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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马克思主义在广东早期传播的历史印迹(下篇)

杨匏安:广州杨家祠走出的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1年04月04日        版次:GA08    作者:朱蓉婷

杨匏安

陈独秀

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的杨家祠已开辟为杨匏安旧居陈列馆。

1919年连载杨匏安《马克斯主义》的《广东中华新报》。

“建党百年·广东史记”系列第二期,南都记者来到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上的杨家祠,寻觅“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杨匏安的身影。

1919年11月11日—12月4日,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马克斯主义》(马克斯即马克思,下同)一文,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杨匏安公开指出“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经典著作。由此,杨匏安被公认为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

让我们一起走近杨家祠,寻访杨匏安的革命足迹……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的杨家祠,现为杨匏安旧居陈列馆。1918年初,杨匏安在杨家祠后座东厢阁楼的油灯下,撰写了大量文章宣扬马克思主义。1918年至1927年,杨匏安在广州工作、战斗的十年间,杨家祠是其主要居住地,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场所。

周恩来评价杨匏安“一丝不苟”

这是一座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旧式祠堂建筑,坐北朝南,前座面阔13米,进深约十米,前后座都有带阁楼的次间。现仅余前座,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前后座东西均有厢房,厢房有小阁楼,各自有精巧的楼梯上下。草坪的东面,还有一个圆拱门,内有水井、石榴树、厕所等。家祠东侧为厨房、并有小门通新丰街。”这是杨匏安长子杨文达对杨家祠的回忆。

据资料记载,杨家祠又名“泗儒书室”,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是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珠海市)杨氏家族在广州设立的宗祠,也是杨氏子弟到广州科考时的寓所。

杨匏安是广东香山人,香山也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896年11月6日,杨匏安诞生在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1911年,杨匏安考入广东高等学堂附中(后改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为广东广雅中学)就读。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杨匏安接触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思想。

步入杨匏安旧居陈列馆,青年杨匏安半身塑像矗立在入口处,墙上一段段文字再现了这位共产主义战士不平凡的一生:

“他积极参与中国党团组织建设,开展革命教育,投身工人运动。国共合作时期,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等职,巩固和推动了统一战线。作为中共党内最早的监察干部之一,他为党内监察事业做出贡献。白色恐怖时期,他面对屠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慷慨就义。他一生勤勤恳恳,‘为官清廉’,对真理正义矢志追求,对革命事业忘我牺牲,直面困厄而奋斗不息。高风亮节,垂范后人。”周恩来曾对杨匏安革命的一生作出过高度评价:“杨匏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纵观杨匏安烈士的一生,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年轻的杨匏安又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林益介绍说,十月革命前后,一批在日本留学中国的广东青年如杨匏安、彭湃等,通过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接触,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将这些思想介绍回国内。这也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主要途径之一。

1915年,杨匏安与族叔杨章甫东渡日本横滨求学,在日本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眼界大开的同时,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16年,杨匏安归国。1918年,他举家迁至广州,入住杨家祠,到时敏中学担任教务长,在南武中学、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后改为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授课,同时受邀在《广东中华新报》担任专栏作者。杨匏安迁至广州后,以教师和报刊作家的身份,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发表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文章,开启民智。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四大贡献

从1919年7月至12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斯主义》(马克斯即马克思)、《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40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林雄辉教授对南都记者指出,尤其是杨匏安连续23天发表的《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高度评价,当时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与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陈独秀齐名,是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林雄辉教授认为,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准确定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杨匏安在他的文章中颂扬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

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阐释历史发展和社会革命产生的根源。杨匏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唯物论和唯心论是根本对立的;唯物史观“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杨匏安明确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即“关于人类文化经验之说明”和“社会组织进化论”。杨匏安高度评价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认为,自该学说诞生之后,“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因为它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方法。

三是系统介绍马克思是如何揭示阶级和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杨匏安在《马克斯主义》一文中指出,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之阶级”,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是“土地共有制度既坏之后,经济的构造,皆建在阶级对立之上。”杨匏安重点强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发展趋势理论以及阶级划分、阶级斗争的经济本质思想,深刻阐明“从来一切社会的形式都建筑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

四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情怀。杨匏安向人们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宗旨,“不仅指斥资本家之贪婪,而在于揭破资本主义之不公”。杨匏安还向人们介绍,马克思是如何揭开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解释马克思关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概念。杨匏安进一步向人们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资本家利用机械化大生产的方式奴役广大劳工的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信奉者到加入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杨匏安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1931年7月25日,杨匏安在上海的家中被捕,他坚贞不屈,于8月14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5岁的杨匏安在临刑前写下不朽诗篇《示难友》,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个英雄慨然赴死的瞬间:“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2019年1月7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启动杨家祠住户搬迁安置、历史建筑修缮、周边环境微改造及陈列布展等工作,同年4月30日杨家祠挂牌为杨匏安旧居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至此,百年祠堂焕发新活力。

  杨家祠的“红色火种”

杨匏安在广州居住的杨家祠是广州党组织早期活动的重要地方。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杨家祠内办起了“注音字母训练班”,培养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干部,杨匏安、同族的杨章甫、谭平山以及谭植棠均任教过。他们教的是注音字母,而注音的内容恰恰是进步的文章、书刊,他们还教唱《国际歌》,利用讲课、唱歌来进行革命宣传,而“注音字母训练班”就形成了掩护共产党组织活动的一面招牌。随后,来杨家祠活动的革命同志逐年增多。早期有谭平山、谭植棠、阮啸仙、刘尔崧、梁复然、王寒烬、徐成章、沈春雨(厚培)、沈厚堃等党团员,林伯渠、包惠僧以及在广州的俄共人员都来过杨家祠开会。国共合作实现后,周恩来、陈延年、邓颖超、李富春、蔡畅、苏兆征以及工、农各部的同志,经常在杨家祠开会研究工作。杨家祠是杨匏安和杨章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活动的重要场所。

  应重视广东早期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林雄辉(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历程,是一段曲折、特殊而又具有史诗般意义的历史。说它曲折,是因为它的创建有别于其他地区早期共产党,是经过激烈论战、经过改组而另建的;说它特殊,是因为处于中国革命开端的特殊时期,是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这位特殊人物的指导和主持下而开展的;说它具有史诗般的意义,是因为它的成长过程和非凡业绩,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突出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应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北京处于重要的中心地位。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从陈独秀第一次到广州之后,以及在经历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后,广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地位亦显突出。

当时广州宣传马克思主义有两大主阵地。一是《新青年》南迁广州,二是《广东群报》在广州。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来广州,《新青年》随之迁至广州,营业处在昌兴街26号(编者注,详见南都2021年3月28日《建党百年·广东史记》第一期)。1920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在广州创刊,社址设在第七甫100号。陈独秀对《广东群报》创办给予大力支持,不仅发信祝贺,还寄赠《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广东群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的地方性样本”,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公开论战在广州。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时期,阵营里一直有不同声音。陈独秀任职广东后,在演讲和文稿中的言论,不时受到区声白等人的误解和评述。为说服对方,各自在报刊上阐明理论和实践依据,以期使对方认同,由此形成了一场“论战”。通过论战,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澄清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糊涂认识,降低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在广州有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人物。在广州的新思潮及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杨匏安、谭平山、林修梅等人。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1921年1月间,陈独秀在广州的各类学校就进行了7次大型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论述了有关社会主义、劳动运动、新旧军人区别、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精神、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等问题。他在广州还撰写了40多篇“犀利无比”的相关文章,在《新青年》《广东群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杨匏安,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谓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他借助《广东中华新报》在广东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相关新闻,并在该报副刊上以“世界学说”为题发表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他连续23天发表的《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他是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与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陈独秀齐名。

谭平山,是广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也是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1919年3月25日,谭平山发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政论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夏,谭平山回到广州后,创刊出版《广东群报》,明确指出它的责任“就是负担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广东群报》的创刊和发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

林修梅,身为军人的他特别值得一提。林修梅时任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长,衔挂陆军中将;因而又被称为五四时期中国军政界中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将军。他因护法战争受伤,于1920年底到广州就医。林修梅在广州写下了《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军人和政治的关系》《军人和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文章,坦露自己心中的社会主义、痛斥社会不公,阐明军队的地位及责任。从而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军政界造成一种震动、形成不同效果,为广州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增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陈独秀指导与主持广东建党而形成的特殊地位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首先与李大钊一起,成立了上海、北京两个发起组,而后发动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成立党的组织。广东早期共产党组织,它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一个“曲折过程”,是先有“广东共产党”,后有“广州共产党”。

陈独秀改组“广东共产党”。1920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委派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组织“革命局”工作。在与区声白、黄尊生、刘石心等接触之后,他们共同成立了“广东共产党”,租用广州永汉北路光光眼镜店二楼作为活动地点。1920年12月,陈独秀抵达广州。1921年春节过后,陈独秀便开始参与“广东共产党”会议,先后开会两次。笫一次会议后,陈独秀发现这个“广东共产党”组织过于涣散,连基本的行动纲领都没有,便亲自起草了一份行动纲领,并带到第二次会议,希望大家讨论形成共识。令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参会的绝大多数对纲领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和反对绝对自由,持反对态度。1921年3月,陈独秀因论战,与区声白等人产生极大分歧;谈合作发展,又与梁冰弦等人产生争议。双方实在是无法合作、共同办事。而此时“广东共产党”也因区声白的论战承认服输,加上与陈独秀的公开争吵,而再也无人愿参加活动。为此,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量另建共产党组织。

据谭植棠回忆,“陈独秀到广州后,了解我们在广州领导的群众组织基础,常常向我们提出关于领导民众运动的意见,指出有组织的领导比个人领导的重要。指出我们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并说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征求我们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同意了,乃于1921年3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以陈独秀为书记。从此以后,我们(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曾参与“广东共产党”的米诺尔和别斯林,转而成为“广州共产党”的成员。同年春夏间,又吸收了李季、刘尔崧、杨匏安等人参加。

卓有成效的工作,呈现出广东早期党组织的优势地位

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由于陈独秀的主持和指导,更由于谭平山等负责人的有效组织,工作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

支部党员发展数迅速上升。中共广东支部成立之初,党员人数在各地支部中处于第6位,仅有4人(如加上陈独秀,可算作5人)。到1922年6月,全国党员人数达到195人,而广东支部有32人,已处于各支部第2的位置。

扩大党员队伍的途径及特点明显。一是深入工人团体,从工运积极分子中选拔;二是进入学校,从进步和先进师生中培养;三是从报界及媒体中愿意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职员中挑选;四是通过办工会、宣传人员养成所、工人夜校等外围组织,有对象有针对性地培养;五是吸收其他社团中,转变态度转而信奉马列的人士中发展;六是对政府及其他行业里,自愿放弃原有立场、投身工农运动的公职人员中考察;七是从同学、同乡、亲友中发展。正因为是从渠道、多方法并用,才使广东党组织得到迅速扩大。

由此广东支部形成的主要特点为:其一是以知识界人士为主体。在中国,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知识分子,最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其二,是以发展工人为重点,通过组织工会,开展工运,培养积极分子。其三,是以传媒界为中介。就是发挥舆论宣传作用,增强对青年和公众的吸引力。其四,是以养成所等外围机构为平台。

此外,“一劳大”“团一大”的召开,使广州处于中国革命的中心地位,等等。

广东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及其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增写了光彩的一页,其中许多的人物和业绩、活动的场地和旧址,值得后人很好的记取和传扬。对于广东早期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也值得进一步重视和深入研究。

(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学术顾问:陈弘君(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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