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日记(1939-1977)》，刘节著，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版，98.00元。
□ 贺越明
葛剑雄先生的大作《谭其骧1970年代外事活动日记解读》（载上海《世纪》双月刊2020年第6期），详尽地整理了这位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在1970年代涉及接待、出访及通信等外事活动的文字记载。虽是日记体裁，简单扼要，但读来如临其境，颇有兴味。惟读至1972年“5月13日”一条，不免引发笔者的疑惑及思索。
该日所记为：“八点半到物理楼，九点意大利外宾到。乃东方出版社马利亚，女，五十余岁，及其助手菲利普，三十余岁。曾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三年。接待者刘节、徐玉麟、刘大杰、樊树志及国际政治系教师、外文系教师、外文系女学员二人。参观电子工厂及外文系法语班，上课后座谈。饭后继续，至三点半结束。主要问招生办法、教学计划、理论联系实际等。余谈史学界解放后斗争，及唐代文化繁荣昌盛由于北朝末及隋朝末农民起义促使领主经济、贵族政治衰退，代之以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反映到文化之结果及中外交流之结果。”文末有关于这则日记的注释，对日记主人向外宾所述的史观解释“这是当时通行的观点”，而于所列的参与接待者则无说明。
参与接待者中，名列首位的是刘节。从记述的学术交流内容看，当指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古史专家刘节先生。他曾表现出一位知识分子正直重道的铮铮风骨。可以说，参加外事活动是名誉和地位恢复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待遇。倘使刘节先生去上海参与接待外宾，那便说明其境遇至少从那时起已有改善。
然而，据《刘节日记(1939-1977)》1972年5月“十三日 星期六 天晴”条下所记：“晒书。晚颂曾、穗孙均回家。”（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749页）。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尽显这位学者居家闲置、乏善可陈的寂寥之状。更重要的是，这证实当天他人在广州，绝无可能分身到上海参加外事活动。
莫非谭其骧先生在日记里误记？这种可能性近乎不存在。二位学者同在史学领域，昔年两度同事：1932年，谭其骧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刘节时任该馆编纂委员兼金石部主任；1936年，谭其骧在燕京大学任讲师，刘节则为同校副教授。他们相交相知，份属好友，互以对方的字“子植”、“季龙”尊称，自然不会错认误记。
1972年刘节不可能到沪参加外事活动，还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佐证：1977年3月20日，谭其骧出差到广州，次日用下榻的广东迎宾馆便笺写信给“子植尊兄”，表示希望与老友晤面。该函开首便说：“不见已二十年，渴念何似！”继而说：“昨因事来穗，寓迎宾馆三号楼三二一室。亟欲趋晤一谈，但不知尊寓地址，何时趋访比较合适？如何坐车？至希函知或用电话通知，拨32950，再叫321室。即颂近祺。”从1977年回溯，“不见已二十年”，他们必定不曾在其间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有过相见之缘。23日，刘节的日记有载：“接显曾信、谭季龙信。即复之。”27日下午，谭其骧来到中山大学西南区74号一楼刘节家里。当天刘节日记有载：“下午谭季龙来访谈。”（洪光华：《新发现的一通谭其骧致刘节函》，载2017年5月11日广州《南方都市报》）
其实，对于谭、刘时隔二十年的这次晤面，葛剑雄先生所撰先师谭其骧传记亦有描述：“1977年3月27日，谭其骧去中山大学看望已身患绝症的刘节，当时他因喉癌影响已不能说话，只能以笔交流。他们从下午三时‘谈’至四时三刻，这是他们劫后第一次的会见，也是他们间的最后一次会面。”（《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确实，会面后不久，刘节于当年7月21日病逝。传记将此次确定为“他们劫后第一次的会见”，是因为在发现上述那通谭其骧致刘节函之前已完成并出版，尚不知有一通与此有关的谭其骧手札存世，且言明与刘节“不见已二十年”。即便如此，“劫后第一次”与谭其骧日记里出现刘节之名的1972年5月13日，同样在时间上有明显的抵牾之处。
那么，是否有另一位姓名相同者呢？笔者就此向高龄的朱永嘉先生求教。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人，他回想后肯定地说，上海文史学术界以及复旦大学，包括当时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都没有名叫刘节的人。而且，刘节是治古代史的著名学者，倘若当年到上海，他定会知道并有印象。
谭其骧是历史地理学泰斗，日记颇有文史价值，应作系统整理后完整付梓。葛剑雄先生的大作引言部分说明：“本文据日记原件抄录，删去与主题无关的内容。”但是，“据日记原件抄录”却出现刘节之名，似有违史实。这一奇特之谜，又该如何揭而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