山建设空军，又是中国民航的创始人之一，常年在欧亚航空公司秘书主任、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的岗位上韬光隐晦；既参与了中共隐蔽战线的工作，经历九死一生，又对中国古琴事业怀抱救亡图存、振蔽起废之心，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建国后古琴艺术的空前发展。
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人物与往事，如今回想历历在目，伴随泠泠琴声，让人喟叹、感佩。
访谈
张充和三赋《八声甘州》
南都：查阜西与张充和首次相遇相识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在杨家大院，“乐人词家，朝夕晤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在诸多友人里，查阜西为何与张充和格外投契？两人的友谊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严晓星：张充和的个性比较偏向男孩子，很爽朗，一点都不矫揉造作。我们看张充和那张像男孩子一样调皮可爱的照片，就知道她首先是一个有趣、可爱的人。查阜西是一个经历非常多的人，但是他不世故，有一种天真在性情里面。张充和曾经回忆，“他这个人很可爱，又昆乱不挡，什么都会，还会装苏州男人的小腔。”查阜西到她家里去做客，不仅主人高兴，连佣人看了也高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他是大家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吃包子的故事。查阜西号称要吃掉80个包子。结果佣人怕查阜西把肚子吃坏了，偷偷藏起了20个包子。查阜西那时候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他还做得出来这么孩子气的事情。你看他多么可爱。
查阜西和张充和他们好到什么程度？我可以举个例子。查阜西秘密地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因为张充和跟他太熟了，意外地发现了这么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人命关天。但是查阜西只是笑着叮嘱了一句，你不要告诉别人呀。可见他们彼此有多么地信任。
南都：移居美国以后，张充和先生曾为查阜西先生前后写了三首《八声甘州》，这三首《八声甘州》分别是在什么语境下创作的？它们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心情？
严晓星：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中国和海外的联系基本是断绝的。海外曾经误传过很多中国学者、作家的死讯。后来，这些学者、作家看到了他们的朋友或者在海峡对岸，或者在欧美其他国家写的纪念他们的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
查阜西也经历了这么一个故事。1970年，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去耶鲁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他经常去张充和家里。他当时听到消息说查阜西已经去世，便告诉了张充和。张充和非常难过，她让饶宗颐弹了查阜西送她的那张琴。弹完琴以后，张充和填了一首《八声甘州》来纪念査阜西。那首词可以说情真意切，回顾了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等到1974年，张充和在国内的亲戚朋友告诉她，查阜西没死。她非常高兴，又填了第二首《八声甘州》，这首词的情绪就比较明亮了，因为她知道故人还在。到了1976年年初，她和家里人联系，把她写的第一首《八声甘州》和第二首《八声甘州》抄在一张纸上，托周有光先生的太太张允和带给了查阜西。查阜西读到张充和为他写的两首《八声甘州》，这是1976年春天的事情，当时非常感动。
查阜西看到以后，他把两首词又抄了一遍。查阜西的诗写得非常好的，他非常想和一首词，但是始终没有完成。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给张充和回了一封信，张充和又给他来信，查阜西又回信。在给张充和写了第二封信以后一个星期，查阜西就中风住院了。当年8月份他就去世了。
张充和得知查阜西去世，又写了第三首《八声甘州》。张充和三赋《八声甘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我的另一本小书叫《近世古琴逸话》在做增订本，我准备把张充和三赋《八声甘州》这件小事也放进去。
张充和曾经把这三首《八声甘州》抄了好多份送给朋友。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版本。张充和是不断有修改的，我在书里比较了九个版本。在《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一书出版以后，我又得知还有第十个版本。这个版本目前在古琴家吴钊先生手里。吴钊和他的父亲吴鹤望(逸群)都跟查阜西学琴，《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的附册、张充和手录的昆曲谱《长生殿·弹词》，就是吴鹤望题签的。
他在中共隐蔽战线立下奇功
南都：1946年左右，查阜西在柳湜夫妇的劝说下，重回党的队伍，开始协助党做统战、策反及搜集、提供情报的地下工作。查阜西在隐蔽战线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惊心动魄的经历？
严晓星：2019年曾经上映过一部电影《决胜时刻》，是讲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的故事，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国共谈判。在电影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在谈判破裂以后想留在北平，但他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他的家属还在南京。怎么办？共产党方面，确切地说是周恩来，已经早就考虑到了个问题。他派人把张治中的家属非常秘密地从南京接到了北平。电影表现了一个场景，张将军正惶恐不安的时候，周恩来走进来，后面跟着的是张将军的妻儿。这件事情幕后的英雄就是查阜西。是查阜西安排人把张治中的家属接走，送到北平的。
还有一件事情。查阜西曾经在海军学校念书，所以他在国民党的海军里有很多故旧。临近解放，共产党想策动国民党的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希望查阜西去做林遵的工作，但查阜西拒绝了。他说，在海军里主要是靠同乡关系，林遵是福州人，建议派福州人去做林遵将军的工作。这样就算不成功，也不一定会把事情搞得太糟。后来地下党按照他这个思路，说服了林遵起义。可见查阜西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再有一个，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民国史的时候，都会提到两航起义。所谓“两航”，就是两个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为了让航空公司起义，周恩来直接接见了查阜西，派了一个很年轻的吕明跟他一起潜入香港，去做说服工作。但是航空业是技术要求很高，同时收入也非常丰厚的岗位，要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政治风险去起义，的确挺艰难的。这个说服工作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在说服期间，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了。但是查阜西默默地还在香港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到了最后，十一架飞机起飞，回到了北京和天津。还有一部分飞机留在了香港。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留在香港的那一批飞机，是属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还是迁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当时产生了法律纠纷。另外一个姓查的人，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在《大公报》上分两期刊出，这个姓查的人叫查良镛，就是后来的金庸。
说回查阜西，他的的确确为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经历让查阜西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没有利用这些功绩去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在两航起义之后不久，他就从民航局退休了，保留了一个顾问的头衔，全身心地投入到古琴工作中去。他在古琴方面取得的很多成就，跟他为党为国家立下的功劳是有很大关系的。他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来为古琴做事情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看得特别清楚。
传统琴学的总结者，现代琴学的奠基者
南都：新中国成立后，查阜西先生一直在为古琴事业奔走，怎么评价他在这个领域做出的贡献？
严晓星：音乐学者乔建中曾经对查阜西有一个精到的评价：传统琴学的总结者，现代琴学的奠基者。具体来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共的文艺方针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古琴是一种文人艺术。它无论是用作宣传，还是用于娱乐，其功能都是不如秧歌、琵琶、二胡等其他乐器或音乐形式的。而且，过去弹古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都是地主阶级、士大夫。在新的政治环境里，这是被批判的一个群体。换句话说，古琴能够为工农兵服务吗？这是要打问号的。
查阜西了解政治。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古琴归结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然后利用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去说服文化方面的掌权者。五六十年代音乐方面的领导吕骥，是延安出来的音乐家，在查阜西的影响下，他认可古琴是中国音乐艺术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了他的支持，查阜西就可以顺利展开工作。
必须要承认，在挽救古琴的过程里，古琴不可避免地会有政治化的现象。你可能需要用古琴来做一些不大适合古琴艺术本身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大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么一种形式，古琴艺术生存了下来，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琴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点，即使西方的很多文化学者也是承认的。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是古琴爱好者，也是查阜西的好朋友。高罗佩说，古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一个是查阜西把一批古琴家给抢救回来了。解放后这些人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并不是很好，他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给他们安排工作，把他们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没来得及抢救和保护的，留下了永久的遗憾。1956年，查阜西领导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很多古琴家演奏的录音通过这次普查保留了下来。他还搜集古琴资料，主持整理和出版古琴曲谱汇编《琴曲集成》，这也是规模空前、无比重要的一件事。在当时，古琴的学术研究、资料整理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如果没有查阜西，国家不一定会那么重视古琴。而如果错过了这么一个时机，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等到1976年以后，绝大部分古琴家都去世了，剩下的一部分古琴家已经不怎么弹琴了，古琴资料也散佚很多了。这么一来，古琴艺术就断代了。所以，好在有查阜西。
他们都是非常高贵、永远打不倒的人
南都：请谈谈您写作《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一书的经过，采访了谁，查阅了哪些资料等等。
严晓星：十年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初稿，只有一万多字。当时就已经通过本书的作序者、书法学者白谦慎先生，采访了张充和先生本人。我也采访了查阜西先生的儿子查克承先生。文章写完了以后，先是在《万象》杂志发表，后来收进了我自己的一个集子《条畅小集》。收到这个集子里的时候，我已经作了一些增补和修改。《条畅小集》里的版本曾经拿给很多人看过，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书里写到的音乐家郑颖孙的女儿郑慧。我采访郑慧时，她在上海，已经九十多岁了，后半生一直在电影界。我把文章给她看，她指出了我在辨认照片人物的一些错误。其中一个人，她告诉我那是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我认错了。她也回忆了一些细节——在我的书里有很多细节，没有一个是编造、臆想的。
另外，因为查阜西先生的文集准备在中华书局出版，我也参与了很小一部分的工作。所以查阜西的很多情况我还是比别人要了解一些。与此同时，我还在准备撰写查阜西先生的传记和年谱长编。甚至，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写一个反映查阜西先生生平的影视剧剧本。查阜西的一生太精彩了。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查阜西的儿子查克承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十五岁就会开汽车，身上带着一把手枪。因为我父亲担心他给党做地下工作暴露了，会连累到家人。”查阜西做事非常细心稳妥。他在苏州的家附近一个胡同里，停了一辆车，经年停在那里。他训练自己十五岁的儿子，万一有紧急情况，就带上手枪开车带全家人转移。这个细节只有其家人知道。包括张充和发现了查阜西是中共的秘密，这是张充和告诉白谦慎，白谦慎告诉我的。
至于参考的文献资料，我在书里都有记载。出版物大家都能看到，比较难得一见的是一些抄本和稿本。我这里面还提到了一本庄剑丞抄的《琴人书札》。庄剑丞是查阜西最得意的弟子，1953年就去世了。他手抄的《琴人书札》里就有查阜西写给他的信。很多年以前，《琴人书扎》出现在一个拍卖网站上，卖家贴出了几张照片，我下载了这些照片，这封信正好是查阜西写信告诉庄剑丞他和张充和的一些故事，还有他们唱和的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这张照片我保存了很多年。没想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上了。这是我在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给我的一点点惊喜。
南都：这段乐人词家交游往事，对您个人有什么触动？
严晓星：在书结束的时候，我特地放了一张查阜西晚年的照片。这张照片大概是1975年拍的。他脸上的那种安详、温柔是真实的，是装不了的。它给你一种错觉，好像这个老人一辈子没有经受任何挫折，一辈子都非常顺。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但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就是因为他有他真心喜欢的东西，所有的逆境，所有的挫折他都可以不在乎。
与此对应的是张充和。查阜西比张充和大一辈，但在历史里面他们可以算同代人。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是大多很难把握自己的航向，自己的命运随着历史潮流翻滚。但张充和的一生例外，她所遇到的师友都非常欣赏她，呵护她，最后她还去了海外，奇迹般地躲开了种种浩劫。上天特别眷顾她，她好像这一辈子都没有受过什么苦难。张充和非常幸运，查阜西是经历了种种波折，仍然初心不改。他们这种人都是非常高贵的，永远打不倒的。这是对我最大的触动。
答读者问
查阜西的人生经历投射在了琴曲当中
查阜西先生本人的演奏水平怎样？他和别的古琴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琴坛，有一个说法叫“浦东三杰”，其中一位是彭祉卿，他1944年就去世了。据大家说，彭祉卿是“浦东三杰”里弹奏水平最高的。他非常有名的一个曲子是《忆故人》，我们现在弹的《忆故人》基本上是他传下来的谱子。他弹的《渔歌》最有名，所以江湖人称“彭渔歌”。另一位是张子谦，因为擅弹《龙翔操》，人称“张龙翔”。查阜西最有名的曲子是《潇湘水云》，人称“查潇湘”。《潇湘水云》最早的版本可能是比较闲情逸致的，仅仅描写山水之美。经过查阜西的打谱，在这首曲子里注入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这其实是查阜西本人的人生经历的投射。也就是说，他是有一定的历史高度的。他与其他古琴家仅仅从音乐上来处理古琴，可能是有一定差别的。
回顾20世纪中国古琴最伟大的古琴家，我们通常会说三大师：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这里面吴景略先生是个天才，我有一篇文章考证他学琴是非常晚的，但他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了第一流的古琴高手，就更了不起了。
我们现在回头看，觉得查阜西、管平湖、吴景略都是一代人，从年代上来讲当然没错。但事实上，比如吴景略，他比查阜西小十二岁，出道也晚，他对待查阜西其实是一种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的心态，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就是这种关系，他们其实是很好的朋友。
管平湖的风格非常高古，他给人的感觉好像古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吴景略让江南的旖旎多姿在古琴里得到了体现，音乐性更强。查阜西的人生体验、历史高度是其他几位古琴家不能比的，放眼20世纪所有的古琴家，没有一个有他那么丰富的经历，那么深刻的对历史、对人生的反思。他晚年经常弹唱一首琴歌叫《慨古吟》，内容就是感慨人生的浮沉、朝代的兴亡。我想查阜西先生在弹唱这首曲子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很多很多的往事。这种境界用一种如今我们已经失落的儒雅风格体现出来，大概就是张充和说的“处理得正好”、“真了不起”。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