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枝》，邵丽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46.00元。
□ 赵瑜
《金枝》的封面上有一句英文，born in the purple，译成汉语，便是出身望族。是的，这是这部书的一个创作的背景。作家邵丽这些年来以现实主义入小说，而这一次，她将笔墨直接指向了她的父亲、母亲以及让她受过伤害的原生家庭。
开篇，邵丽近乎以一个零度叙事的态度描述“父亲的葬礼”。那个在离休以后有些怕“她”的父亲，那个与“她”交流都要通过妹妹来完成的父亲，现在用死校正了女儿周语同的偏见。
在小说的开篇，邵丽以第一人称写她与父亲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永远就是那样，不会有什么煽情的告别。我不会抚摸他，或者拉住他的手。他亦是会躲避我，根本不会给我这样做的机会，我们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习惯了漠视对方。”
“父亲的葬礼”上有一个乡下的女人一直跟着周语同，走到哪里都跟着她。这个女人是周语同的父亲的另一个女儿周栓妮。父亲的故事就是从这个女儿讲起的。
《金枝》的开篇有些像白鹿原这样的家族小说，冷静且又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父亲在十五岁的时候逃离家庭，找到他的爷爷参加了革命。然而那一年，父亲周启明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娶了一个乡下的女人，并和她生活了十几天。这是周栓妮的由来。
参加革命的周启明后来遇到了周语同的母亲，生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这是周语同的原生家庭。然而，这也是周语同丰富而痛苦的记忆的开端。
周语同对父亲的愤恨是从“那个女人”开始的，是父亲的另一个女儿，从乡下进城。在她的生活空间里侵占着她。而父亲竟然并不干预，甚至还对“那个女人”不错。然而，让周语同和父亲的感情彻底疏远的一件事，竟然是因为一种社会氛围。是幼小而不懂事的周语同，有一次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将报纸上江青的照片画上了一副眼镜。于是，父亲不得不将这张报纸上交给单位，并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回到家里以后，父亲将周语同暴打了一顿。作家邵丽是这样用文字恢复她的记忆的：“我的幸福的童年戛然而止。”
父亲的抛弃让女儿从此陷入一种不安全的孤独里，而母亲从来又粗枝大叶，生活将母亲逼到了日常琐碎的生活里，母亲没有时间和心情观察到女儿的内心生活。所以，在邵丽记事以后，她所记下来的细节，都是和孤独有关的。比如，父亲对妹妹的宠爱，从来都是以打击她为前提。
周语同的故事，在中国的家庭语境里，并非孤例，事实上，因为时代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家长并不合格，他们粗暴地用自己的方式对待儿女，他们认为，只要是对孩子好的，那么，孩子即使不理解，也要强迫他们接受。《金枝》中，父亲对女儿要去当兵的理想的干预，便是最为典型的示例。不让女儿去当兵，目的是为了她好。然而，结果却造成了女儿极大的仇恨。
《金枝》的读者如果读过邵丽的一些散文，会发现，这是一部几乎可以还原的小说，而邵丽近乎大胆地照搬了她的家庭或生活史。而这些细节并不是她要书写的目的。她想借着周语同向自己发问。叙述者在《金枝》中依然是文艺圈中的人，虽然变成了一个画家，可是作为在省文联任职多年的她，身边画家的日常并不稀缺。她痛恨父亲对她的控制，对她的漠视。然而，多年以后，等她成了母亲，她却又一次跌入了生活的同一个陷阱里。她不但喜欢控制孩子，也喜欢控制她的父母亲。
生活充满了悖论，她一心想要逃避的家庭，一心想要对抗的父亲，最后却又成为塑造她的一种动力。在日常生活里，父亲有些怕她，而母亲也是，母亲长时间地住在深圳她的妹妹家里。然而，因为周语同也想像妹妹一样孝顺母亲，所以，强迫母亲到郑州她的家里住上一阵子，然而，她却不停地出差，只是让母亲和保姆住在一起。母亲喜欢穿布衣，她却给母亲买了一堆高档的品牌衣服。她试图改变母亲的乡村女性的思维，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离开她家，像逃命一样回到了她妹妹的家里。
《金枝》最有力量的部分恰好不是作者的成功，而是成功以后邵丽对生活的很多无奈开始接受。接受生活中她自己根本不能安排和左右的部分，承认自己有些地方的错误，甚至主动与父母亲和解，与父亲的另一个女儿和解，与生活里一切让她觉得不舒适的内容和解。
这样一种扩大自己的过程，耗尽了作者的半生。她要强的外表下面，被生活的刺折磨得敏感而又脆弱。借着父亲的死，邵丽梳理了自己的家族，父母亲，兄妹，以及孩子。邵丽写出了个人的历史，也完成了对中国近四十年历史的个体梳理。
小说的最后一节，邵丽将生活中的矛盾用统一的视角进行了梳理，父亲的两个妻子，就像一个人的两面。而在小说中化名为周语同的邵丽，将自己多年来一直追求的强大和胜利解构了，放下了，甚至抛弃了。
《金枝》的开篇与结尾相互呼应着，将一个历经世事的女性对生命的思考完整呈现，是一部少见的反思中国原生家庭的佳构。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能在“周语同”的身上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所有指向自己的审视，必然会观照更多的人，在这一点上，《金枝》是宽阔的，慈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