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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四届)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在石家庄举行,应对老龄社会,农村老人如何不掉队?

养老服务体系不应“重城市、轻农村”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11月02日        版次:GA13    作者:吴单

圆桌论坛“迈向老龄社会,农村老人如何不掉队?”嘉宾探讨农村养老问题。 南都记者 胡明山 摄

“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乐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刻不容缓。”昨日,2020(第四届)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在石家庄召开,来自政府、学界与公益界的人士围绕“迈向老龄社会,农村老人如何不掉队”的议题展开讨论。

多位与会专家认为,未来应对老龄社会的政策应该向农村老人倾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入到农村,使农村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质的提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认为,养老服务体系要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思维定式。

转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思维定式

“城市的老龄化水平和农村发生了倒置现象。”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中心主任、教授原新指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老年人的城镇化水平相比,老年人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总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老年人在农村”。

原新认为,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不是民生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老年问题才是一个民生问题。“经济问题是做蛋糕,民生问题是分蛋糕,在把蛋糕做大的基础之上,分蛋糕时才能实现城乡之间的公平以及老年人之间公平,这才能够帮助我们应对老龄社会。”

“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乐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是刻不容缓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广华说。陆杰华认为,应对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战略,在国家战略体系中,应对农村老龄化是整体应对老龄化的重要阵地。他强调,现在要改变过去在养老服务体系中“重城市、轻农村”的思维定式。

“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潜力巨大”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需求亟待满足。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此前透露,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中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南都记者了解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河北省尤为突出。开幕式上,河北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庞连兴介绍,根据相关数据,早在2019年末,河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0%,高于全国老龄化平均水平,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值得关注到的是,根据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比例为30.77%,而河北省农村空巢老年人比例高达34.28%。有与会专家提出,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是养老工作中的一个短板,与城市老人相比,农村老人在医、食、住、用、行、娱等各方面都面临不利条件,解决农村老人问题,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

当前农村老龄化有何特点?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我国农村老龄化具备老龄化程度深、空巢独居现象严重、高龄失能失智占比高等三个特征,“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潜力巨大”。他认为,家庭照料能力弱化、支付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是当前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三大挑战。

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师进辉也分析,农村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老年人与村集体可利用的资源相对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仍较为缺乏,农村养老问题存在多重紧迫性,亟须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农村养老服务先要解决钱的问题”

应对上述挑战,资金保障是关键。王杰秀认为应该建立多元混合的养老服务资金保障体系。由家庭、政府、社会多元责任共担,保险救助福利多种方式混合,同时发挥政府补贴的引导作用。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也长期关注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问题。在他看来,农村养老服务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他注意到,有的地方会从福利彩票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村养老事业,但更多的地方对农村养老没有专门的预算。

“把农村养老搞起来,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他认为,各级政府首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把农村养老资金列入预算。“仅仅靠社会组织去做,哪怕有成百上千家,也是杯水车薪。”他说。

除了资金支撑以外,王杰秀认为还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事业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供给体系。兜住基本养老服务底线,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同时,建立依托智能化、县域范围统筹的机构社区居家协调发展递送体系,以及科学有效的质量监管体系。

“借助城市力量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城镇化速度在加快,农村的空巢、失能老人也会逐渐增加,如何避免农村进一步成为“孤岛”?陆杰华认为,首先要解决农村养老硬件建设的问题。根据去年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我们的养老机构城乡增长速度比较快,但农村相对还是不够。他建议未来能加快对农村养老和服务设施的配置,对农村养老服务进行系统优化,特别是像养老院、社会化养老、医养结合等。

“农村最大的优点是乡愁、是乡情。”他认为未来养老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如何使老年人和年轻人能够连接起来。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褚朝禹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指出,农村的留守老人有4000多万,占到农村老年人口的37%。从长远来看,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要考虑如何让乡村经济发展起来,让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从短期来看,可以借鉴经济领域一些经验,例如定点扶贫,城市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养老机构可以对农村的敬老院进行更多的定点帮扶,甚至可以在农村设立一些点。

褚朝禹强调要发展乡村经济,如有不少农村人进城打工是在养老机构做护理员,甚至还有做到管理领域的。“如何通过乡村振兴的整体战略,把这些人吸引到农村,可以解决农村人才的问题。”褚朝禹表示。

在原新看来,要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外,还应该考虑如何借助城市的力量。他认为,在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中,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我国60%的城镇化水平,只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来算只有44.4%,中间的差距就是2.5亿左右的流动人口。

原新说随着户籍制度放松,中国人口流动的模式基本上就是一种“探路者”先出发,然后以亲缘血缘关系为纽带、滚雪球不断增大的过程,最后以家庭为单位迁移。“探路者”从家里出去,可以再把妻子、孩子带过去,最后把老人从农村带过去。“如果到城市落户的这些农民工能够享受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话,那么城市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体系也就可以覆盖到这些人,相对来说也就解决了农村一部分因迁移而变成流动人口的老年人的问题。”

互助养老填补空巢老人精神文化空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梳理了养老事业的发展进程。在“十三五”时期,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工作,是城市反哺农村,“力度很大”。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上谋划的“十四五”规划,将是一次关键的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来说,不能再仅仅是有多少钱干多少事,应当是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政策框架。”

据悉,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方面,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已有多年尝试。论坛上,荷花基金会发布了《“妇老乡亲”农村养老模式实践报告》(下称《报告》)。

“妇老乡亲”农村养老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政府部门指导,依靠基金会进行模式输出和资金支持,借助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凝聚农村长者和妇女的内生力量,培训建立互助志愿服务队伍,同时整合其他主体的外部资源,着力解决农村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文化娱乐、就餐、生活照护等养老难题。

据了解,从2016年开始,荷花基金会陆续支持了20家项目团队,在太行山区27个试点村庄开展“妇老乡亲”项目,截至2020年9月已经孵化了51个农村自治组织,其中,老年协会已经覆盖了所有试点村庄,有24个试点村庄还建立了农村妇女组织。预计下一步对孵化机构的支持将达到20家,覆盖试点村35个,并实现试点村老年协会和妇女组织全覆盖。

报告发现,项目点的服务对象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老年人群的主人翁意识增强,极大地填补了农村老年人群(尤其空巢老人)的精神与文化空缺。同时,老年人群对生活、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得到了提升,基本摆脱了原有封闭的生活方式,逐步融入村庄环境与公共圈子。

“社会组织要做出体系化和专业化”

结合荷花基金会的探索,王振耀总结了三个值得关注的框架: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

“现在社会有人说老年人是包袱。(老年人)不是包袱,老年人中有很多资源,要开发。”他举例,荷花基金会支持各个村庄建设的老年协会,就是给“老年精英”创造发挥的空间。同时,荷花基金会也在依托各地专业化的社工机构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这个经验,值得多方面思考。”他说。

在“十四五”规划的大背景下,对于提供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王振耀建议,应当从协调发展、布局优化、标准开发等角度发力。

“一个基金会如果拿几百万元做(农村养老)试点,选点很重要,”他建议,下一步不同社会组织应当互相合作、优化布局、协同发展。在合理的规划下,很快就会在省内乃至全国层面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强调,社会组织要开发标准,做出体系化和专业化。“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标准的支撑体系,需要专家学者结合理论和实践作提炼。”

此外,王振耀建议,当前的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应当关注农村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的发展点就是农村,如果农村不发展起来,几个大城市孤零零的,不能叫协同。”他表示,希望社会工作者借助这一进程,和不同的政府、机构,共同介入、支持农村养老事业。

据了解,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由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主办,南方都市报社承办。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给予学术支持。本次论坛还以“迈向老龄社会,农村老人如何不掉队”“脱贫攻坚后,农村养老如何可持续发展”为话题举行了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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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镇化解决农村养老

农村养老之所以成为一大问题,与农村的空心化有很大关系。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胡湛回顾了中国的人口流动进程:在2000年以前,外出务工人员会把挣到的钱寄回家,资金流向农村,老龄化问题也不凸显。在2000年以后,第二代农民工普遍有在城市安居的诉求,人口流动出现结构性转变,资源导向城市。

而在另一方面,在政策导向下,中国当前的城镇化率已达到60%,亦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0%。“农村养老之难,主要在于‘两差两低’(即:经济条件差、养老基础设施差、收入水平低、保障水平低)的状况以及大量青壮年流入城市打工。”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吕红平分析,这种问题与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分割有一定关系。“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之所以这么快,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实现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吕红平认为,中国发展到当前程度,更应当注重公平,对农村的养老服务在政策上给予更多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发布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也提出,“十四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到2035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等目标。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5%,新增城镇人口9400万人,城乡人口迁移近8000万。“流动的同时,要促进举家迁移。”吕红平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王列军也有类似观点: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和照护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继续推进城镇化。

呼唤设计系统政策

不过,多位专家也表示,无论从当下的城乡情况,还是未来的乡村发展,农村养老的短板也同样需要补足。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孙宽平提出,在未来的五年中,应该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考虑农村养老问题,顶层的政策设计应该有通盘考虑。当前各级财政应该持续加大投入,稳固脱贫攻坚基础,发动社会力量持续关注农村养老问题,推进专业团队和项目化运作。

“农村养老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值得关注。国家宏观层面要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大战略。”孙宽平强调。吕红平提出,农村养老服务的开展应该从制度化和本土化两个角度推进。他表示,目前在国家层面,已经有框架性的指导意见和原则性规定,但中层和基层的制度性规范还有待完善,应当根据国家精神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财政投入保障等。

“中国的农村千差万别,各个地方社会文化习俗、经济发展都有很大区别,所以不能一种模式完全覆盖、推广所有农村。”在本土化层面,吕红平建议,各地需结合本地人力资源、经济水平等,吸收、推广适宜的模式。“因为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水平都较低。”

对此,胡湛也表示,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比,当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替代率(即养老金能达到退休前工资的水平)较低,而未来10年是老龄人口结构转变的关键期,年轻老人的数量降低,高领老人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他建议,可以打通两个保险的统筹账户,作为“国民保险”,提高对农民的保障能力。

如何做到长效投入?

基于前述的农村空巢化现状,胡湛表示:“这种情况下,再依靠家庭养老是不可行的,只能依靠机构。”不过,由于当前养老机构的建设门槛较高,这进而影响了服务成本和价格,在农村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很难扩大服务范围。

“在农村做互助养老,做到最后其实不只在做养老,”王列军也表示,农村的养老服务也要涉及增收等问题。“不是照护不重要,但农村老龄化的应对是个综合问题,跟城市不一样。”

如何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中的资金问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在发言时提出,各级政府首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把农村养老资金列入预算。“仅仅靠社会组织去做,哪怕有成百上千家,也是杯水车薪。”

除了政府投入,在多位与会嘉宾看来,市场亦可发挥力量。对于农村养老项目的可持续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助理主任朱一存认为,应当创造资源的流动性。例如,通过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养老市场赚得资金,以此为农村或者落后地区提供养老服务。

胡湛则提出,农村产业和农村养老应当互嵌,而非分离。“农村的产业链要做长,”他举例,很多地区在发展农村家庭产业,如观光农业、长寿小镇、康养小镇等,以此实现农村养老的造血。

在多位与会专家看来,农村养老服务的人才问题也有待解决。朱一存表示,养老行业涉及多方面的人才,除了照护,还有医疗健康等。在她看来,当前首先要创造服务的机会,此后才是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等问题。

孙宽平则建议,应当形成研究型、教学型的人才队伍,为本地培养人才。“外来输入的人才不一定能达到要求,待遇低的话也留不住,”他建议,从事农村养老服务的机构应当建立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培养本地人才”。

南都记者 吴单 宋承翰 胡明山 潘珊菊 莫倩如 发自河北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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