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公安部供图
维和警察赵毅(左一)在海外。受访者供图
2017年6月，常备维和警队第二期培训班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进行小组战术训练。 公安部供图
“他们扛着AK-47对着天上扫射，漫天的流弹在天空中炸开，流弹就从脑袋边擦过去，汽车上都是枪眼。”维和警察赵毅谈起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时的经历，神色平静，枪林弹雨是他生活中熟悉的日常情景。
曾先后5次被派往4个任务区，在海外陆续“漂”了6年，从基层维和警察成长为任务区中国警队队长，坚持参与维和行动，对于赵毅而言，早已从偶然的选择成为终身事业。
与在国内执勤不同，海外维和意味着更多的困难和危险。赵毅的遭遇，只是千余名中国维和警察生活经历的一个截面。自2000年1月，中国向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派遣首批15名维和警察，20年里，从东帝汶到波黑，从海地到南苏丹，2600多人次的中国维和警察在世界9个冲突后国家完成了维和任务，8名中国维和警察为维护世界和平献出宝贵生命。目前，仍有30余名维和警察在南苏丹、塞浦路斯、达尔富尔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
在和平年代选择于枪林弹雨中“逆行”，中国的维和警察在海外究竟面临着何种困难和考验，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危机和复杂的生活？
培训与考核
闯过“死亡淘汰”后 25人面试仅7人过关
时间回到16年前。《公安报》上刊登的一则招录维和警察的消息引起了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公安分局民警赵毅的注意，当时《我在东帝汶维和的日子》这本书大火，赵毅被书中所描述的故事深深吸引，异国的生活意味着未知和挑战，年轻的赵毅抱着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报了名。
毕业于警官学校，喜欢英语、身体素质过硬的赵毅，很快在一众人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河北省十名推选人之一，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警察一起进入位于河北廊坊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参与培训。
按照联合国培训大纲，进入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的学员通常要在这里接受两至三个月的培训后再接受联合国的正式考核。
在这里，学员们要适应军事化管理，出早操，自卫哨，晚点名，查铺查哨，评比内务卫生。要学习外语、维和业务、武器运用和射击、汽车驾驶、通讯、识图、防雷、急救、安全、野外生存等课程。
三个月后，联合国的正式考核如约而至。考核分为7轮，分别是英文阅读、听力、写作、口语、场地驾驶、路考和射击。这一考核也被很多维和警察称为“死亡淘汰考核”，英语是首个拦路虎。
此前高考英语满分100分考85分，一直抱着复读机听BBC的赵毅，此时也犯了难。“阅读还不算难，但听力一下子就淘汰很多人。平常听力都是听三遍，考试只能听一遍回答十个问题，听力内容专业术语非常多，题目又很考验逻辑思维能力。”赵毅回忆，一场考试结束，考官宣布考生成绩，通过的人才能进入下一轮考试，很多没通过考试的人当场就哭了，这意味着三个月没日没夜的训练，打了水漂。
驾驶与射击考试难度相对较小，但由于国外很多任务区实行右座左行，与国内交通规则不同，考试结束，也淘汰不少人。几场考试后，赵毅身边已经没剩多少战友，最终，参与培训的120人，仅剩69人顺利闯关。
2018年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的金尧，于当年7月底被派往塞浦路斯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金尧将这样严酷的训练和考核仔细记录在朋友圈里。“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使之前的‘魔鬼训练’成果付之东流。”他如此写道。
然而即使如此，考核成功也并非就能顺利成为维和警察。
金尧告诉南都记者，考核结束后还需面对联合国的电话面试。“在这次联合国电话面试中，我们25人参加最终仅有7人过关。”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关”。赵毅告诉南都记者，按照联合国的要求，维和警察到海外任务区后，还得再次接受任务区的驾驶考试，如果考试不合格，将会被遣返回国。
回想起十几年前训练时的场景，赵毅仅隐约记得过程十分严格，但最初如何训练，应该训练哪些项目，大家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随着十多年的发展，培训中心目前对于学员的训练内容更加丰富精准。
据南都记者了解，目前培训中心可模拟维和地区的各类情况，进行实战教学。针对维和任务区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还设置了市场调查、村庄巡逻、房屋纠纷调解、交通事故处理、遭遇抢劫和谈判等多项模拟演练课目。
据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巡视员于澄涛介绍，近年来，在联合国的考核中，中国维和警察的通过率可达到95%以上。
意外和死亡
踏出国门先签“生死状”，遇见当地人扛着AK47扫射
第一次踏上利比里亚的土地，等待赵毅的首先是一份“生死状”。
据了解，维和警员们在踏上异国他乡执行维和任务前需要先签遗嘱。遗嘱上将针对出现意外之后的赔偿金做出详细的说明，由维和警员们自己做好赔偿金的分配。
或许是早已做好了迎接危险的准备，没有多想，赵毅签完遗嘱，和一位来自江苏的维和警察被分配到距离首都两个小时车程的基层派出所，负责日常巡逻。
“当地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手边也没有卫星电话，放眼望去全是红色的沙土。”赵毅扛着自带的锅碗瓢盆，以及警队自备的压缩饼干和罐头，开始了维和生涯。
两位中国维和警察、两位尼日利亚维和警察，再加上一位加纳的维和警察，五个人租了一间废弃的房子，生了炭火，掏出行李里的罐头，就着当地唯一能买到的食材——土豆做了第一顿饭。
这份基层维和警察的工作未如赵毅想象的那般刺激，干的活和国内的片警差不多。但与国内安定的环境不同，当地帮派活动多，一旦出现纠纷打群架，催泪弹扔得到处都是，为防时不时有人用石头砸车，巡逻车上都装了防护网。
一次，赵毅开车去首都蒙罗维亚办事，刚进城就爆发了骚乱，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高音喇叭的声音传来：“所有人保持克制，紧急撤离，否则联合国要采取进一步行动。”赵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就地找个地方隐蔽。透过窗户，他看见满街都是人群在逃散，有人脸上都是血，耳边是坦克突突开进的声音，那是赵毅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临近。
回到驻地，赵毅开始发烧。“忽冷忽热打摆子，盖两床被子都冷得骨头疼。怀疑自己得了疟疾，但没有医生看病，只能吃维和警队自备的药，白天等太阳出来就去晒太阳，晒一会就站不稳。”
疟疾是当地的高发疾病，一个警队十几个人，没有人躲过疟疾，挺不过去甚至可能丧命。四天过后，赵毅病情好转，逃过一劫。
疾病与子弹，成为维和警员们生活中最需警惕也最为习惯的事物。在南苏丹执勤期间，赵毅曾遇见当地人扛着AK-47对着天上扫射，漫天的流弹就在天上散开，车上全是流弹的枪眼。“很多警察晚上睡觉都穿着防弹服，就怕被穿透房子的流弹击中。”
令赵毅印象深刻的是，通常在任务区驻地附近，有一个专门放棺材的仓库，那是为意外牺牲的维和人员准备的。
焦虑和孤独
从“感觉被流放火星”到“苦中作乐自力更生”
与意外的伤亡损失相比，孤独则成为维和警员需要恒久忍耐的命题。
最初执行维和任务时，赵毅靠开车去首都蒙罗维亚给家人打电话来缓解不安。“只有在首都，手机才有信号，两个小时的车程，山地地形的黄泥路，一旦下起大雨，车就开不出去。”
有时候，赵毅会一个人跑到山上大喊来调节情绪，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每天找玻璃回来给房子里的破窗户补窟窿。“一扇一扇的窗户，补齐了，就回家了。”
迄今为止，赵毅最爱的电影还是《肖申克的救赎》，反复看了很多遍。赵毅觉得曾经的自己和被困监狱的男主角没什么两样，“我当时的感觉就跟被流放到火星一样”。
随着维和任务的开展，十几年过去，这样的情况也有了好转。“现在卫星电话配齐了，物资药品也丰富了许多。有了自来水可以洗澡，我们的装备也比很多国家的装备都要好。”赵毅提到，有一次从维和任务区撤离时，自己留了件雨衣，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都抢着要。
因为善于和各国警员交流合作，赵毅还成了外国警员深受喜爱的“后勤工”。随着执行任务次数增多，维和警员们也攒下了不少“苦中作乐自力更生”的经验。“开始去只能吃当地的土豆，现在大家带着蔬菜种子去，不仅学会做饭还学会种菜了。过年过节有时候不能回来，我们就自己做饭吃。有时候还会邀请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一起来，他们特别爱吃中国菜。”赵毅说。
“警察外交官”
中国维和警察用行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
在最近一次前往塞浦路斯执行维和任务时，赵毅扮演的角色是人道主义救援联络官，这是个专司保护当地犯人权益的新职务。
塞浦路斯为地中海东部的岛国，其南部生活的希腊人和北部的土耳其人曾爆发严重暴力冲突，1964年，联合国在此建立维和任务区、派驻维和警队，但南北两地一直纷争不断。
赵毅经常去监狱探监，跟犯人交流。“观察南边监狱有没有虐待北边犯人，北边的监狱会不会虐待南边犯人，帮助犯人与政府沟通，尽量满足合理要求。”在南北分裂的塞浦路斯，赵毅就是沟通南北的“警察外交官”。
有时候赵毅需要帮着去运送犯人遗体。“我曾经将北部关押的南部犯人的遗体送回南边，南北两边没有建交，这些事都得由联合国维和警察去沟通协调。”
曾赴南苏丹的维和警队队长罗志勇也告诉南都记者，他在南苏丹的维和任务中，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是重要的一部分。另外还需负责平民保护、帮助推动实现交战双方的停火协议。
中国维和警察在海外发挥着外交官的作用，其优异表现曾获得海内外不少赞誉。中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曾称赞维和警察：“你们才是真正的大使。”
据了解，中国维和警察在执行维和任务中不仅切实保护着当地人的权益、创造和平的环境，同时国外的华人华侨也因为其存在感受到祖国的庇护。
中国维和警察吴强回忆，在科索沃执行任务时，曾遇到不法分子抢劫福建人在当地开的超市，吴强一人进入超市逼退不法分子保护了当地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吴强表示，由于中国维和警察入驻科索沃，保护当地中国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成为当地警察的自觉行动，一些财产受侵案件能如期告破，甚至昔日的经济纠纷案也能得到索赔。
随着这十几年维和行动的开展，中国的维和人员正用自己的行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吴强回忆，有一次在路上执行任务时遇到一队来势汹汹的武装分子，为首的大胡子走到面前看到他胸前的五星红旗，停了下来。吴强告诉他，自己是中国的维和警察，正在执行维和任务，请立即离开。大胡子听后，向他郑重鞠躬并带队返回了。后来吴强才得知，大胡子和他姐姐的白内障，是中国红十字医疗队的医生治好的。“我胸前的中国国旗救了我。”吴强事后感慨。
身在海外，文化差异总是无处不在。“我们的宗教信仰、文化风俗都不一样，工作生活中要尊重他们，也要让他们理解我们。一些人认为中国很落后，我就经常向他们讲述中国，解释中国。”赵毅说。早期执行维和任务时，赵毅还很难在国外见到中国人。近些年在路上执勤，他能时不时碰到一些中国人来要求合影，“他们很自豪”。
心声
维和不应是一次行动 而是我理想中热爱的事业
赵毅第一次执行维和任务时，儿子才4岁，现今儿子已经20岁了。由于时常要参与维和任务，妻子常埋怨他错过了孩子成长的诸多重要时刻，让他最难以释怀的是前些年离世的父母。
前几年执行维和任务时，姐姐告诉赵毅，母亲身体不好，让他抽空回来看看。等他到家，才发现接到姐姐电话当天，母亲已经过世了，几年后，父亲也在他外出工作期间过世，赵毅未来得及见上临终一面。
从第一次前往利比里亚任务区当基层维和警察，到第五次去塞浦路斯任务区总部成为中国警队队长，14年间的5次维和行动，6年海外维和生涯，成为维和警察对于赵毅而言，早已从偶然的一次人生选择演变成了终身事业。
“维和不应是一次行动，它是我理想中所热爱的事业。我也有家国情怀。回国后反倒有些不习惯，很想念在联合国当维和警察的日子。”赵毅说。
赵毅的故事，只是千余名中国维和警察生活的一个截面，
据了解，2000年以来，中国向东帝汶、波黑、海地、南苏丹等9个冲突后国家派遣维和警察2600多人次。
近年来，网络、贩毒、电信诈骗等犯罪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得针对国际执法警务人员的需求日渐增多，要求也越来越高。“既需要警察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又需要其政治可靠，业务精通，外语优秀。”赵毅介绍，以往多次维和行动培养锻炼了一批具备国际执法能力和经验的警察，积累了一批懂国际法且能与国际警务对接的人才，维和警察未来或为加强各国间警务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赵毅向南都记者提起，此前在乌干达执行维和任务时，自己曾偶然参加过一次猎狐行动，尝试了一次跨国合作抓捕。“一个涉嫌经济犯罪的商人逃亡到乌干达，我正好在乌干达上班，和当地警方配合，一起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际警察”也是赵毅的目标，谈到下一次还会不会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赵毅眼里闪着光：“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去。”
南都记者 蒋小天 程姝雯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