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诗人 宋琳
作品《宋琳诗选》
宋琳，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移居法国，2003年以来受聘于国内大学执教文学，现居大理。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门厅》、《断片与骊歌》(中法)、《雪夜访戴》、《口信》、《宋琳诗选》、《星期天的麻雀》(中英)等；随笔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俄尔甫斯回头》。《今天》文学杂志的编辑。曾获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上海文学》奖等。
[ 授奖词 ]
宋琳的诗歌一直植根于现实与现代性的探索，对现代城市的深入体验为他的诗歌开辟了一条区别于传统自然及乡村经验的道路。其诗气息纯正，厚实、沉稳、明润，同时飘荡着恍惚的不安，雅致而敏锐；在对自由人格的寻找中他再造了新的自我。《宋琳诗选》写作跨度三十多年，较全面地展现了诗人的技艺、记忆与才华，它是诗人对历史、社会、生命真实秘密的发现，也是静谧中的深邃冥想。
南都：你是夏雨诗社的创办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华东师大校园里，诗歌是广泛受到推崇和喜爱的吗？诗社中发生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轶事？
宋琳：不仅华东师大，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诗歌都很活跃，有学者认为存在着“诗歌崇拜”，我觉得这么说并不为过。人们喜欢轶事，于是难免在传播中夸大喜剧的成分。在《致青春与诗》这本纪念集里，“雨人”们（我私下称当年的朋友）的回忆都很动情、有趣，要知道，夏雨诗社可是制造轶事的大本营，有许多可以写入“新世说”。张建华有言：“自由，就是夏雨精神。”诗人的生活方式是不能苟同于世俗的。去国前夕，朋友们用巧计为我举办朗诵会送行，居然成功了，仿佛得了死亡诗社的真传，让我非常感动，细节这里就按下不表了。
南都：80年代正是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的年代，夏雨同仁们当时受到哪些西方思潮或诗人的影响？在“第三代”诗歌运动当中，夏雨诗社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宋琳：因为各种思潮同时涌入，译介应接不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籍，很难说单一的影响。就我自己而言，因与翻译家裘小龙是朋友，较早接触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而对俄国形式主义和瓦雷里的“纯诗”观念也很感兴趣，还写了论文。我说过，博尔赫斯曾经是我们的年度君主，惠特曼也被诗社同人广泛地喜爱。我在旧书店淘到一本《桑戈尔诗选》，爱不释手，有些诗都能背诵。
夏雨诗社属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支，与第三代诗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它存在的十多年里产生过好几位优秀的诗人，历届也都有诗人写出好诗在坊间流传。像师涛这样的诗人，经受过磨难，创作甚丰且诗风硬朗，一直自隐无名，他和张文质、吕约等可以代表夏雨诗社的成就。
南都：你在诗集序言里提到，如果说夏雨诗社有自己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辛笛和施蛰存。请谈谈这两位诗人对诗社、对你个人写作的影响。
宋琳：辛笛先生是夏雨诗社的顾问，对青年人极为热情、包容，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受到感染，我于是常有机会向他请益。他的成名作《航》写于1934年在清华大学就读时期，堪称现代诗史中的杰作。“风帆吻着暗色的水/有如黑蝶与白蝶”，一种明净、悠远的美，非高手不能出此境界。他总是谈艾略特、奥登、李商隐，在他看来，古典与现代并不矛盾，将二者结合是新诗的方向，他正是这样实践的。另外，他的诗也不乏现实感，写于1948年的《风景》即体现了求真这一维度，而形式上并未让步。痖弦称他为“纯正诗流”的代表，是的！纯正、宛转的诗风一直以来都是我所向往的。
施蛰存先生虽然是我的老师，却并未给我这一届上过课。我们一进校就听闻不少他的故事。施先生多才多艺，而他的诗，尽管我读到的仅十数首，比起戴望舒的诗亦毫不逊色，甚至更凄美动人、更难索解。他主张诗应“仿佛得之”，即诗对读者是有要求的，可见他也属于现代的温李派。他的诗学观念对我和夏雨同人是颇有影响的。
南都：在夏雨诗社之后，您的诗歌写作经历了哪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宋琳：有批评家认为我1991年去国之后的诗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更加节制和注重观看，我想这多少是孤独净化的作用吧；从千禧年开始，我诗中吸收了更多的自传性因素，自以为更具历史感，或许可视为又一个变化；2012年以后，我主要居住在大理，诗歌带有隐逸倾向。总的来说，我一直在谋求不重复自己，避免过于风格化，然而又迷信地承认，一生不过在写着同一首诗。
南都：从1991年起你移居法国，后来又在新加坡、阿根廷等国家留居。海外旅居的经验对你的写作有何助益？你对诗歌的“现代性”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宋琳：在《域外写作的精神分析》这篇访谈中我回答了张辉先生的十一个问题，涉及身份和母语意识；旅居对诗歌观念、主题之影响；国际风格与本土风格等。我谈到无归宿感的心理现实与自我幽灵化的灰色调表现，域外的孤独使写作成为自我招魂的仪式。另一方面，远离国土为我提供了重审母语的机会，当母语在外语环境中不再是有用的，反而更适合于诗歌，也就是说，更可自适或自况了。“现代性”就像一个符咒，累代诗人都在思考，我也一样。其实它是一个悖论，并非越晚近就越现代，它不是时间的一个矢量，很可能是循环的；源头从未消逝，只是隐而不见。相对于趋前的现代性，还有一种向后的、回溯的现代性。我们亦不能简单地以复古论之。
南都：你近年来的不少诗作以自然山水为对象，并专门写过一组《对一个地区的演绎》。你是否在通过“山水”的媒介，完成当代汉语诗歌与古典诗歌传统的接续？
宋琳：山水诗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所在，所谓隐逸不就是回归和亲近自然吗？山水是有灵魂的，模山范水乃是在语言中重铸灵魂，而当代诗与山水似乎颇为隔膜，反而在优秀的西方诗歌中我能感受到那种自然的呼吸。也许是我们忘本？你说的接续首先是一种态度，而从整体上去理解和认识古人之大体恐怕才有可能开始再造的工作。
南都：你是《今天》文学杂志诗歌编辑，《读诗》和《当代国际诗坛》编委。请从诗歌编辑的角度，谈谈你所见的当代汉语诗坛的现状。
宋琳：就我有限的了解，当代诗还是很活跃的，尤其是年轻诗人的写作比较沉潜和稳定，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有明显的区别，一种新的语言正在被发明，只是前辈太耀眼了，多少受到遮蔽。诗艺是不可穷尽的，是终生的事业，寂寞未尝不是好事，我寄望新一代超越我们！我尊敬的同代人产生了分化，……究竟是什么导致那种衰败？是成功吗？我不得而知。
南都：你提到“写诗需要天赋，也需要同伴的刺激、竞争和反馈”，你怎么看待自己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以及同伴的刺激、竞争和反馈给你带来哪些突破和惊喜？
宋琳：有意思的问题。我的诗人同伴中，吕德安、张枣、陈东东、朱朱都是天赋很高的（不算北岛、多多那一代人），他们的写作经常给我刺激，而我的某一首诗若被他们认可，就颇有成就感。年轻时代的张小波也展露出高才华，可惜他后来不写了（至于我的立场跟他有分歧，那是另一回事）。天赋有待自我发现，我觉得我并非天才型的诗人，我只是有点懒散。
南都：是什么使你一直行走在诗歌写作的道途？做一名诗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宋琳：我还在写着，既是惯性使然，也出自需要，还有对自己的不满。下一首诗总是未知的、不确定的，因此充满诱惑。亏欠感也是一种内驱力，写诗有时是对世界的报答，得到很多，无以回报，能献上的只有语言之花。被称作诗人是多大的荣耀！而在历代伟大的诗人面前，我又怎敢骄矜呢？
宋琳获奖感言
这个名为“南方文学盛典”的仪式，不禁使我想到它特别的意味。南方在古代史乘中一直等同于野蛮之地，我们都知道“南蛮”这个词的轻蔑含义，这是一种中原和北方中心主义话语的霸道。而在世俗的偏见中，南方人也常被误以为气质柔弱，好享受，“终日群居，言不及义”，作为南方人，我承认这的确是部分的事实。但南方的抵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便可见出其精神，或许在炎帝部族北伐的神话传说中就已经孕育了不屈服的种子。
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回答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中庸·第十章》)宽容、温柔、大度恰恰代表了南方精神。大抵北人广博，南人精深，支道林打过一个机趣的比方：“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晋衣冠南渡，禅南北分宗；王朝更替之际，士人多蛰居南方，著书以续文明的薪火，盖南方地缘适合于藏器俟时。当代诗亦有南北分野，朦胧诗人多属北方，第三代诗人则以南方为主。第三代以降，南方诗歌更加有活力，也更加多样化了。后来，钟鸣著文论南方诗歌，陈东东办《南方诗誌》，柏桦编江南诗选，广东诗人黄礼孩等首倡地域性写作，这些都为广义的南方文化复兴发挥了推动作用。
我曾在一则随笔中写道：“南方诗歌并非地域志或人种志的概念，而主要是一种在抒情方式上使自身与权力话语区别开来的气质，其中优秀的部分尽管也是规范的普通话写作，却排斥语气咄咄逼人的‘京腔’以及油滑的口语。在我看来，南方诗歌及其成就较高的江南诗歌，气质上更接近于古代的隐逸诗，也许并非偶然，它与权力话语中心偏离的语言姿态恰恰在另一向度——垂直的向度上——与中断的传统相衔接，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诗经》和《楚辞》甚至更早的时代。”近年因写《<山海经>传》，对诗歌与神话的关系有一些思索。《楚辞》是先秦南方诗歌的总集，《山海经》也产生于南方楚地，“子不语”或“缙绅先生难言之”的上古神话恰在南方民间大为流传。《天问》《九歌》与周人“敬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的正统观念大相径庭，北方尊王的礼教次序被屈原的神话书写推翻了，还原了初始的天帝众神的次序。南方之盛产神话与风俗之纯有关，诗歌若不能“怀其旧俗”则无以“达于事变”。当代诗人如欲创造出新世纪的新神话，只有解放心灵的奴役，识破景观的骗术，忠实于真实感受，勇敢地通过自由书写去捍卫诗歌正义，舍此则无他途。
得知我被授予南方文学盛典年度诗人奖，与以往每次得奖一样，我既感激又不安。我近四十年的诗歌写作得到同行的认可，能不鼓之舞之？但我也深知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做一个诗人并不轻松，每一代诗人都得重新描绘大地的形象，为沉默的大多数立言，增添母语的光荣，意识到这一点，我似乎明白古之闻天命者之所为了。
