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罢工历史资料图片。
参加省港大罢工工人的证件。
广州滨江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
相关视频扫码观看
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正处于一个风云激荡的时期，本地风气开通，新事物易于输入，新思潮易于传播，革命精英人才纷纷汇聚于南粤，而工人阶级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于岭南大地上展现出了巨大能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与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此时在广东地区交织展开，相辅相成，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激昂的篇章。
三次罢工风起南粤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广东地区就已经拥有各种工会组织超过50多个，从1921年至1927年，工人运动在广东得到了蓬勃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广州沙面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这三次罢工运动。
香港海员大罢工：穗港联动，同仇敌忾
1922年初，香港海员因不堪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及种族歧视，两次通过由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等合理要求，均遭到拒绝。1月12日海员工会第三次提出并限时24小时要求答复，否则将进行罢工，结果资方依然置之不理，于是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就此开始。
这次罢工持续了56天，开始期间短短一周内就有数千名工人从香港返回广州，得到了广州当地各工会的积极支援和协助，随后香港其他工会也纷纷加入响应，到1月底运输工人也开始同情罢工，一时间使得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广东设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对香港海员罢工运动极为关注，在广州组织成立了香港罢工后援会，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为返穗工人提供后盾支持。同时2月9日，中共广东支部发出《敬告罢工海员》传单，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号召海员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坚持到底。
而到了3月4日，当时海员罢工运动已经发展成为香港同盟总罢工，有超过10万名工人参与抗争。当日数千名工人步行取到九龙沙田返回广州时，遭到英军警开枪射杀，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酿成了著名的“沙田惨案”，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国各地工人和社会各界的抗争决心。最终在工人阶级坚持不懈的斗争下，港英当局和资本家于3月8日接受了海员们提出的条件，同时也送还被拆除的工会招牌、释放被捕工人以及抚恤“沙田惨案”中的遇难工人家庭。
“这次罢工是一次胜利的罢工，因为它最终实现了工人们的诉求。”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学教授曾庆榴指出，“它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同时也是中共成立以来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
如今在越秀山小蟠龙岗镇海楼东侧的“海员亭”，就是为了纪念香港海员大罢工而建成的纪念亭，它筹建于1930年，1932年竣工。
沙面洋务工人罢工：彰显民族正气
大革命时期广东工人运动第二次代表性运动发生在1924年夏天，当时广州沙面租界帝国主义当局以法国驻越南总督遇刺为借口，宣布实行所谓的《新警律》，规定从8月1日起，华人出入沙面必须携带贴有雇主相片的护照，而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则可自由出入。这一带有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侮辱华人性质的规定遭到了国内社会各界强烈抗议，7月13日，广州工人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各界联合反对沙面苛例大会，7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通过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领导沙面工人宣布罢工，当天即有3000多洋务工人加入罢工，著名的沙面洋务工人罢工拉开序幕。
这次罢工运动也坚持斗争了一个多月，罢工群体不仅有沙面洋务工人，广州市各进步工会工人们都以罢工的形式表示支持，包括沙面华警亦加入进来举行罢岗来支持工人。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工会也纷纷向罢工工人表示支持与慰问。
最终在党的领导和工人的坚持斗争下，英法当局被迫答应了罢工工人的要求，于8月17日签订协议，废除了《新警律》，修改旧通行证，华人外人一律平等并补发私家雇役薪水等。协议的签订也宣布这场反对英法租界当局不平等规定的大罢工落幕，工人运动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此前沙面工人们很少过问政治，阶级意识也比较模糊，对于团结的力量也没有太多认识，更多是小团体活动。而此次罢工运动进一步唤醒了洋务工人们的民族意识，有力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沙面工人罢工是一次胜利的罢工，同时也是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曾庆榴教授指出，“它还是‘二七惨案’以来，国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后重新复苏的标志，也是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
省港大罢工：血与火之歌
在广东工运史上，可被称为最高潮的莫过于发生于1925年初夏的省港大罢工，这一罢工历时16个月之久，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为南粤大地留下了不可忘却的红色印记。
省港大罢工被视为五卅运动的延续，因为它发生的起因是省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反帝运动而发起的。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领袖顾正红而举行示威游行，结果被租界的英籍巡捕开枪射杀，造成13人死，数十人重伤，是为五卅惨案，事件引起了全中国出现反抗外国在华势力的五卅运动。
当时两位中共工人领袖邓中夏、苏兆征以全国总工会名义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于6月19日起有指挥地组织工人罢工，三日时间内香港地区就有电车、印刷、船务等行业2万多名工人离开岗位，返回广州；随后各学校学生也开始罢课，在广州沙面租界务工的华工也于21日响应罢工，一时间省港地区有多达十万人参与了罢工运动。
为了团结思想，表达反帝决心，6月23日当天广州、香港罢工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军人及其他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东较场集会，会后各界群众5万多人按照工、农、学、商、军的顺序排列，举行了游行示威，从东较场一路往沙面方向沿途散发传单，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然而就在游行队伍有组织有纪律地经过广州西提沙基路附近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游行队伍毫无防备，只能四散躲避，最终当场死亡50多人，170多人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这也就是广州史上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如今在荔湾区沿江西路人民桥东侧的江畔小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花岗岩石碑，碑上正面镌刻着“毋忘此日”四个大字，就是为纪念沙基惨案而立的纪念碑。而广州的六二三路也是1926年为纪念遇难同胞，铭记历史和教育后代，将原来的沙基路改筑马路后改名而来。
“沙基惨案”发生后，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到6月底，省港大罢工人数达25万之多。而为了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了省港大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罢工委员会委员13名，苏兆征为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等人为顾问，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和罢工工人纠察队。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罢工党团，作为罢工运动的领导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罢工工人团结一致，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作出重要的贡献，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柱。
“省港大罢工的结束虽然不像前两次大罢工那样有明显的标志性事件，但它坚持了16个月之久，罢工参与者人数之多和影响力之大，在世界上都实属罕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给予了帝国主义沉重打击。”曾庆榴教授说，“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次罢工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体现了很高水平的组织能力，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等一批中共工运领袖都在省港大罢工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为后来的革命运动积蓄了力量。”
坐落在越秀南路东园横路一号的省港大罢工纪念馆就是当年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所在，如今正与东园文化广场一并进行改造升级。越秀南路89号有一栋鹅黄色的西式两层洋房，其拱形大门别具一格，这里曾经被叫做“惠州会馆”，而更为人知的是它的特殊身份——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改造后的东园文化广场将形成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为核心，通过建筑室外景观优化，重现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的壮阔历史。
三次劳动大会大放光明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创时代先河
●时间：1922年5月1日至6日 ●地点：广州 ●代表人数：173人
珠江南岸，广州解放大桥西侧，坐落着一栋4层白色洋楼，楼顶上有一颗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装饰，一楼门匾上书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这里就是99年前曾见证过国内工人运动史走进新篇章的地方。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于1922年5月1日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当时还名为广东机器总礼堂的场所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劳动大会。
“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全国这么多的工人代表齐聚一地，开创了先河。”曾庆榴教授指出。当时到会的代表人数有173人，代表了全国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包括邓中夏、谭平山、林伟民等工运领袖全部到场。代表们经过数日热烈讨论，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10项决议案，并发表了《第一次劳动大会宣言》。
劳一大是中国劳动者第一次在广州实现了团结和联合，开创了全国工人联合起来的新时代，并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运的高潮。同时它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诞生中华全国总工会
●时间：1925年5月1日至7日 ●地点：广州 ●代表人数：281人
1925年初，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中国革命需要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为此，在成立了职工委员会后，委员会决定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更是多达281人，代表了全国166个工会和54万多名会员，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有30多个，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里写道：“工人阶级每个经济的争斗，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争斗。”这也就赋予了工人运动更多使命与意义。此外，大会召开期间还与广东全省农民协会联合起来，举行了10万人规模的“五一”节群众大会，广州城内红旗飘舞，口号震天，显示出工运复兴的声势与工农联合的威力。
本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包括由林伟民、苏兆征、邓培、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李森、项英、刘尔崧、何耀全等25名委员。在第一次执委会上，推选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等人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总部设在广州。它的诞生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会实现了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正处于闭馆提升中，旧址外观已经全面翻新，预计会于今年5月完成整体改造工作，届时将首次公开展出大量此前未曾展出过的文物，其中复原陈列厅还会再现当年总工会中的重要人物、部门在广州办公时的场景，令公众十分期待。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坚定初心继往开来
●时间：1926年5月1日至12日 ●地点：广州 ●代表人数：502人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后不久，国内便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东地区也因此开始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使得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慌，遭到了他们的疯狂镇压。同时革命阵营内部，以蒋介石、戴季陶为头目的国民党新右派不断向共产党实行压迫与限制，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暗潮涌动，矛盾与冲突日趋激化，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成为迫切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现时时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为贯彻会议精神，推动尽早实现北伐，中共中央决定1926年5月1日于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劳三大出席代表共502人，代表了699个工人团体、124.1万多名会员。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大会还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等多个报告和决议案，并一致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任委员长，项英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
这次大会的主要成果是总结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和“五卅”运动以来，全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成绩和基本经验，确定了巩固发展各地工会组织、准备迎接北伐战争的各项方针和政策，誓师援助北伐革命。这次大会也把中国工人运动推向一个辉煌壮观的发展时期，此后工人组织和工会会员迅猛扩大。
专访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省委党校历史系、党史系教授曾庆榴：
工人运动为广州奠定大革命运动中心的基础
南都：您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早期的几次大规模工人运动都是发生在广东地区？
曾庆榴：的确，近代广东风气开通，新事物易于输入，新思潮易于传播，可以说精英辈出。广东不仅在一系列进步事物中走在前列，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也属于先行一步。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省港工人阶级诞生和工人运动开展的基础上，在五四运动的影响、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帮助下，广州就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然后在中共的领导下，利用广东地区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有利的地缘条件，工人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特别是从1922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三次大规模工人罢工运动，以及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使得南粤地区一度成为国内工人运动的中心。
南都：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广东的三次工人运动，即香港海员罢工、沙面工人罢工和省港大罢工，这三者之间有怎样共同之处？
曾庆榴：在归纳以上三次以广州为主阵地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时，我认为它们有如下相似特点：
一是中共早期著名工运领袖亲自策划、组织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具有较高的政策策略水平。前两次工人运动，香港海员罢工和沙面工人罢工，都是有组织有策略地取得了胜利，而省港大罢工期间更是体现了工运领袖邓中夏、苏兆征等高超的组织才干；
二是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性质。这三次工人运动不仅仅是工人们纯粹为争取经济利益和个人福利而发动的，它们反抗的更多是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不平等对待，这也就从思想境界上比之前的工人运动上了一个台阶；
三是体现了工人阶级高昂的斗志和省港一体、省港二地民众紧密团结的特色。
南都：历史上前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在广州召开，这又有怎样的意义？
曾庆榴：我们知道1922年5月、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且成立了工人阶级战斗的司令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到1949年，总共开过6次全国劳动大会，前三次都是在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性的大型会议，连续在一个城市召开，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并不多见，因此也说明广州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三次劳动大会的召开也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从而奠定了广州作为大革命运动中心的基础。
南都：党组织在这段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壮大？
曾庆榴：在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中，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统一广东之役和北伐战争中，广东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起着政治领导和先锋模范的作用，为将大革命运动从广东推向全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是在此期间，广东地区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1922年6月，32人成立了中共广东区委，到1925年10月党员人数达到928人；1926年4月3700人；5月4200人；9月5039人；1927年2月8000人；4月9027人。当时全国党员不足6万人，广东也成为当时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党组织，这与这段时期工人运动在广东地区的广泛开展，党员们在其中发挥的政治领导和先锋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红色人物
邓中夏与苏兆征
提起中国近代工运史，特别是威震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邓中夏与苏兆征这两位中共历史上的工运领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对搭档亲密无间、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的配合也成为一段革命佳话。
邓中夏出生于1894年湖南省宜章县，少年时期就是著名才子，23岁时随父入京考入了北京大学国文门(文学系)，成为李大钊的学生，并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期的成员之一。他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非常注重学以致用，一方面对于指导和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巨大，另一方面也亲身参与到革命实践中。谈到邓中夏的革命风采，曾庆榴教授说真可用“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来形容。
而苏兆征与邓中夏的早年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他出身于广东香山县的一户贫农之家，迫于生计18岁时便离乡前往香港在外国轮船上当海员，艰苦的工作让他亲身体会到底层劳动工人辛劳的同时，也在航运中有机会接触更多新事物，开拓眼界。其凭借着航海生涯中被国际工运的风潮激发出来的热情、胆识以及在屡次罢工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逐渐成为了省港两地著名的工人领袖。
这两人一位是革命知识分子，一位是接地气的工人代表，尽管经历和气质截然不同，却因为南粤大地上的工人运动发生了紧密联系，并产生了相辅相成的结果。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成功地将数万工人团结了起来，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又通过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罢工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报关拍卖局、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等。苏兆征则凭借着同香港、广州两地工人土生土长的联系，成功地将这套组织严密、机制健全、赋予能效的制度推行开来，把数万工人安顿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使得省港大罢工工人能以坚不可摧的姿态、屹立于反帝斗争的前列。
在评价邓、苏二人于省港大罢工期间的工作贡献时，曾庆榴教授指出，“邓中夏苏兆征等人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先进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应用于工人的自治，使工人阶级在管理自己的同时，进行了‘掌握政权的演习’。这里面的深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汪雅云
视频记者：南都记者 汪雅云 实习生 叶瀚
学术顾问：卢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