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寻访千力休》的一个镜头，这部作品被视为完整呈现日本茶道美学的一部电影。
□ 曾园
2020年版《茶之书》附录里的《茶器与花器》有长达56页的日本茶器花器的图与注。郑重其事，每器占一页篇幅。对日本文物不太了解的读者多半会与我一样，读后会觉得日本文物不太成系统，甚至可以说流传无序。我读《禅与饮茶的艺术》的时候也有同感。美国学者威尔逊在此书中整理了日本人生活中常用的禅语。这些挂在茶室中的“一行物”——千利休所谓茶道中最重要的道具——来源颇杂，有《茶经》、《庄子》、各类佛经（如《碧岩录》）、《论语》、日本俗语……各条之间似无章法，统摄这本书的大约只能说是日本人的“心性”。这种分类法被博尔赫斯在小说中戏拟出了“东方动物分类法”：
动物可以划分为：一、属皇帝所有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驯顺的；四、乳猪；五、鳗螈；六、传说中的；七、自由行走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九、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十、数不清的；十一、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十二、等等；十三、刚刚打破水罐的；十四、远看像苍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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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日本人重视的，无论是器物，还是禅语，大多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来自大海另一边的中国。航道本身既凶险难测，有时还遭到人为阻隔。所以“唐物”（中国宝物）或名言来到日本后，整理者对中国的某类器物，如瓷器历史的全貌无从掌握，甚至对一个时代中国各地窑口也不甚了然。日本只能发明出全新的鉴赏系统，鉴赏能力超群的人往往就是茶人。
《茶器与花器》的前两页无疑是属于唐物的天目茶碗。但接下来高丽茶碗逐步登场了。千利休推崇高丽茶碗，既可以解释为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垄断了唐物之后千利休的无奈之举，也可以理解为千利休在美学上的反拨。
141页的高丽斗斗屋茶碗，似乎类似于目前中国四处可见的柴烧茶杯。它值得注意的特点是“釉彩纷呈的颜色就如霞光之景，故名‘霞’”。听上去也有板有眼，耐人寻味。
柴烧是区别于电烧的一种方式，但在今天的中国，多指那种不上釉的表面粗糙、器形不圆的陶瓷器物。说这种从日本回流的美学“正好契合当下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追求”实在是难以服人。几千年的中国瓷器史难道会有一长段不回归自然的空白期需要填补？欣赏柴烧的“落灰和火痕”属于需要慢慢培养出来的鉴赏能力，但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去欣赏“落灰和火痕”？是因为日本人发明出了另一种更值得关注的陶瓷美学吗？
在149页，“绘高丽梅钵茶碗”的介绍文字中提到“碗底有形如蛇眼的无釉层，即‘蛇目釉剥’。在日本茶道家看来，蛇目为高丽茶碗的一大特色。”但在148页中，日本茶道家已坦承：根据当今的陶瓷学研究显示，绘高丽梅钵茶碗实际上就是中国磁州窑的出品，中国的名称是“磁州彭城窑梅花纹瓷器”。也就是说日本茶道家几百年前看错了瓷器的产地，更进一步说，那些故意要抬高高丽瓷器的美学家的别致眼光，实际上是看走了眼。
所以，对“白乐茶碗”的鉴赏“窑变后的色彩与釉彩让人联想起富士山”，我们还是看淡一些好。更不用说原为餐具的黄濑户茶碗，何时作为茶具不得而知，鉴赏词句中“当时茶人对器物的自由运用令人钦佩”也要打些折扣，因为在另外的系统里，衡量世界各地茶文化的发展时，餐具与茶具分开是茶文化起步的标准。餐具与茶具如果没有分开，还解释成“自由运用”，仅仅属于地方性哲思。
看淡并非看轻。“竹二重切花入”的鉴赏词“透过它仿佛能看到利休面对秀吉的威胁悠然转身的那悲壮无敌的姿态”在我看来就很好，让我想起了关于千利休的书籍和电影。
如果要冷静评价日本茶道家的鉴赏水平，我们就要在知识与鉴赏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生于印度的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在《物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提醒我们要重视“鉴赏”中的随意性：物没有固有特性，物性乃文化所建构。社会与历史的过程造就了价值，在此过程中物不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观点在西方并不算罕见。布尔迪厄曾说过，价值客体与鉴定其品位好坏的评判术语和意见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任意性。
温和一点，我们可以承认真理有两个侧面，既有符合论，也有融贯论。能对事实下一个若合符节的结论自然是极好的，在此之外也或许有融贯论的存在之地。在那里，只要能自圆其说，说什么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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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一开始，“将军”与“茶人”始终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但可惜改革开放初期两部比较热门的影视作品让中国观众错失了这个关注点。1975年的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的足利义满将军与一休宗纯关系中，一休的政治身份（后小松天皇之子）减弱了两者之间的角色张力。1978年的电影《吟公主》里的丰臣秀吉与千利休的角色关系又被凄美的爱情故事夺走了焦点。
美，是将军与茶人争夺的重点。美在普通中国人看来似乎是没有争议的。美客观存在，问题在于普通人身上是否有可遗传的艺术细胞（跟父母是否从事艺术工作或许也有一定关系）、是否得到过熏陶，以及是否付出努力去“悟”。西谚“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以及“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中国化演绎让美的标准下沉到最终美似乎失去了标准。
日本人长期思考美的标准。电影《寻访千利休》中有一个场景，织田信长（1534-1582）与耶稣会范礼安见面，让千利休解说茶道的精髓。事后织田信长对千利休“以一朵花挑战欧洲人”的美学力量很服气。然而他对这种力量的来源产生了兴趣，他问千利休：
“发现美的价值由谁来决定呢？我吗？”
千利休回答：“美，由鄙人来决定。我挑选的珍品能创造传奇。”
电影抓住了“将军”与“茶人”两种角色的紧张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谁当将军，谁当茶人，这种关系都存在着。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在董狐、齐太史四兄弟、南史氏看来，书写历史的权力是不可让渡给国君的。
也许在中国人看来，美的标准是客观的，不存在抢夺的问题。所以，美学大家在我们不知情的历史里，不绝如缕地修炼并传承着美学。这些美学大家，也由那些科举文人兼任。
但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美学中充斥着角力与杀伐。比如他们发现樱花与切腹也有相似性，这就与中国人很不相同。
鲁迅敏锐地察觉到“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周作人的表述与此类似，他说日本人善于别择，“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不重视科举在我们看来很不寻常，这也说明日本人对这件事有很强的态度。
很多人都觉得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形象后面有什么东西，《国富国穷》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说得很透彻：“他们曾在文化上依附于中国，是获取而不是给予，是学生而不是先生。他们的书写符号、书写工具以及很大一部分词语都源自中国。他们在丝绸、瓷器和印刷方面的知识，他们的家具和绘画风格，他们对佛教的信仰，他们的儒家思想无一不来自中国。但是他们并不因为向人学习就觉得矮人一头……”
当代茶道家半泽鹤子的一段自白恰好可以缓和兰德斯的坦率：“井底之蛙不知大海之广阔，但是它可以一直盯着天空看，即使是井底之蛙，也可以自由地观赏天空之景。”“井底之蛙”四个字一说，外人接受起来就容易多了。
对外，茶道家学习。对待幕府将军，茶道家顺应，然后寻机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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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在电影《寻访千利休》甫一露面，是用金子买文物。赵昌的画值一把金子，足利将军的传家宝一钱不值，千利休的一碗水中的月亮值一袋金子，全凭他的感觉。
定价，既是对美的等级品定，自然也是权力的象征。对幕府将军权力的顺应、引导与反拨，一直是茶人的志业，我们不妨将之看做是日本茶道美学发展的暗线。
据《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作者滕军介绍，在日本茶道界，一个茶道名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持有精品茶具。其次才是具备鉴别文物的能力。再次是“创意”，是在整个茶会编排中显示出的主观能动性。文化修养不是靠读书获得，而是靠与名人的交谈而获得。
但幕府将军是最多精品茶具的拥有者。
倡导书院茶道的足利将军府上有不少中国龙泉窑、官窑茶碗，而一休宗纯的弟子村田珠光（1423-1502）只有一只福建汀溪窑茶碗。汀溪窑是仿制龙泉窑的民窑。汀溪窑粗糙、釉色发黄、刻纹不整，珠光为了衬托这个寒酸的茶碗，设计的茶室房顶用稻草，柱子用带着树皮的树干，墙壁是泥土和稻秸，窗棂是细木棍，茶室的面积只有8平米左右。滕军认为，这种纯朴风格的“选定”，更多是受条件的限制。日本茶道的祖师珠光由此创立了“草庵茶道”。
然而，堺市（属大阪府）那些“草庵茶道”的拥护者并非缺钱，而是要与幕府将军显得不一样。堺市是自由市，它的富商成立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决定堺市与中央的关系。1568年委员会组织力量与织田信长对抗。在日本战乱频仍长达一百年的战国时期，这里是日本最富有最安全的地方。
珠光之后的著名茶人武野绍鸥（1502-1555）的父亲是堺市一等富商，绍鸥35岁返回堺市的时候是堺市首富和商人领袖，因拥有最多精品茶具被公认为茶道界第一名人。
千利休（1522-1592）的父亲是堺市大水产批发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成为武野绍鸥的弟子。织田信长勒令堺市三大茶道家千利休、今井宗久（绍鸥女婿）、津田宗及（父亲经济地位仅次于武野绍鸥）成为他的“茶道侍从”（或称“茶头”）。今井宗久很知趣地将家传宝物全部献出。虽然千利休的茶道技艺超群，但鉴赏唐物的能力比不上见多识广的今井宗久，所以织田信长的心中，今井宗久才是第一。
等到丰田秀吉（1536-1598）成为新一代霸主，他将千利休提拔为天下第一茶人。正是在这段时期，千利休将茶道普及到全日本。上层社会无人不习茶，不习茶者被视为非人。
千利休被赐死，《茶之书》说是有人诬告他试图在茶中下毒毒死丰田秀吉。《南坊录》认为千利休木涉嫌僭越，以及茶会虚报开销。《吟公主》主张是利休女儿不肯嫁给秀吉。《寻访千利休》提到细川忠兴等领主自称是千利休弟子，天下才得以统一，这意味着秀吉的武功要打折扣。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南坊录》的说法“千利休办茶会，购买茶道具索价过高”可能是最有道理的。所谓“索价过高”，应该就是千利休所创造的“和物”，在茶道具市场上逼近了“唐物”，这造成丰臣秀吉费尽心机巧取豪夺的那些珍品逐渐贬值。利休反对秀吉进攻朝鲜，与茶会中和物价格高到丰臣秀吉受不了，实质是一样的——自由市的富商对独裁的挑战。记录千利休言行的《南坊录》的作者南坊宗启是千利休的弟子，不意外地，他也是出身于堺市的富商“淡路屋”，他的第三个身份是一休宗纯的再传弟子。茶道由此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循环。
博尔赫斯在小说《相遇》里曾忘情地写道：“那刀和剑在陈列柜里并排沉睡了多年之后开始苏醒了。使用过它们的那两个草原牧人业已化成灰烬，但刀和剑——是刀和剑，不是人，人只是刀剑的工具而已——却依然懂得如何进行格斗。”
我们将刀和剑换成茶碗，日本茶道其实就是“和物”与“唐物”一直在进行格斗吧。
曾园，作家、媒体人，著有《茶业侦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