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文学评论家 周明全
作品《中国小说的文与脉》
周明全，青年批评家，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在《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评论文章近百篇，著有《隐藏的锋芒》《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中国小说的文与脉》四部。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
[ 授奖词 ]
周明全的文学批评，感情充沛，潇洒不羁，放胆为文，直白其心，而他又有格物穷理、小心求证的执着与耐心。《中国小说的文与脉》在古今、中西的对照中，重申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辨析当代文学的优长与不足，也探寻写作多维度的价值与意义。他的论辩，貌似复古，实为开新，始终保持锋芒。如何实现传统、学问与生命的相互照明，往深邃阔大处前行，周明全有其独特的取径。
南都：祝贺获奖，是什么促使你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
周明全：谢谢，此刻我唯有感激。如今我的同辈批评家基本上都是名校毕业的博士，相较他们名校、名师的背景，我只能算是批评界的“野狐禅”“游牧者”。当年高考成绩远超本科线，最终却流落到一所地方院校学绘画，大学生活也没能消磨掉失败给我内心造成的阴影。搞文学批评并获奖，让我回顾起来，既真实又虚幻。2006年夏天，无意中看到老村的自传体随笔《吾命如此》，老村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个人艰难的成长史、自己的小说美学，以及自己的长篇《骚土》被忽视、被埋没的痛苦。那种底层的色彩与我内心的失败感意外重合，从此我将老村视为知己，失败者只有在失败者那里才能得到精神的安慰。虽然，后来读遍了陈思和先生的著作，先生对我也指教颇多，关爱有加，为文为人，都深受先生影响，然而从文学启蒙来说，我最初从事文学批评，是从阅读《吾命如此》开始的，老村给了我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情绪、有对抗、有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执着和探寻，有在命运无情戏弄下生命的坚韧和坚守。
南都：后来您以批评家为对象介入文学批评领域，主编的“80后批评家文丛”被视为吹响了80后文学评论家的集结号。当时策划这套书的动机和缘起是什么？
周明全：批评家的成长周期相对较长，作家凭借才情、机遇能很早出道，但批评家，必须经过长时间严格的学术训练。当80后作家在2000年后就相继出道时，80后批评家还在高校苦读。2013年3月，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颁奖会上，部分参会者惊呼80后批评家的缺席。一代学者的“缺席”被媒体放大后，作为出版人，我想若能出版一套以80后批评家为主体的文丛，一来能回应80后批评家并未缺席，二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助推80后批评家的成长。2013年底，“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八本正式出版。青年批评家张元珂在《80后评家群形成过程中的“北馆南社”事件》一文中认为，80后评家群的形成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机制，另一个就是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80后批评家文丛”。“北馆南社”分别在北方和南方联手培养、推出80后批评家，形成了南北互动态势，使得几年前还处于潜隐状态的80后文学群体，快速地浮现于当下文学现场的前沿。
南都：你的批评语言也为当下评论界带来了一股鲜活的气息。在评论的语言上你是不是有着自觉的追求？
周明全：我个人觉得，学术体和有美感的文体两者并不是相抵触的。我们看陈思和、孙郁、李敬泽、胡河清、郜元宝、张新颖、谢有顺、黄德海的评论文章，从来就没觉得学术和美感的分裂。真正优秀的批评家，一定能找到一种既能承载自己学术发现又能体现自己思考的语言，最终将自己的理论创见和文体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写得生涩难懂的评论文章，多半是评论者自己对文学没有新的发现，或者只是为考核所需的无奈之举。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规矩，之前也有散文写作的经历，这使得我很在乎语言的表达。
南都：从你的观察出发，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的趣味与视野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周明全：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折射，文学批评的气质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明显是政治导向型的；读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可以感觉到昂扬的、开放的气质。那时的文学批评较之过去更加注重批评方法，并常常和对时代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套用一句话，可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和批评家的产出机制有关，今天的批评家大多是“宁静的学者”。他们普遍受英美新批评派文本细读的影响，更关注文本本身。我觉得八十年代以来和当下的文学批评各有利弊，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有时缺少对文学本身的思考，有的流于空疏；现在的文学批评往往过多着眼于文本分析，有时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南都：你认为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周明全：八十年代前，批评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比如以周扬、冯牧为代表的第三代、第四代批评家大多数都是党的文艺干部，他们的批评与阐释党的文艺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具有较大的权威话语权。自1985年后，批评转入学院后，批评家指导创作的功能丧失了。尤其是随着复旦大学、北师大、南京大学等创意写作大量的硕士，甚至博士毕业后，已经出现了“学院派作家”了，批评家和作家的知识结构没有太大的差异，批评家已经没有学术优势了。在这个时代，批评家只能是作家的朋友，只能与作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共同感受当下生活，共同去建构当下文学的审美维度。
南都：有些你“偏爱”的作家似乎世俗名声并不大，对此你怎么看？
周明全：你说的是老村吧。如果按当下的文学名望来个排序，前三百人里也似乎很难找到他的名字。然而老村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骚土》既平静又朴拙的叙述里，那种浑然天成的艺术之美，直接影响和启发了我对传统小说美学的研究。另外，现在一线的作家，无论写什么，身后总是有一堆批评家发声，热闹非凡。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所以，更愿意去关注那些沉浸在自己艺术里的作家。几年前，我读到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在一个巨大的垃圾场里去翻检去读书，似乎也是我向往的境界。
南都：你对文学批评家在整个文化界中发挥的作用，它的责任和使命有没有过思考？
周明全：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命题，或者说，批评也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我个人觉得，批评家不是高高在上的评判者，而是一个好的读者，和别的读者交流或者给作者一些反馈，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甚至催生出更好的作品。从这条道路出发，对现在的我而言，埋下头来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小说传统或许更有意义。近百年来，学习、模仿西方小说，尤其是西方现代派小说，是我们现代小说启蒙的一个重要课题，甚至对于中国当代小说写作，这样的启蒙都仍然极为重要。这是全球化时代，小说写作也不例外，离开对世界小说的了解、学习，甚至模仿，怎么可能具有小说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呢？然而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仅仅学习西方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小说传统。莫言、格非等当代小说家取得的成就，跟他们回归中国小说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没有一个作家是丢掉传统，依靠学习他者而成为伟大的作家的。
周明全获奖感言
陈思和先生说：“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感谢主办方和评委，把“2020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这个重要的荣誉授予我，给予我在文学研究之路上一个巨大的精神鼓励和情感关怀。
做文学批评，于我几乎像恋爱一般。回想三十岁前后那几年，总感觉个人的渺小与卑微，正是那段混沌与不安的时期，我在阅读里安顿了自己。近年，我专注于中国古典小说阅读，与以往阅读体验相比，这让我感受到一些特别的东西：这些老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让我穿越时代的尘埃，仿佛进入时间，进入时间里的写作现场。在那一个个和当下相隔久远的写作现场里，我看到当时的一位位写作者，他们在各自的作坊里就像汉语的工匠，对自己的“手艺”无比用心，孜孜矻矻地斟酌每个字、每句话，孤独而卓绝地精心制作着自己的语言工艺品，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奋力开拓着一门后来叫作“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
用学术的说法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在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审美风格特征。而这些特征，和西方源自史诗的小说传统判然有别。晚清年间，西学东渐潮流加速，小说艺术亦如此，自民初的翻译大潮、“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百年间，中国小说的写作者们，大都以向西方小说学习为要务，对西方小说技艺尤其是对西方小说现代性的学习，灌注了巨大激情。这种学习的激情，如今依旧延续在当下中国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中。而在这种学习借鉴中，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传统、美学特质，这门如此精致、高级甚或伟大的“手艺”却被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了，它的高贵传统，只能在极少数的优秀写作中得以存续。
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中，我切身感受到，古典时代的中国小说家从不玩弄那种故作深沉，让人看不懂的东西，而是从看似简明的叙述里，隐藏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内涵。这种内涵，得之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早熟，让我们古老的小说先辈形成了深具东方和中国特质的对世界和人生的独特领悟方式和表达特点。而这些，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特质。这种特质，在我看来直指人心，简单而博大，而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小说美学的极高境界。
这种美学境界，我把它理解为一种深邃的混沌之美，它含而不露地写世界和人生的混沌状态，却包含有人生最深沉的智慧和最美好的情感。这种独具东方和中国特质的混沌之美，画家黄宾虹先生将其称之为“内美”。在我的阅读感受中，从《山海经》到唐宋传奇、明清笔记，四大古典名著等等，几乎都呈现出这种名之为“内美”的美学大气象。我想，在当下的中国小说写作中，这种“内美”不能缺席，一部小说作品假如能将这种“内美”和当代小说美学融为一体，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理当期待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作为一位批评家，我也愿为这样的作家和作品鼓舞与欢呼而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