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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的文章与鸿英图书馆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11月15日        版次:GA11    作者:姚一鸣

□ 姚一鸣

夏日闲翻,找出一份旧时收的故纸,是蒋维乔《抗战八年敌伪诱胁记》,共十六开两张四页,这份故纸是怎么得来的?好像是在文庙老摊和一批旧书刊一起购来的,价极廉。当初看到有些内容,也就收下了。但这份东西究竟是杂志的散页,还是出刊时的样张,并不知晓。于是将这张故纸发于网上,请求高人指点。

宋希於兄是一个长于考证的高人。他从网上看到这份故纸后,发来消息说他看到过这篇文章,从宋希於传来的链接看,《抗战八年敌伪诱胁记》原刊于《平论半月刊》第五期和第六期,文章署名“老竹”。《平论半月刊》是一本政论性刊物,创刊于1945年9月16日,平论社编,创刊号有刘大杰、傅统先等的文章,还有发刊词“我们的态度”,于1946年3月16日终刊,共出版十二期。此刊十分稀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全份十二期。据宋希於兄说,这篇蒋维乔《抗战八年敌伪诱胁记》,前些年还刊于一本地方性史料,不过是简体字。

从我所得那份故纸来看,内容和《平论半月刊》所刊完全一样,只是少了页码和“平论半月刊第几期”字样,署名是“蒋维乔”。蒋维乔的这篇《抗战八年敌伪诱胁记》,详细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蒋维乔多次义正词严地拒绝敌伪的利诱,坚不出任伪职和挂名,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蒋维乔的回忆之中,时间、地点和事由都表述得十分清晰,涉及到的人物也是真名实姓。在文中,蒋维乔多次提到鸿英图书馆所遭受的劫难,是一段重要的史料。蒋维乔在文章中写道:

“三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晚间,鸿英图书馆主任严明扬,突来电话说:‘今日午后二时,有日本宪兵同几个日本人,法租界警察三人,到馆中搜查书籍杂志。把守电话,不许通问。彼等六时以后方去。临去时说,明早还要来查的。‘鸿英的馆长,本是沈信卿,年老多病。去年夏天,黄任之自重庆写信来,郑重托我,襄理馆务。上海方面董事,推我为名誉馆长,如今有意外事故,信老当然不问,名扬不得不求助于我。我于三十一日早晨,冒大雨出门。先去约一通日语的朋友,同往馆中,预备交涉。既到以后,见有二十几个敌人,正做着检查工作,尚没有非礼举动。余复托人到法工部局探问,敌人这番举动,究竟是什么目的?据他们答覆:‘是检查有没有抗日的书籍,各书店都去查过,青年会图书馆,也去查过,查出这等书籍,必须取去云云。’今日这辈敌人,早晨八时就来,到十二时查毕。连同昨日查出的书籍杂志,装载一卡车而去。事后检点,被劫去的书,约三千册左右。大概是关于有抗战言论的杂志,和历史地理一类的册籍,贵重的线装书,并没有损失。馆中自甲子以来搜集的史料,最为宝贵,幸亏名扬昨夜把目录割下,藏于屋脊中间。彼等但见一大堆装订报纸,莫名其就里,所以也没有拿去。仅仅拿去一册从英文报剪下的史料,总算幸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忽有日本宪兵数十人,冲进鸿英图书馆,见人就打,捕去馆员陈宝洪杨中一及门房三人。陈杨被打伤,有一馆役逃出,到第二天清早,向我报告。我立刻出门,托人向敌寇的军部探,起初探不出是哪个机关捕去的。后来知是贝当路的敌寇宪兵分队,就托人设法救援。到二十三日午刻,被捕的人方释放出来。究竟为什么缘故,方知馆中三年前,有一职员名孟征祥,现做秘书工作。这人早已离馆,不知如何,被敌寇搜着信件,信中带着鸿英图书馆字样。他们目的,是要拘捕孟征祥,反令陈杨遭一顿毒打,两天拘禁。打伤以后,医治几个月方愈,这可见敌寇的残酷不仁到极点了。这次敌寇来馆,非但打人,见物就毁,馆中书物,狼藉满地。比之上次搜查书籍时,蹂躏状况,远为剧烈。嗣后馆中一一修理,损失颇多。”

鸿英图书馆是1933年由实业家叶鸿英捐资建造,原为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等人于民国1924年发起创立的甲子社所属专门收辑史料的人文类编辑部,1925年设址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929年迁至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并筹办人文图书馆。1932年实业家叶鸿英捐资40万元法币,在今淮海中路1413号建造新馆舍(因资金不足等原因,于1942年10月始建成),1933年更名为鸿英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免费对外开放,收藏特色“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以社会科学之历史为核心”,并“尽量搜集关于近代史及其史料”,其最高藏书量达15万册,鸿英图书馆还藏有日报、杂志等,及清末以来的49种报纸编成的史料100余万件。1955年鸿英图书馆与新闻图书馆合并为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并于1958年10月并入上海图书馆。

蒋维乔,号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出生于1873年,1892年考中秀才,后入江阴南菁书院。次年又考入常州致用精舍,同时攻读两院课程。历时七年后学成毕业,加入了中国教育学会,曾经担任爱国学会国文教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参与商务早期教科书的编辑。辛亥革命后,蔡元培首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蒋维乔应邀任教育部秘书长,曾经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光华大学教授等职。1941年出任鸿英图书馆副馆长、馆长、名誉馆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维乔多次拒绝担任伪职(在《抗战八年敌伪诱胁记》一文中有详细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光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以后曾任武进文献社副社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又任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53年6月,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1958年6月因迫害自杀。一生著有《学校管理法》《心理学讲义》《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及《中国教育会之回忆》《因是子静坐法》等。

蒋维乔是1941年出任鸿英图书馆副馆长的,据他回忆,“鸿英的馆长,本是沈信卿,年老多病。去年夏天,黄任之自重庆写信来,郑重托我,襄理馆务。上海方面董事,推我为名誉馆长”(蒋维乔《抗战八年敌伪诱胁记》)。蒋维乔接手鸿英图书馆正逢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亦陷于敌寇的手中,在多方努力下,馆务勉强能够维持。1942年暑假后试行对公众开放。而就在这一年,鸿英图书馆先后三次受到日本宪兵以检查抗日书刊为名进行骚扰,部分图书资料遭劫走。1944年3月停止阅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恢复开放,不久又陷于半停顿状态。

偶然收到的一份故纸,见证了旧时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历经劫难时所体现出来的良知和节气,有关鸿英图书馆的几段,更是珍贵的史料。近年上海图书馆和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蒋维乔日记》,皇皇三十册,日记始于光绪丙申年(1896)九月初二,止于1958年2月29日,共计63年,反映了自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文化,以及蒋维乔个人的治学、交往与游历,保留了这段时期文化界、教育界及佛教界的大量珍贵史料。如果对照着读,一定还会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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