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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古层”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10月18日        版次:GA12    作者:高朋

《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川滇藏交界地区说起》,王正宇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48.00元。

  □ 高朋

王正宇博士的研究《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川滇藏交界地区说起》,将川滇藏交界地区的各种认同现象作为在地方层面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手段。这也是本书以实证为名的原因所在。通过各种具有实践意义的认同现象,研究精神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因而,作者的分析首先从各种认同出发。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和认同政治等概念传入我国,族群/民族认同问题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关心的核心问题。2000年以后,国家认同的相关讨论也逐渐浮出水面。有趣的是,很多研究者特别是具有政治学背景的研究者,坚持认为人们对于群体的归属和忠诚是单一维度的,但实际上,而在现代性产生之前,人们对于自身,对于他者的看法应该是受另外的社会、文化逻辑掌控。

实际上,社会、文化逻辑往往构成了人们进行认同实践的意识“古层”,并对当下人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始终存在着重要的影响。而要分析这样的“古层”,我们就必须跳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藩篱,回到这些认同还未发生的时空中,去思索人们在那样的环境下是如何开展人群与社会之间互动,以及如何认识自身的。

所谓川滇藏交界地区指的是四川的巴塘、得荣,西藏的芒康、贡觉和云南的德钦等县交会而成,是“藏彝走廊”和“六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以山多水险闻名,但同时也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人员和物质交往的重要枢纽。在这样既边缘又重要的区域中,作者选取了两个主要的田野点:一是芒康县东北部位于金沙江畔的海拔3600米左右的戈波乡,这里主要生活着被称为三岩人的藏族;一是芒康县南端澜沧江畔的海拔2450米左右的盐井纳西族乡为主要田野调查点,这里主要生活着藏族、纳西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的民众。戈波的藏族经营着传统的农牧二元经济,即以家庭为经济单位,一部分家庭成员在山上的牧场放牧,另一部分家庭成员在坝子周围的村庄耕耘;而盐井的各族群众则主要参与到井盐的生产和贸易中去。正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生计方式的区别,两地民众在对自身及周边社会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在这样一个峡谷地带,往往越往北生态限制就越强烈,人们对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典范的依赖也就越强。正是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和资源的相对紧张,作者在分析生活在北部三岩人的自我认知和社会互动时,借用了福斯特的“利益有限”认识模式,强调土地短缺和人们排他性群体策略之间的联系。作者告诉我们由于土地的稀缺,三岩人主要依赖帕措(音译,意指相同父亲的继嗣群体)这一血缘群体,整合资源开展社会交往。由于血缘群体的高度排他性,为了生存,历史上三岩人对外部群体经常进行夹坝(音译,拦路抢劫之意),他们认为夹坝是一种英雄的行为。而诸帕措之间,则会爆发血仇。这些血仇有效维护了父系亲属关系在人们日常社会交往中的权威地位。同一血缘群体内任何情况导致的成员损失,都意味着其他全部成员承担着弥补损失的责任,血仇实际上承担着人们社会交往最为安全的范围底线。相对于人群单一,生计简单的戈波,人群杂处、资源相对丰富的盐井又发生了不一样的故事。由于盛产井盐,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都围绕着盐来展开。由于木氏土司长期的统治,以至于到了宣统年间,当地人还认为盐井“为么些王所开”。虽然,木氏土司在盐井影响巨大,但是这里纳西族文化的特质并不十分突出,相反作者发现澜沧江两岸的藏族和纳西族在节日文化上非常接近。由于当地藏族和纳西族保持高度的“文化亲密性”,盐井的藏族和纳西族民众甚至共享了同样的历史记忆,他们都在用格萨尔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等人,来叙述盐井的历史。通过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将藏族和纳西族编织在一起。

近代以来,盐井的民众逐渐认识到民族身份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出于切身生活的需要,选择自身的民族身份,特别是在纳西族和藏族的身份之间作一取舍。由于身处藏区,当地人在可以选择的时候,往往更倾向于藏族,但这一选择本身是为了在国家制度的范围内尽可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这一民族身份并没有凸显族群性的群内与群外的族群边界,更没有成为不同族群之间彼此排斥的标志。

对于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来说,除了认同给定处所的社会角色,似乎并没有什么别的可能。王正宇博士通过对川滇藏交界地区交界地带的三岩和盐井的研究再次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上看最为重要和基础的,不是基于高度发达文化的民族认同,而是基于日常生活和生计的社会身份,特别是对自身所属血缘群体的认同。而这种对于血缘群体的认同又构成了之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古层”。

他们通过对外来他者的象征与建构,赋予内部的行为与结构以特定的意义与合法性,反过来又将外部他者转化为自身的力量。简而言之,是基于日常的社会认同,生发出了高于日常的文化和政治认同,而文化和政治认同,如果想要获得力量就必须回到社会认同中去。这样的认同结构,可能不仅仅存在于川滇藏交界地区。然而,各种认同并不是作者要讨论的全部问题。作者认为,就川滇藏交界地区而言,统一的国家制度下,促进了各种认同通过一些地方层面的传统方式得以结合,同时抑制了各种认同之间的相互排斥。通过这种结合,才能切实推进铸牢本地区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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